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
三,劳教所里的“采访” 有很多善良的朋友对妙峰山事件的质疑中提到为什么2001年9月23日的事情,在2002年1月21日才开始“报导”?那是因为这些媒体不敢听到真话,国保预审和劳教所的警察一定要等到我们经历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团河劳教所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头脑不清后再被“采访”。在我和几位功友被送进调遣处后,国保预审仍然把王慧、高以雯等人扣押,想要从她们那里咋出北京堪察设计管理处的处长、从警察眼皮底下消失的法轮功辅导员李百根和被迫漂流的张学华的下落。欺骗已经被劳教的她们说,如果说了,就可被放回家,可见没有法律可言。直到觉得实在问不出来,才在1月5日把她们送进劳教所。所以中共众喉舌媒体就苦苦等到了一月中旬,我们已经饱受调遣处的每天不断的“无情打击”的肉体折磨和劳教所昼夜不停的“春风洗脑”的身心摧残,才来对这起“大案”进行“采访”。
我和刘彩瑞、田永红一同关押在新安劳教所4大队,大队长是因为迫害法轮功受到中共很多“奖励”、后来成为北京女子劳教所所长的李继荣。1月的一天,李继荣神秘兮兮地把我们三人叫到办公室,一改她平时横眉立目的样子,堆出一脸笑容来,让我们把妙峰山的事情写下来,也不透露干什么用。我们写完给她,先是一个姓王的小警察把我们找去,像气疯了似地说:“你们写得这是什么呀?怎么能说于志新被捕了哪?”我说:“警察让她填了捕票,那不是被捕了吗?”警察神经过敏地说:“江姐才能用被捕,你们只能写被逮捕!”又露骨地说:“你们看看你们这份轻松,明明你们是X教组织秘密结社,你们却说成是郊游。”让我们修改,但我们坚持事实如此,所以我们改了一稿给警察,还是那样。紧接着,李继荣又把我们找去,说:“你们上次写的东西我不小心给丢了,你们再重写一份。好好写,对你们有好处。”她脸上还是堆着笑,但明显说话心虚。我们写完三稿给她的还是那些内容。李继荣再次把我们找去,说:“你们的稿我不小心又丢了,你们再写一次吧。”我说:“我上次留了底稿,如果你要,我就再抄一遍。”刘彩瑞、田永红也都说没的写了。李继荣只得罢休,她的用心一下就暴露了。
几天后,通知我们有记者“采访”。接受“采访”的路上我看见有一间房间里聚满了报社的记者,正在“采访”我的功友,我被带到为电视记者准备的房间。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我。记者第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去妙峰山,我说:“我的朋友王慧说想约几位功友去玩,因为镇压法轮功后很少见到功友,所以我就去了。”记者很生气,因为他们要在后来制作的节目里把我们说成是“X教有组织的秘密结社。”她打断我,问:“你们谈什么了?”我说:“我们都是设计行业的人,谈的主要是环境污染、可持续方展……”,她开始撇嘴,更生气地打断我,抛开采访主题,像审问一样问我:“法轮功有没有反对政府?”我说:“就拿我自己为例子,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镇压后出来向政府和人民说话都是自愿的,因为我们想把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劳教所受打骂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们人很多,在某些人的眼里就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记者问:“你在劳教所里挨打了吗?”我在劳教所受到过体罚,如果我直接讲出来,她肯定不会播,而且会造成我在劳教所进一步的迫害,很可能被隔离,这样我就不能按我当初进劳教所时设想的那样,去把被警察迫害而迷途的学员讲清楚,所以我告诉她:“武力只能触及人的皮肉,改变不了人的灵魂。语气、善心加上道理才能改变人心,强制永远都不能。”后一句话是模仿李洪志先生经文中一些类似的话讲的,这已经明显的表明了我所受到的迫害和我的信念没有改变。记者看我一直不说她想听的话,非常烦躁,索性问:“你转化(放弃信仰)了吗?”我说:“我们法轮功学员不是想做好人才修炼法轮功的吗?那就踏踏实实地做。”
这个节目在2002年1月21日左右播出时,我和其他受害人在劳教所的强制下观看。北京电视台在制作这个节目时,对我们在妙峰山的情况描述没有引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陈述,全部是记者自己配的画外音,出现了我一个镜头,但是一闪而过,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我转化了”, 这完全不是我被“采访”时的原意。而且与妙峰山事件有什么关系?北京电视台不过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蒙蔽世人,诱骗其他法轮功学员转化。但是即使从新闻采访的角度看,制作水平也太拙劣了。
《北京晨报》还以“往事不堪回首”为标题,讲了张爱茹转化得如何“彻底”。讲的内容是真是假我现在还不清楚,但张爱茹却是我们十人中结局最悲惨的一个。我是这次去妙峰山时才认识张爱茹的,“十一”国殇日之前,我们被关在同一个监号里。她是名工人,为人热情,我的拉链坏了,她徒手就帮我修好了。那时张爱茹、高以雯和我挤在一个被窝里睡,我每天就利用这时给她们背经文。虽然在看守所,她仍然非常乐观,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警察“十一”晚上突然调号时把她们换走,我们彼此真是恋恋不舍。我怎么也想不到,张爱茹在新安劳教所五大队关押期间,竟然会精神失常!我现在还不清楚五队究竟是怎样对待她的。总之在她表示“转化”后,逐渐越来越理智不清,有时拿着针会说:“如果把针扎到眼睛里会是什么滋味?”最后,五队不得不因为精神失常把她提前保外就医了。
中共总是造谣说炼法轮功能使人精神失常,可这样的事情我们身边却从没发生过。但我的朋友张爱茹,一个那样开朗的人,在劳教所的重压迫害下被迫表态放弃信仰,结果精神失常了,这是中共的劳教所无法抵赖的事实。这才是中国的媒体应该报导的警察“转化”法轮功的“功绩”。
将近一年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遇到了高以雯和王慧,她们这时都被七队的洗脑迫害给弄糊涂了。高以雯炼法轮功后本来很健康,那时却一天吃近十种药,脸上像带着面具一样灰暗僵硬;王慧进劳教所后曾经被罚了11天不让睡觉,不到40岁的她头发白了近一半,体型也变了,她哭着对我说:“我都不愿照镜子看我自己,我真熬不下去了,可是为了我父母,又不能死……”我真是心痛!她们都曾是那么温柔善良的人,在看守所那么险恶的条件下,像大姐一样照顾我这个残疾人,如果没有她们的照顾,我真不知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样了!我又一次看到了劳教所的“转化成果”——它们把好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即使身在魔窟,我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我劝她们不要再歪曲大法,不要再骂师父,不要放弃修炼……后来高以雯告诉我,她第二天就不再咳嗽了。王慧的精神面貌也好了很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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