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金阶留韵古香道，法徒蒙难妙峰山（二）

【大纪元4月19日讯】

二，诱供和刑讯逼供变“真情劝说悔改”（《北京晨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在中国进行调查后曾说，“我特别关注这个制度非常注重嫌犯最后要认罪。”此话不假。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很少下雨，雷雨就更罕见。我们被抓那天是秋分，但就在我们被送进

　　门头沟看守所的大门后，雷鸣电闪、暴雨倾盆，霹雳一个接着一个，仿佛要把大地劈开。

　　警察带我到监室，推开门，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小小的房间里，铺板上、地下都躺满了人，大家都只穿很少的衣服，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好像放在柜台上的肉。

　　囚室里的人都已被霹雳吵醒，闪出一条路让我们走进去。根本没有我们新来的人睡觉的地儿，我和高以雯、张爱茹、于志新在铺板的边缘抱膝蜷坐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开始，我们被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被提审。门头沟国保处副处长刘海开始使用“措施”，打了陆方、刘彩瑞，王慧，高以雯等人。

　　审问我的人宋欲知，提的问题诱骗性很强，其实就是要我的口供，好定罪。
　　“你们都在那里讲了些什么?! ”
　　“我们都是设计行业的人，谈的是环境污染的危害和解决办法，怎样可持续发展，怎样看待现代科学的两面性——既给人带来财富又破坏环境。”
　　“你们即使谈这样的问题也是用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来衡量的，你们的观点一定和我们不一样吧？”
　　“观点一样不一样又怎么样？总之我们谈的是这样的话题，难道你不炼法轮功就认为环境污染是好事吗？”我反问她。
　　……

　　有一天，高以雯被带走了很久，回来时满身是土，我们赶忙问她。原来国保警察押高以雯到她的住处搜查，走到门口，她想拜托邻居照顾一下没人看管的家，刚一开口就遭刘海和警察们大打出手，把五十多岁的高以雯头朝下、脚朝上打翻在楼梯上。警察想用高以雯的钥匙开门，钥匙却折在锁眼里。真是难为了这些“人民警察”，那是六楼，他们像小偷一样从阳台爬进了屋子搜查，然后留下锁不上的门，扬长而去。后《北京日报》等却把此事描绘成一位老妇人殴打一群年轻体壮的男警察，其“报导”荒谬程度可见一斑。

　　我们原想跟警察讲清楚我们没有罪，可是通过“十一”之前的突击审讯，我们都看出警察根本不关心法律, 真是应了恶党的那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只关心如何找到和创造“罪证”，好给我们“定罪”。国殇日那天正是中秋节，我们没能和家人团聚。似乎感受到了这不白之冤，海拔不高的妙峰山下起了鹅毛大雪。

　　为了抗议警察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我们正想绝食。这时，有一个化名“小粒子”的法轮功学员, 因为绝食后监室里其他法轮功学员也绝食了,被“隔离”到我们的监室。我们就和“小粒子”一起开始绝食。（“小粒子”叫赵丽清，是石家庄的护士，不知现在可好？）

　　关于绝食，《北京日报》“报导”是因为我们“非常顽固”，一被抓就“采取绝食绝水的方法与办案民警对抗，其中“法轮功”顽固分子王慧、刘彩瑞、李昕、于志昕绝食绝水达20余天。对此，办案民警们恨在心里、疼在心上。”

　　受到警察的虐待之后，我们不得不提出抗议绝食绝水20多天是真的，而且还活得好好的，法轮大法展现的生命奇迹让全囚室的人无不叹服。警察们也真是“恨在心里、疼在心上”。因为如果不能审讯我们，国保处刘海等人升官发财的愿望就落空了。门头沟看守所三个女监室中两个在绝食，也弄得看守所的管教不知如何收拾。楼道里，刘海和管教大声对骂，国保指责管教管理无能使我们绝食他们无法审案，管教指责国保办案有误导致我们绝食抗议给看守所添了麻烦。最后刘海授意看守所可采取任何措施，不影响他们审案就行。

　　绝食不久的一天, 管教们歇斯底里地冲进来，命令监室里的犯人拉我们去灌食，我们5人紧紧抱在一起，管教对犯人喊：“上！”于是有几个犯人冲上来，有的抠手，有的拉胳膊，有的还打人，就连我这个残疾人都没能幸免，一个吸毒犯揪住我的辫子，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后背上。

　　我们被分别拖下楼。我不配合灌食，女狱医让几个男犯把我的手捆在扶手上，搬住我的头，她用开口器撬开我的嘴，用胶皮管戳进我的喉咙，插一半再把管子拔出来重插。折腾够了，才用漏斗把豆奶灌下去。我绝食后胃已经收缩，突然灌进的食物涨得胃很难受，管子一拔出来，刚灌进去的豆奶就全被吐在了狱医面前。

　　灌食回来，告诉那个打我的犯人：“我因为迫害腰里打了钢板，警察不愿承担责任，自己不动手，让你打我，你要把我打坏了，他们还会把责任推给你，给你加刑。”那人听到我挨了她打还在为她着想，非常感动，从此再没帮警察打我们。

　　绝食后刘彩瑞、王慧等人仍然在不停地被提审。50多岁的刘彩瑞虚弱得说不出话，预审宋预知为了让她开口，拿一个装满液体的大玻璃瓶砸刘彩瑞的头，使她几次昏倒在预审室里，全身抽搐，血压骤升，警察不得不把她几次送进医院抢救。

　　一次，警察又在夜里来提审刘彩瑞，她一下昏倒在了监室的铺板上，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呆了。我难过地跪在她身旁，握着她不停抽搐的手，质问警察：“人都这样了，为什么还关着不放？”警察们也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才做出反应，叫了几个男犯把她抬到医院，抢救后仍然送回了看守所。

　　据《北京日报》等中共媒体“报导”，绝食后“办案民警主动买来食品、端来可口的饭菜劝说她们进食。而“法轮功”顽固分子王慧、李昕却说民警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虚情假意收买我们”。”真让人啼笑皆非。不知这“可口的饭菜”是不是那些吐出来才知道味道的豆奶和用来砸头的液体？

　　倒是绝食后期，狱医要强行给我打点滴，我们监室的吸毒犯牢头非常愿意配合警察，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吃到警察赏给她的食堂的“可口饭菜”。当时狱医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找不到一根血管，不得不让我回监室，那个牢头却不甘心，用她吸毒练就的扎针本领摸着我的大静脉扎进去，但还是扎漏了，只得放弃。她正遗憾没能等来这“可口的饭菜”，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十指在一瞬间全变成了青紫色，好像要烂掉一样，吓得直叫。我奉劝她不要再配合警察对付法轮功了，她也不敢再干了。

　　审来审去，警察无论从我这里，还是从其他功友那里都实在找不到我在妙峰山的“罪证”，一度停止了对我的提审。国保警察们为了向中共邀功费心机设下圈套。

　　一次于志新被提审回来，很困惑地告诉我，预审今天问了她一个关于眼镜的怪问题。后来警察不让她看清笔录就强迫她签字，可匆匆一瞥，她还是发现了一处她没说过的话也与我有关，她要求警察更正，但预审只在最后一页加了一句更正，原文没有改。

　　刘彩瑞也想起在她被迫害的神志不清时，警察也问过她另一个关于眼镜的怪问题，硬说她看见一个带眼镜的人贴了法轮功宣传品。因为那天只有田永红带眼镜，刘彩瑞马上反驳说田永红没有贴。可大家把情况一对，发现警察是想通过这些给我设圈套。她们非常着急。我马上安慰她们说我想出了对策。

　　不久我果然被再次提审，国保警察很得意地拿出这些假口供给我看，
　　“于志新说她当时把她随身带的小条分给了她身边的人，你就坐在她身边（已经被于志新推翻的假口供）。”
　　“刘彩瑞说那天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贴资料，但不是田永红。”
　　我心说：真能攥改！
　　“于志新说当天只有你和田永红戴眼睛。可见这个人除了你还能是谁呢？”
　　这个圈套无非是为了挑起我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我可不上那个当，不紧不慢地说：
　　“你的推论不成立！我平时眼镜放在书包里的眼睛盒里，不信你可以去看看我的书包。你别编了，你是让于志新数你们照片上有几个人带眼镜，我被你们抓进派出所后为了看清警察的笔录才戴上眼镜的。照片是在做完笔录之后才拍的。”
　　预审得意的脸一下变了颜色，这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反倒被我用来保护大家，只好把我又送回监号。

　　闫富礼是北京城建系统的职工，他生活中其实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和同修们在一起。警察抄他的家时，发现他工作中有刻光盘的设备，于是把他当成了我们当中的“核心人物”，对他加班加点的审问，并用判大刑来威胁他。最后他在警察的高压与咋供的欺骗和威逼下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当中最特殊的，要想回家只能“立功”，按警察说的“立功”的方法一个是要完全承认警察指认他做的事，一个是为了让这些指认合乎逻辑，还必须编造别人的事以及与他的“罪行”的关系。结果他写了很多“揭发材料”，事无巨细的把他当时所能想到的同修们关于法轮功的事，诸如谁说过一句师父经文中的话之类的都讲了一遍，尤其是对和他同一个系统的王慧，刘彩瑞等人完全是捏造。之后我们一个个被提审，只要不承认，预审就拿着这些人的照片到隔壁房间让一直等在那里的他继续指认。就连我这个和他不熟的人也被他提到曾经和王慧一起到于志新家过生日，因为当时王慧选择的蛋糕花样是莲花，所以也被他“揭露”是另一次“法轮功非法聚集”。一次，刘彩瑞不承认警察强加的“罪名”，被打得在地上昏倒，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却看见闫富礼被带到自己面前来指认她的“罪行”，刘彩瑞伏在地上说：“闫工啊，可不能这样胡说啊！没有的事你也能说？”

　　这悲惨的一幕活生生就是文革的再现，中共曾经用高压手段逼迫多少无辜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外国特务”，“反革命”，不承认就要被活活打死，承认了先写自己的“罪状”，编得出来就不再打你，然后还要去“揭发”别人，而且往往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最近的同事、甚至是亲人。在中共的统治下，人性是要被完全泯灭的。

　　所以，虽然闫富礼做了这样的事，我们并不埋怨他，因为他实在可怜。一个人能有缘得到真善忍大法是多么的不易，可他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放弃。他当时的表现这也是中共政权下中国人的一种悲哀。我只希望他能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能真正从新开始修炼。

　　在我们被抓了三十七天，根据中国的法律是结案的最后期限。我的功友们被像走马灯似的提审了一遍，匆匆结了案。只有我那天没被提审。原来这帮国保警察看我被“掌握情况”最少，他们也没有找到我任何“罪证”，难以用定罪的方式去邀功，于是打起了另一个算盘，不甘心把“转化”我的“功劳”让给劳教所，要给我洗脑。如果这时我妥协了被放回家，就能作为他们的“转化成果”邀更大的功。

　　第二天（已经属于超期羁押）他们来找我。一改以前的态度，开始游说我，一会儿卖弄他们在洗脑班上学来的歪理邪说，愚昧地断章取义，把法轮大法圆容的法理割裂开变成对立的；一会儿歪曲唐太宗的历史，告诉我中国历史上没有明君，为中共恶党的强权镇压找藉口；一会儿又歪曲康熙大帝的历史，为中共的文字狱找历史依据。

　　我问他们是不是在承认中共在搞文字狱，江泽民是历史上最昏庸无能的暴君才跟我讲这些？
　　他们哭笑不得。这些对法轮功并不了解的警察讲起法轮功更显得颠三倒四幼稚可笑。看说不动我，预审徐彬很无奈，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修大法吗？你不怕坐牢吗？”
　　我当时已经绝食绝水二十多天，非常虚弱，但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
　　“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我们反对的是这场邪恶的镇压，是中国政府中以江××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它们在迫害法轮功，祸害全中国人民。我坚修大法到底，为了维护大法宁可牢底坐穿。但迫害大法弟子是错的，有罪的是你们！我劝你们为了自己的未来还是不要再这样干下去了。”但这些公安分局国保预审利欲熏心，我也没有被释放。

　　结案后，于志新因为一个 “法轮大法真好”的横幅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这句话在世界任何地方说也不是罪，在中国就成了判大刑的“理由”。六个字没有一个是与中共有关的，但中共恶党的逻辑是“不支持我的就是反对我”，普通百姓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便成了“罪行”。

　　其他9人全部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闫富礼并没有因为“立功”而释放，也被劳教。

　　警察从我的同修们家中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掌上读等“做案工具”（《北京晚报》），把这些“做案工具”据为己有，但这些非刀非枪，又不是电棍、手铐，只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和办公用品，连同一些法轮功书籍和光盘，每一个纸片都被当作“罪证”。文件上的内容是讲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和法轮大法的美好，警察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好说明了文件上的内容是真实的。“说真话有罪”，这就是中共的“法律依据”。

　　我被劳教的原因更奇怪，我这个后来被中共媒体炒做的“妙峰山非法聚集”的“要犯”，劳教票上的劳教理由里竟然只字未提“妙峰山”，说白了，我只是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劳教。我的家人始终没有能按法律规定，收到我的劳教通知。对他们来说这一年多我就像被绑架了一样，我的家人看到媒体的“报导”，一直以为我是因为妙峰山事件被劳教的，直到我回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警察根本不敢把我的劳教通知寄给他们，不然中共媒体的“报导”马上就穿邦了。

　　在北京，一下抓住了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刘海想藉此出名升官，在看守所一直扬言要让我们上电视。后来当我们被送进劳教所后找来媒体对此事进行“报导”，当时正在找茬儿造谣中伤法轮功的中共媒体们犹如吃了一剂兴奋剂，开足马力努力报导起这件事情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对这件事进行歪曲报导，人民网、南方网、北京周报、海淀新闻、新华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网站，各工矿机关，如吐哈石油大厦等数不清的地方媒体和企事业网站纷纷转载。中共的刀客也没有闲着，一个署名“于项城（香港）”的人也在中立的“博讯”网上对此事大放厥词。当时劳教所的警察还因为各媒体都重点写妙峰山派出所和门头沟分局的“功绩”，忽视了他们，而颇感不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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