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认为，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尊重，但也不是重复，更不是打倒，而是重要的参照。他非常看重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这种独特的审美。“进入意境就进入我的创作中。” 西方绘画非常讲究光源，他把西方光的观念引用到水墨画中，捕捉内心的心像，“在内心、在梦境中，都有一种光的感觉，性灵所在，无处不发光。”

他的画简洁洗炼地表现内省冥想的世界，天人感应，生命的困境和孤独。充满诗意和禅味儿。

你我他，三个不同的角度认识自我

八十年代初，大陆当局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高行健的作品遭批判查禁，当他得知将被送入劳改营时，便逃离北京，在长江流域漫游了十个月。他深入原始森林、人迹罕至的地区，有时走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走着走着，自己开始跟内心的声音说话。讲话的对手变成了“你”，这种形态走到更远，就变成了“他”。在小说《灵山》中，高行健以你我他，三个不同的人称来描绘主人翁。

高行健的作品:潇洒(画廊网页)

他说:“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有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那种盲目的自恋就开始销减，那种内心的混乱、妄念就开始销减，对自我认识越来越清楚。”

人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包括各种妄念，怎么办？放下！放不下也得放下。用慧能的话叫“明心见性”。

三个人称的意识在绘画中也有体现，是主观性很强，还是中性的客观？高行健讲，他的方法是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另一只眼——“第三只眼” 审视静观。

冷静的观察者和良心

暴君和牺牲品，上个世纪见的太多了。高行健认为，知识份子、作家首先要争取思想的自由，赢得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但社会或政治或权势，到处都要扼杀这种自由。作家要保持自由，首先要自救，要成就他自己。既不做政治权利的工具，也不做政治的牺牲品。

他说：“作家的身份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一个烈士。更好的作用，更恰当的能承担的作用，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摆脱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的压迫，冷静独立地观察社会变化，还得去掉各种妄念，冷静地观察自己，唤醒清醒的意识，摆脱各种现实的利害关系，达到一种良心……对这个事件，也对人、自我做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1989年“六四”后，高行健在海外宣布退党，并写了以天安门屠杀为题材的戏剧《逃亡》。大陆当局公开点名批判，开除公职，查封他的住房，所有作品被禁。他对中共那套体制彻底反感，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故土。

流亡写作使高行健摆脱了滥施淫威的政权重压，冷锐超然地反思，脱颖而出。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

超越新加坡

郭建超馆长问他，您这两天讲我们应该超越新加坡，是什么意思？高行健笑道，新加坡文化界的朋友很多，他们对这个问题思考很深，我的观察应该说是非常肤浅的，但不妨提出一些看法。

新加坡是最小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主义很难有生存的余地。新加坡处在历史的、地理的、传统的、东西方文化、跨国文化的交点上，因此，在这个交汇点上应最具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这也是新加坡的有利条件。

他提到本地宗教和谐，“这是知识界、文化界，包括新加坡政府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下，自然是应有超越的文化艺术。”

郭建超馆长说，超越文化，不是为了颠覆、挑战文化。看了高老师捐赠给美术馆的《昼与夜》，体会到什么是自我，什么是自由。让我们超越新加坡。(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