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迎来“公开信时代”的挑战

【大纪元11月15日讯】如何理解中共十七大后中国的政治形势？上周的媒体可以给人以很大启示。我相信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都可能像我一样，一周之中两次从同一个思想者得到强烈的震撼。这个人，就是人称民间思想家的王康。

虽然近年来王康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但真正把他带到中国舆论舞台中心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唤起的历史思考。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以“救赎、悲剧与启示”的醒目标题，发表了王康关于俄国革命的长文。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体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俄国革命最新的理解与反思。文章深刻地指出十月革命源于“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无论贵族还是贫民知识份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但是，俄国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一方面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同时又再度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

在王康看来，十月革命出人意料地收场，也给俄罗斯和全人类以珍贵的启示，十月革命“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被严重变形，被手段取代，但是并没有被完全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后的监视器和防波堤，它从暴力、谎言和鲜血中拯救下来的救赎精神和道德遗产，已经并继续成为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新基础”。

这一结论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因效仿俄国革命而获得政权的中共，究竟从十月革命的意外收场中得到何种启示呢？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突出强调的一个政治资讯，就是要坚持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这是否说明中共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崇高承诺，也如同十月革命的历史承诺那样，仍然制约着中共的选择呢，还是说明中共的领导人真正坚持的只不过是史达林和毛泽东版的社会主义，将不择手段地维持一党专制？

胡锦涛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地面对过这个问题，他有意地保持着一种“战略性的模糊”，以便把这个难题留给继任者。但是，他真的能在任期内回避这个问题吗？现在看来很难，因为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王康所说的“公开信时代”。在凤凰卫视的讲坛上，王康讲述了俄罗斯历史上前赴后继，形形色色的知识份子公开信，他把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公开信出现的政治时代，称之为“公开信时代”。公开信时代的实质，就是老百姓和平民已经不能接受统治者以旧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也越来越不满意统治者的改革步伐。于是，一些文人以打破常规的沟通方式，激发社会对现状的自觉和不满。

十七大一结束，就出现了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立即引起连锁反应。中共虽然能够在网上实现一定的控制，但是，在各种媒体上，中国的知识份子都在以各种方式，传达类似“公开信”的资讯。王康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不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公开信之一。

打开周日的“南方都市报”，整个第二版，从社论、街谈到来论，三个栏目无一不剑指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社论批评的是政府调整法定节假日，取消黄金周的决策过程，在征求民意方面的虚伪，“街谈”则批评政府保护网路服务的垄断，“来论”则涉及北京迁都之议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

这些借题发挥的议论与政治公开信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不可能改变当权者的行为，却能够有效地加深知识份子和民众对现状的幻灭感。中共当权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虽能封锁正式的公开信，却无法阻止“公开信时代”到来的挑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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