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 教育“大跃进”的危机

【大纪元10月27日讯】【按：全能政府干事情，基本都是以大跃进方式。轮到专制全能政府，怎么能不更加疯狂呢？自由市场也有波动，但是想体验大跃进的刺激，还是要靠不受制约的权力。正所谓“过把瘾就死”。】

1999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2006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是1998年108万人的5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最近，教育部欣喜地告诉大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又是一个赶超的伟大成就。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支配中国人心灵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赶超”。

凭心而论，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发展，都必然是跨越式的。英国人几百年才搞成的宪政制度，美国人几十年就搞成了。美国人几十年研究摸索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工艺，苏联人几年就掌握了。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后发国家的政府多么聪明，而主要是因为，后发国家只要不是愚蠢地对外部世界封闭，那自然地可以享有后发优势：他们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先进国家用了巨大代价才发现、创造的知识、技术、工艺、组织、规则及制度。因此，只要这些后发国家的制度稍微上了轨道，就会自然地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景象。

不过，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早就谈论过“后发劣势”现象。后发国家往往只注意到促进经济增长、国家强大的直接因素，而看不到那些间接、但却更为基础的制度性因素。比如，后发国家更多地是学习技术，以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技术，而忽略了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发达国家所处的阶段通常也会致力于解决某些与基础性制度无关的问题，而学习心切的后发国家很可能也主要学习这些。比如，今天美国人主要讨论的是劳动就业中的隐性歧视问题，但如果中国也把这一点作为立法重点，就谬以千里，因为，中国显性的、法律上的歧视还所在多有。

在中国，人们对于自然的跨越式发展也不耐烦，而持之以恒地追求国家主导的赶超战略。有了这个因素，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似乎就更为引人注目了，而变成了赶超式的超常规发展。赶超式的经济增长方面已经有人用“奇迹”来形容了，大学扩招，用短短数年时间，走完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当然也是一个奇迹。

但是，从哲学上说，只有神能够创造奇迹，人没有创造奇迹的能力，任何人把自己的成绩夸大为奇迹，最终都会被证明只是一个泡沫而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超式发展之结果是进两步退一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一步。中国的经济就经历了最初若干年的超常规增长之后，便陷入停滞，结果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的增长表现可能是东亚最差的。目前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可能已经接近了临界点。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寻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至于大学超常规发展的恶果，在教育部向公众报告喜讯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就业难，随着扩招学生源源不断地涌入就业市场，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势将会日趋严峻。而一旦经济增长稍有放缓，如此淤积的未就业及就业不稳定大学毕业生，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不是大学自然发育的结果，而是政府揠苗助长的产物。因而，大学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行政权力在大学中扩张的过程。可以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不仅没有向着学术自治的方向改革，反而向着行政化的方向倒退。大学超常规扩张依赖政府的大量投入，而由于政府没有改变国家与大学关系的理念，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因而，政府投入伴随政府的控制权，肆无忌惮地侵入大学的每个角落。

这种行政化对大学学术生态的破坏、对大学人文精神的侵蚀是致命的。大学生人数超常规增长自然也使大学师生关系急剧疏离，而缺乏了那种密切关系，大学也就丧失了其塑造学生心灵的功能。

同时，各国大学都会经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精英的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过于急遽，必然导致精英的断裂及精英的粗鄙化。这两种现象，在当下中国都可以清晰看到。大学已经沦为商业企业，而根本无力充当社会精神中坚的天然职责，因为大学已经没有精英了，也不再培养精英了。

因此，别再把超常规发展的业绩当成伟大成就来宣传了。执政党已经在考虑如何通过调整执政理念及政策，使经济增长恢复正常。则现在，如何防止大学超常规发展的恶果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教育、学术、乃至文化、社会灾难，恐怕才是明智的人要考虑的问题。

－－原载：《秋风Blog》，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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