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药引发肝肾移植医生称做移植上瘾

【大纪元5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5月19日，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后，广州中山三院传出仅用一天时间就为中毒患者找到供体，并成功实施肝肾联合移植的消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大陆有500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3500例。上海一医生还自称做移植手术上了瘾。外界评论说，大陆浪费器官资源现象严重，而且大陆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一天内找到肝肾移植供体

据大陆媒体报导，仅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一家医院里，因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假药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18人。在报道假药危害的同时，许多媒体还报道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仅用一天时间就找到器官移植供体，并于5月19日为一中毒患者实施肝肾联合移植的消息。

南方日报在报道中说， 36岁的任贞朝是海南人，4月18日因肝病入住中山三院，注射“齐二药”的亮菌甲素后，4月30日出现无尿、浮肿等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5月上旬出现神志不清，狂躁不安，白天晚上不停说胡话的严重肝性脑病症状。5月16日专家诊断，如不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病人将很快死亡，于是三院开始寻找匹配的肝肾供体。

报道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5月17日下午6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

晚上8点手术开始。肝移植由陈规划主刀，肾移植由洪良庆主刀，8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目前病人在恢复中，但专家对其“预后”仍不敢太乐观。一是担心残留毒物的危害，二是担心新移植器官是否产生排异反应。

陈规划做的肝移植从1000例变成了100例

在大纪元5月4日的“大陆官方媒体泄露的盗取器官黑幕 ”一文中，记者曾在“名医堂”中读到对肝移植专家陈规划的介绍，说他主持完成了1000余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但儅记者5月23日再次访问该页时却发现，有人把陈规划所做的移植手术案例由1000例改为了100例，（见图）。但在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网站对上陈规划的专访报道中依然写道：“从1993年开始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至今，陈规划已主持完成了近1000例肝移植，仅2005年一年就完成246例。”

陈规划做的肝移植从1000例变成了100例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大纪元曝光后，有人要改陈规划的简历呢？另据《广东医师》报道，陈规划在儅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这样算来，陈一人一年至少做了200多例肝移植。

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网站：陈规划已主持完成了近1000例肝移植

500家医院每年3500例肝移植

另据中国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2005年第35期《卫生政务通报》显示，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 2005年12月7日“卫生技术评估与管理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截止2004年底，我国已累计施行各种实质大器官移植近7万例，其中肾移植6万余例，肝移植6000余例，心脏移植250余例。在技术水平上，我国部分移植中心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在数量上，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

中国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2005年第35期《卫生政务通报》

据悉，在2006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肝移植学术研讨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目前国内有500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3500例。”

黄洁夫曾对外称被移植的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的“尸体器官”，而来自活体捐献的比例不足4%，然而众多医院在对病患解释说，他们的器官都是来自健康年轻的活体，有的医院还明确表示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而最高估计每年约1万人。而中国官方公布的是每年完成肝移植大约为3500例，根据内部消息，实际人数可能至少是该数据的三倍，即每年上万例肝移植手术。

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肝移植是全肝移植，供体在提供自身肝脏后就不能存活。医学上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1%左右，要找一个匹配的器官，一般需在300-400人群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供体。那3500例移植，意味着至少有数十万人的器官库，方能保证器官的匹配。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这几十万人的器官库在哪里呢？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目前国内有500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3500例

严重的术后问题

据内部消息透露，2005年4月5日，参加第六届中日肝胆胰疾病研讨会的300名专家一致呼吁：肝癌晚期肝移植应该叫停。据专家介绍，目前大陆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一些医疗机构的肝移植病人中肝癌病人占了总数的80%左右，不管移植后怎样监控治疗，一年内肝癌复发率达80％，3年生存率低于30％。

另一位专家还说，北京一家医院做的全部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的，胆道并发症占37％。

据2003年11月18日生活新报报导，因不堪手术后长期高额的抗排异治疗费，23岁的肝移植女患者姜艳申请“安乐死”。2001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的姜艳，被查出患了肝硬化。2003年6月11日，昆明某医院对其实施了“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总费用为33万余元，姜艳在交缴4万元及医保支持10余万元外，不足的近20万元均被医院减免。

然而3个月后，获得新生的她，不得不终生靠服用昂贵的抗排异药来维持生命，每月抗排异药费用达1万元左右。但对于一个月收入不足1700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姜艳本人称，如果她和家人知道后续费用如此昂贵，她根本就不会做肝移植。

医生为了名利而上瘾

医疗机构为什么热衷于开展器官移植？一位业内专家分析说，这与现行制度有关：如果一家医院要通过三甲医院考核，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必须完成5例以上器官移植，目前中国近千家医院想达到三甲等级，这无形中就增加了器官移植的动力。二则移植手术可让医生名利双收，为此许多人趋之若鹜。

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称：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据解放日报2005.01.26报道，现年38岁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2005年1月25日为一位72岁的病人做肝肾联合移植，据称对该高龄患者实施肝肾联合移植，创了亚洲最高纪录。

据夏强介绍，该老者具有“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但夏强却亲自开车140公里，把病人接到仁济医院作手术。

夏强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有学者评论说，像陈规划，夏强这样的移植专家，在大陆并不少见，他们不顾患者身体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把个人名利放在首位，一味追究移植数量，这对一个讲求职业道德的医生来说是不可取的，何况，他们所使用的器官来源的合法性更是让人怀疑，如果违背人性，这样的大夫只能称为刽子手和杀人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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