郭泉：民主先声（13~17）

【大纪元11月27日讯】郭泉：民主先声13：汉族人，亮出你的汉服，或空空荡荡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时候，我们在所有的现代文明旁边都看到了一个影子，这让我们汉族人感到困惑，这个影子就是和所有最现代的文明站在一起的各民族服装。

如果你去日本你会看到最现代科技的旁边是和服，如果你去英国，你会看到最激烈的比赛旁边是格子裙（基尔特裙），如果你去美国，你会看到“民族熔炉”的美国，各民族在本民族的重大节庆日，都穿出了本民族服装。

没有去过美国的朋友，会以为牛仔裤是美国的民族服装，其实，牛仔裤只是美国数百个民族的工作服而已。美国是由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你可以看到所有民族的民族服装，但是，汉族除外。

很多中国人想到民族服装，马上会第一个想到“和服”，其实和服完全得益于汉服。日本在向中国学习之前的服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无从查考。有人说日本人接触到中国之前没有衣服，我认为，这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想，那也就是几片麻布一样的东西吧。和服，其实是唐代汉服的一种，后来在日本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例如，衣带后置，衣缘另色等。但是和服的基本元素与汉服完全相同，例如，交领、右衽、宽袖等等。我认为和服一直被日本的“和”民族穿着，完全是因为日本的和服传统没有丢弃的结果。

而汉族在1644年，被满族用马褂旗袍强制替换，史称“剃发易服”。推翻满清以后，民国时期，孙先生曾设想“五族共和”，但并未涉及民族服装，相反却弄出了以日本学生服为样本的“中山装”。这样，至今，汉民族大约400年没有本民族服装了。

我们在推广汉服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人会说，时代进步了我们还要穿古代的衣服干什么？

全世界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服装，惟独汉族没有。“两会”期间，55个民族的代表都穿本民族礼服隆重出席会议，只有汉族代表穿西服或其他服装。

我们应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服装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识之一。汉族丢弃这个重要标识是不对的。更何况当初也不是汉族人自愿丢弃的。汉服不是自然消亡的事物，汉服是被人为的扼杀的。全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服装，向我们揭示了民族服装是不会被自然淘汰的真理，除非这个民族消亡。

我们在推广汉服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人会说，汉服穿起来工作、学习不方便。他们还说，古人没有自行车、摩托车，他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古人穿汉服是应该的，现代人穿汉服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他们没有。但是我们汉族人穿着汉服建立了无数世界著名的功勋，我们的汉族先贤们穿着汉服饱读诗书。

是的，他们没有现代科技的一切享受，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汉服，并无反对现代服装的意思。只是认为，汉族应该在重大节庆日上穿本民族礼服而已，当然，如果有汉族人不愿意穿本民族服装，也无所谓，毕竟，这是个自由的时代，任何人都有穿这样或那样服装的自由。但是，我们作为推广者，我们先穿。

另外，我们也不提倡汉族人在任何时候都穿汉服。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有人在任何时候都穿。我们认为，汉服作为礼服，是最能代表汉族的外在民族标识。日常生活，汉族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服装。当然，其他汉族人选择任何服装做礼服也无所谓的，只是我们选择汉服做礼服而已。

也许会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是在做汉服秀。是的，我们是在秀。我们不仅要秀出汉服，更要秀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秀出我们的一颗热爱本民族的拳拳之心。

我们秀了，我们就会贴出我们的照片。喜欢看的人，就看，不喜欢看的人，就不看。当然喜欢用恶毒话语诅咒汉服的，就骂吧。

无论大家是什么态度，我们都不在乎。毕竟这是个自由的时代，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汉族人，亮出你的汉服，或空空荡荡。

郭泉：民主先声1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终点是狼外婆的血盆大口

小红帽离开了妈妈去外婆家，一路走在笔直的大路上，大灰狼无法下手，于是，大灰狼在骗取小红帽的外婆家的地址后，绕近路到了外婆家。小红帽到外婆家以后，也就到了大灰狼的肚子里。

反观中国的产权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的产权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是从不搞“起点公平”以及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的。

我们被灌输的教育是，不搞“起点公平”，要搞“终点公平”。那么，什么叫“终点公平”呢？也就是说终点公平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即，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先集中送给少数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等把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改革到少数人手中以后，立刻搞了个《物权法》，用法律形式把欺诈到手的公有资产锁定为少数私人的合法财产，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终点不是外婆家，而是大灰狼的血盆大口，但是一切都晚了。

小红帽很幸运地还有老猎人及时从狼肚子里救出了小红帽，最后消灭了大灰狼。可是中国人民呢？谁来救中国人民？

郭泉：民主先声15：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都死绝了吗？

相传，知识份子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但是这在中国却成了例外。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运动”敲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骨，之后更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本该是无产阶级大革“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现在的腐败分子）的命的，结果却成了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

于是，彼时的知识份子的社会良心不象此时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镣铐枷死了。

但是，虽然他们被杀，被打，然而他们对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毕竟是先贤传下来的精神道统，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仍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

“后文革时代”，在新型集权政治的裂缝里，长出了一片葱绿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后文革时期”看上去已日趋驯良的专制巨兽，竟以最凶残的暴力方式猝然终结了这个时代。至今，钢铁履带依然辗压着中国人的中枢神经。

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份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更有甚者，一些“知识份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韩德强，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駡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其实，后极权时代知识份子的失语症，归根到底来自对专制主义的原始恐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共知识份子一生的奋斗目标的著名诗歌，虽然在中国也家喻户晓。但是，中国知识份子有几人能读懂的呢？

郭泉：民主先声16：中国知识份子正在从“为天地立心”快速地沦落为“学干禄”

张载认为中国士人的生命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曾几何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开始堕落，堕落成要么皆“学干禄”（《论语·为政》），要么噤若寒蝉。

首先，我们来谈谈知识份子噤若寒蝉的问题。50年前，所谓“右派”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说了几句“反对集权，要求民主”的话，而且是受“引蛇出洞”、“阴谋”的诱导，结果怎样？55万优秀的知识份子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57年，成了中国知识份子挥不去的心理阴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半个世纪过去了，阴影仍在，井绳尤存！利剑高悬，心有余悸。

90年代起，中国对知识份子的物质待遇作了很多调整，评定职称、提高薪酬、附加各种津贴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内部价格售房、医疗、用车或用车津贴……总之，中国作为森严的等级社会，也让知识份子分一杯羹，部分地进入这个等级体制之内。当然，仅限于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胆敢拂政权逆鳞的，则扫地出门，若论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后手段，首先是让你“不称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国大陆这非驴非马的半截子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生活的压力，致令“君子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道统发生了蜕变。

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愿意去“学干禄”的，但是他们也不再敢于言论自由了，最多只能“道路以目”。李银河的“封嘴”决定、沙叶新的“妥协”感叹，皆是如此。

其次，我们谈谈当代中国文人皆“学干禄”的事情。自古以来，科举制取“仕”与无可奈何下的归“隐”，就开始存在一个体制内外的问题，体制内“居庙堂之高”，体制外“处江湖之远”。无论体制内外，张载认为，中国知识份子皆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西方的“高薪养廉”到了中国却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人文景观，即“高薪养奴”。于是人们便得睹奇观，一些“知识份子人渣”迅速泛起，89年之后曾名噪一时的何新，已非万人唾駡的单独例子。他们成为极权主义的家臣和食客后，便开始了对知识份子同类的倾轧。例如，有民间学者提出“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并撰文登载于《南方周末》，旋即遭《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张挞伐，指斥为“挑拨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此篇大批判檄文还受到该报嘉奖，列为年度“获奖”之文。

这些已经主动被豢养的知识奴隶，严格来说他们不能被算作知识份子。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卑劣的奴性言说吧。他们认为批判当权者的异议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甚至鼓吹把异议人士都流放国外去当“活烈士”。为了推卸良心的重压，他们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却要去矮化比他们高大的人，把尺规的刻度拉下来，于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了。例如讪笑政治异议者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爱国教”的信徒，许多自称思想独立的士人也作此语，以安抚自己蒙垢的良知与沉滞的心脉。

当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沦为豢养的朝廷鹰犬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变成了为“为极权立心，为俸禄立命”了。

郭泉：民主先声17：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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