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与中国政局：人事与内政走向(2)

【大纪元10月18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 联结收看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一下伍凡先生。伍凡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很多人都觉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好像是一种很正常的复兴之路，那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也符合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您觉得他有可能实现吗？

伍凡：我看它是个空话，为什么？刚才陈破空先生讲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要建立他历史的地位。从一个更实用的角度讲，他已经看到，现在在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路线走下去，走到目前，中国经济表面上搞得火红热烈，可是搞得是乱七八糟。

为什么？你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好，你高消耗、高能源、低效率，这样的模式根本不能持久下去。要从实用的角度讲，这个模式要改变过来，把高消耗、把低效率的生产模式改变掉，是这时候的想法。可是中共为什么能走出这条路？因为所有的地方上的党官员都想要发财、都想要钱，他根本不管你经济发展模式，他早就是那么个结果。现在你共产党上面要改过来，下面的地方官员能听你的吗？

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这个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是吗？

伍凡：对！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和那个腐败相对冲的。你要想搞腐败，你就不要搞科学发展观。

主持人：好，谢谢伍凡先生，我们一会儿再回来。那先接一个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华盛顿DC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张先生：你好。你刚才讲那个...，应该要伦理嘛！你讲民主，民主它有科学，但是没有伦理的话，那科学是枉然、民主也是枉然。

主持人：你觉得科学也可以违背伦理是吗？

张先生：对。没有伦理没有一切，那我们发现我们跟很多大陆的朋友来往，我觉得他们欠缺的就是伦理。

主持人：好的，那谢谢张先生。

章天亮：我想讲一下，胡锦涛在讲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他实际上是对江泽民的一种否定，他在不动声色的否定江泽民。因为江泽民时代是狂热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时代，当初有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官方要编造（数据）。

后来枪毙了一个人，安徽省副省长叫王怀忠吧；阜阳一个地方官自己随手拿笔写去年GDP增长26％，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长，这叫“官出数字”；同时，“数字出官”是你编造一个好的GDP然后你就可以升官。这个江泽民时代的一个做法。

那么胡锦涛的话，他在上了台以后，他当时比如说领着人学习宪法，因为他都是针对江泽民垂帘听政去做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针对江泽民的GDP片面增长提出来的；和谐社会是针对江泽民在那儿血腥镇压等等。

我们不知道胡锦涛他本人是怎么想的，但是他在为否定江的过程中，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些修正。

主持人：那反过来他也可能是不得已，因为江泽民留下来一大堆烂摊子，他不得不找这些方法来对付。

章天亮：他如果想维持下去的话，那么他总得要想一些办法。那么刚才还有陈先生谈到民主跟科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谈民主，其实刚才华盛顿DC那位张先生就讲的非常好。

民主有两个前提，没有保障的话根本就谈不上民主。第一个是法治，所谓法治的话，比如说咱们10个人，我不能说我们9个人都同意把另外那个人杀掉，就把这个人杀掉。那多民主！9个人同意，就只有你不同意，好，9个人把你杀掉。那是不行的！因为你要尊重这个人个人的权利。这就是法治的问题，所以就在…。

主持人：没有故意的存在。

章天亮：对，在中国社会，如果你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的话，就根本不存在民主，你只能是暴民政治，最后大家选一个比如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上台，他也是大家选上去的。

那么再譬如说，民主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就是你需要有媒体的自由，然后让候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等等，让老百姓能够对你有所了解，然后才有可能进行选择。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是空谈民主。

共产党现在经常讲我们要尽量诉诸于民主，怎么样进一步推进。如果你没有自由、没有法治的话，那些民主根本肯定搞的是假民主。

主持人：那怎么看刚才张先生提到的伦理的关系呢？

陈破空：张先生提到一个非常对的问题就是“伦理”，这是一个软件问题；这个民主包括法治这些东西的建立，是个硬件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来说，现在软件、硬件都有问题。因为从硬件上来讲，半个多世纪都没有民主制度，而整个国际社会2/3的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然没有。

那么另外从软件上来说，由于中共的倒行逆施，从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政治挂帅到这个全民向“钱”看。那么这种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就是笑贫不笑娼，认钱不认人，达到了世风日下、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的确伦理丧尽。伦理是个问题、制度也是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哪一个容易抓一点呢？伦理建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制度是比较容易的。制度上进行改造、进行监督、进行制衡、进行平衡，才能够把伦理上的建设带动起来，也就是当务之急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至于刚才还有个观众提了江泽民未来死不死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人的生死上，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制度的变革上。因为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只是偶然性，而制度的变革才可能带来一些必然性。在这种前提下，伦理的建设同步进行的话也就变得更容易一些。

主持人：那我想问一下袁红冰教授，那么您从这个法学家的角度来看，那这个伦理的建设和这个制度的建设是应该怎么样一种关系呢？袁教授您在线上听得到吗？可能这个连线有困难，在澳洲。那您讲一下！

章天亮：实际上这个伦理建设的话，如果要说难的话很难，说容易的话也很容易。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时在这个鲁国的时候，就是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谈到“庆父不死，鲁难未以”。

当时在春秋末年是一个非常乱的时候，非常乱的时代，孔子只当了三个月的大司寇，就相当于司法部长，他就可以使鲁国的这个民风为之一变。当时就是男女分别两边行走不乱，然后卖肉的话都不会就是给你多要你价钱，都不是虚价中的，大家都在唱就是一些歌颂孔子的歌曲。

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对这个伦理不进行制约的话，就是这个制度如果对伦理的重建不进行制约的话，道德的重建应该来说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这个制度拼命的去破坏人的伦理的重建，那这种情况下，伦理的重建相对来说难度要大的多。

因为比如说，你想要传播一个正确的思想，你需要有言论的自由跟信仰的自由，这样的话，有言论自由了这个东西可以传播；有信仰自由的话，大家可以照着他去做。

可是中共恰恰发现了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伦理或者道德的重建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是一个不道德的政权，你过去犯了很多的罪，要不要清算的问题；所以共产党它就对一切伦理的恢复，都要不则手段的打压。

所以我们看到它镇压法轮功、镇压西藏的佛教、镇压地下基督教会等等，它都是因为害怕信仰会带动这个伦理的重建；伦理道德重建的话，会带动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但是我想就是说，人心的向善很多时候是暴力解决不了的，所以我对中国伦理的重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连上了这个袁红冰教授，那袁教授也请您谈一谈，这个伦理跟这个制度重建的这个关系，您觉得应该是怎样摆平这样一个关系呢？袁教授请讲。

袁红冰：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

主持人：对不起，刚才因为有个观众他就提到了就是说，在中国伦理的这个丧失是更大的问题，甚至超出了整个政治制度的一个腐败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两者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袁红冰：中国的伦理的丧失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五十多年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人己经成了亡国奴。

中共暴政的57年的统治，每一次的思想整肃，几乎都把它的锋芒指向了中国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精神己经被彻底的毁灭掉了。

而邓小平又使中国人的心，整个中国民族的心在物欲中腐烂，所以中共暴政是推行了这种灭绝中国文化的政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计划，是中国人精神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

所以要想要解决这个道德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的话，那就必须得驱除马列，恢复中华。也就是要彻底的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这样一种命运，而要改变这个命运，就必须摧毁中共暴政，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政治象征。

主持人：谢谢袁教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以及内政的走向；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内政的走向问题。这次胡锦涛专门强调了一点，不能够唤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是不是杜绝了这个民主转型？

陈破空：是的，共产党靠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要从这次大会上看起，这次十七大大会，中共居然动用了上百万的军人、武警和城管，还有一些市民中的党员、党徒来进行所谓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在世界上是一大奇观！2,213名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没有安全感，居然需要上百万的人来保卫他们。这种保卫是保卫谁呢？当然不是保卫人民，因为它们把人民隔绝在外。

在开会前，它们是关闭网站、查封媒体、驱逐上访人员、捣毁上访村，而且逮补和软禁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员和维权人士。那么开会之后，又进行铁桶般的，它们的描述是“滴水不漏”，是一个鸟都飞不进去。

主持人：一点杂音都没有。

陈破空：对，就如临大敌到这种程度，中共这种举动本身说明，它们在变相的告诉大家，离开了警察和军队，它们的政权是一天也撑不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由胡锦涛来讲什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中共赖以生存的基石。

就好像我们在缅甸看到的，僧侣有40万，但是军队有40万，军队手上就是因为有枪，中共提供的枪全副武装，所以它能够对付僧侣，把僧侣打的头破血流，这个血流成河、尸体如山；那么僧侣手上没有枪，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形式上他失败了，但精神上来讲，军政权受到了赌咒。

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它全靠军队、全靠枪；镇压“六四”是如此，靠军队，甚至调正规军进城；这次保卫所谓的会场，也调正规军进城。那么镇压法轮功也是，靠警察、靠监狱，靠的是这种舆论宣传，离开了这些，它们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内政、军队问题，我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们是不会改变的。

主持人：那下面我们先来接一个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纽约的穆先生，穆先生请讲，有什么问题？

穆先生：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它这个司法没有独立，没有言论自由，它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那个宪法都是空的。那种情况下，它提出的什么“三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什么一系列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骗人的鬼话！那是为了集权。我想问问两位嘉宾，解答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是没有司法的独立。

主持人：好，那您来谈一谈。

章天亮：谢谢穆先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像穆先生谈到的，没有这个司法的独立、没有言论自由，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中共从来都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比如说宪法规定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不能够随便剥夺人的人身自由。

可是中共它就从1957年到现在，50年的时间实行劳教制度，就是不经审判公安局就可以直接把你扔到劳教所里面，关押3年到4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中共说出什么话，不管它长了多大的花来，画出多大的饼给我们看，但是我们知道它肯定是骗人的。

所以其实对于胡锦涛来讲，很多人在关心这个权力斗争，说胡锦涛人马上去就怎么样，江泽民人马上去就怎么样。刚才我谈到一点，没有讲得再更透一点，就是说只要胡锦涛还想保持中共的存在的话，他什么好事都做不了。因为他改变不了整个自上而下的建立这样一个腐败、腐烂的这个暴政机器，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暴政机器、血腥的暴政机器，他是无能为力的。

主持人：很多人会提出一个想法来，觉得中共本身内部有可能有一些民主派，包括比如说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等等，在《炎黄春秋》上面再提出来中共应该改革，就是很多人是希望内部能变化。

陈破空：有人的地方就有分歧，在中共里面出现一些有良心的人是不奇怪的；像这个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这些人出现是不奇怪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内部这个机器，谁背离了这个机器的运行，他的命运是很惨的，像胡耀邦被罢黜、赵紫阳被软禁、李锐被监控等等。

我们看到这一次，我刚才讲了一个会场外的监控，它们实际上在会场内也有监控，它们深怕…它们对2,213名代表也不放心，反覆的打招呼，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反覆的做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对人事安排。深怕最后在人事安排上出现变数，出现意外。

所以说当那个百万…所谓的这些军人、警察、城管、党员来进行保卫工作的时候，他表面上保卫的是2,213名代表，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些代表进行防范和进行监视。因为说如果这些代表里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的话，我看这个世界上第一大党这个会恐怕就下不了台了。

主持人：所以说它们甚至规定代表之间也不能够相互串联，表面上说是不能互相拉票，对不对？

章天亮：是，但实际上它就是怕代表互相之间如果联系好的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都把周永康选下去，那周永康可能就下去了。因为在这个之前，中共实际上在中组部是要作过摸底的，这些人怎么样让他们做一次预选。

预选完了之后是不算数的，不管你选谁是不算数的。根据预选结果的话，比如山东省都选了某一个中组部组员的话，它就要专门到山东省去做工作。

主持人：对内操控。

陈破空：这种对内、对外双重防范，反映了中共高层内心的虚弱、恐惧和不安全感。

章天亮：它不是统一的，它不是统一的预选，它是划分省的；它知道你山东省选谁，它就专门针对山东省做工作；如果全国一盘棋就大家一块选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哪一个省，你就不知道去找谁做工作了，就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看来这个手段很多。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纽约的宋先生，宋先生请讲。

宋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看看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我就觉得他们为了从宪法上，还是电视宣传上，总觉得他们宣传，他们的话都特别的好听，真是非常非常好听。很多老百姓听了心里暖洋洋的，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是事实总是让人失望、绝望，确实做那些事让8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我就想为什么老百姓…我想问一问两位嘉宾，为什么老百姓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绝望，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

主持人：特别意义的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先谢谢宋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然后一起回答。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请讲！

何先生：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念几句美国人是怎么来评价这个，美国的专家……。

主持人：何先生，因为后面有背景，您要把那个声音关掉，您一会儿打回来我们再来接您的电话，您后面背景声音很吵我们听不见。那我们先回来回答宋先生的问题。

陈破空：我想说一下，在中国历史上事实上早就形成了一种学问叫“厚黑学”，就脸皮厚、心肠黑。而从古至今，把厚黑学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中共，所以中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像宋先生讲的，它们总是讲的很漂亮做的很坏，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对它很相信？老百姓并不是因为太愚昧，而是因为太善良。

好像一个杀人犯，一个变态的杀人犯，连杀100个人，结果到最后落网的时候怎么样？那人们就说这个杀人犯是不是很能干？不是！是因为一般的人太没有防范之心，太善良没有防范，结果这杀人犯从背后给他一刀或背后开他一枪，或把他骗进某个圈套。所以这个老百姓相当于是被害人、受害者，他没有这个变态思想，他没有去防范之心。

同样道理，面对共产党的时候，是老百姓太善良、太天真，所以当中共好话说尽的时候，老百姓就以为好话就是好事，事实上中共是坏事作绝，所以这种“厚黑学”我想没有人可以跟它相提并论。

你刚才何先生讲说那个美国，我想补充一句，美国的国会开会或者辩论，让外人甚至让外国游客去参观；日本的国会，台湾的立法院也是如此；甚至连越南的党代会，他还允许公开的讨论，公开的让人民全面讨论政治报告。

而中共我刚才讲了，不仅是外部防范，连内部都防范。而且这次大会的第一天，天安门广场仍然有人请愿，结果有24个人被捕，多数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来揭发贪官，这个陈情冤屈。也就是说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寡老人，都让中共感到如此的恐惧，可见中共统治的基础是多么的脆弱。

主持人：那么现在民怨这么大，中共本身在这次十七大中，它也是强调一切为了配合十七大，所有的事情都要压掉，那您觉得这个十七大过后会不会放松？很多民众就不断上当，他就期望十七大过去之后就好过了。

章天亮：当然不会，十七大过后，它又会说为了奥运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它政治运动是永远不断的，永远也不要指望中共会在这个方面有所放松。其实我想说到这儿，我倒觉得对于胡锦涛本人，我觉得就是说他是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未来了。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倒霉又非常幸运的人，倒霉的话是因为共产党的血债是谁也背不动、谁也背不起的，可是胡锦涛坐在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他就不得不去背那些谁也背不动的血债，那是他倒霉的地方；但是他又非常幸运，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历史的机遇，他可以抛弃共产党，当他抛弃共产党的时候。

比如说他解散中共另立新党，比如说是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又等于是把共产党所有强压在他身上的血债一下都抛掉了，他自己可以轻松的上路，可以史留名。

所以我觉得对于胡锦涛来说，他如果想保住共产党的话，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不敢去碰那些血债，他也只能是靠着镇压继续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他靠自己的良知，从自己的历史地位跟将来、未来的前途出发来考虑的话，抛弃共产党轻松上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林晓旭：那您刚才提到了平反法轮功的问题，您觉得这个镇压法轮功的问题在目前的这个中共官场中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共的政治、经济，甚至外交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章天亮：因为时间关系，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说我只能讲很多人现在是聚焦在周永康身上，是因为周永康才有可能去延续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种政策，就是江泽民他因为迫害法轮功，才不得不拼命的拢住自己的权力。其实如果相对于迫害法轮功，贪污腐败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中共现在无官不贪，江泽民只不过贪得比别人更多一点，但从性质上他并不特殊。

林晓旭：所以您说腐败不见得能使江泽民下台？

章天亮：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只是说腐败对于江泽民的威胁永远不如迫害法轮功那样大。因为去年江泽民自己出版的文选中，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他自己写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自己写的那封信，就明白的表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个人的决定。

这样就是说在法轮功这个事情上如果出现一些变变数的话，江泽民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受到的威胁是最大的，所以至少法轮功问题成为中共政治局人事安排，包括未来内政，政策制定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而政治跟经济、外交，还有就是包括他对军队的控制等等，它都是交织在一起，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法轮功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林晓旭：那陈先生，如果稍微放大一点看，是不是本身民怨沸腾，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真正会影响到中共内政人事安排？

陈破空：中国的变化还是取决于老百姓，因为胡锦涛本身忙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我重复以前我说过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民主也没有集中。当美国总统被民主选出来的时候，得到充分授权的时候，他可以有组阁权，不存在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

当胡锦涛是内部小圈子指定的时候，他就必需面临内部反对派无止尽的权力斗争，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想找到出路摆脱这个权力斗争的话，我想他只能诉诸于民，而最终来说只有老百姓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他在小圈子里打转的话，他只会最多当一个维持会长维持而已，所以不会给他本人甚至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另外也有很多人担心现在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他会觉得是不是一种激进啊？特别是中国很多人知道现在中国有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是个烂摊子，他就担心如果中共不在的话，中国会动乱那怎么办呢？

陈破空：对满足现状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变化他都认为是激进，哪怕你就是批评共产党他都认为是激进。事实上来讲，如果依靠中共内部政改的变化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利益集团集中在贪官和奸商手上，集中在刚才所说的太子党手上，那么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大，那么他们的形成的冰山就越来越厚，他们阻断改革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有足够的金钱、人力、物力来阻断这个改革，所以这个时候再寄希望于党内的改革来促进中国的变化，我想是缘木求鱼。所以最终来说我还是说那句话，我们换句话说，寄希望于民众或者寄希望于我们13亿的这个民族。

章天亮∶对，是这样。其实胡锦涛就是我刚才谈到，他只要在共产党内部的话，他做好事是做不了的。因为你要做好事的话，你得需要有一个组织系统，需要有一个架构来支撑你，可是现在的架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破车，就是说开也开不动得的这样一个破车，而且到处是血迹班班。

那么胡锦涛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的话，诉诸于国际上民主的国家，譬如说跟国际的民主国家搞好关系，形成一个外部的压力；同时就是说，要对共产党形成压力的话，你在党内是形成不了的，你只能诉诸于党外，那么就是民众。

所以刚才那个纽约宋先生就谈到说，为什么民众那么容易受骗呢？共产党一说了什么好话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就是因为很多老百姓其实对共产党的邪恶程度是不了解的，但是现在我想因为有了《九评共产党》这样一本书，我想在大陆传了非常非常广了，我有很多大陆的朋友你要问起来的话他们都看过这本书。

就是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们形成一个炮击共产党的力量，而这个胡锦涛作为他在那个位子，他如果跟民间力量能够结合起来的话，那对于胡锦涛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出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出路。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胡锦涛在这次政治报告中讲的历史新起点实际上应该在这方面。

章天亮：就是看他自己本人的决心了，就是你有没有那样大的魄力去做历史的一个起到转折作用的这样一个人物。

主持人∶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很多民众现在期望我能够起到一点点权力监督的作用，虽然知道它这么烂，这个腐败的架构这么大了，已经这么深入了，但是我如果能监督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中共开始转型呢？

陈破空∶所以这里有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民众还是过去封建的什么清官、青天思想，什么地方官不好、中央好，希望中央来给他撑腰来申冤，这种清官意识，这种封建意识永远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那是人治的思想。

那另一部分民众就是比较清醒的，有觉悟的民众，他能意识到形成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这样一种制度，把言论权抓在自己手上，把监督权抓在自己手上，这样的民众我觉得是这个变革的希望。

主持人∶你觉得舆论或者新闻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前提？

章天亮：当然还有结社自由，如果你要没有结社自由的话，社会上形成不了一个力量凝聚，你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共产党去来进行抗争。那么当然就是说更重要的，我想是每一个民众自己心灵的觉醒来抛弃这个共产党，这个我想也是中国的一个转型出路。

主持人：那可能这点上也会有助于刚才这个DC张先生提到伦理方面的觉醒。

章天亮：是这样的。

主持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谢谢两位嘉。那么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在线上的在洛杉矶的伍凡先生，以及在澳洲的袁红冰先生两位嘉宾，今天在连线中也给我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那么这一次十七大期间，我们《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节目将会连续做一小时的评论节目，明天的话题是关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如果反腐败，因为明天我们希望中纪委会有一个关于反腐败的关键出来，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点评，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参与进来，一起谈谈您对反腐败的想法对中共外交的想法。这一期的节目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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