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制

【大纪元10月23日讯】【导语：《天涯》、《世纪中国》等网站在新一轮整治运动中被扼杀之际，因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而闻名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发表了《中国网络审查》研究报告。】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以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而闻名，该网站主要讨论学术思想与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于2000年10月14日被迫关闭。(李永刚：《未完成的任务：写在思想的境界关站之后》，《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一期)多年来，李永刚一直在关注互联网，最近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中国网络审查》。与此前后又有香港大学冯广超《长城在我家门口----香港网站被内地禁封情况调查》(《二十一世纪》2006年六月号)，胡化《不留一个透气孔？》(《明报月刊》2006年九月号)以及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发表或出版，一时间中国大陆互联网管制竟成了热门话题。本文主要介绍和评论李永刚先生研究成果，本文之观点由本文作者负责，与李永刚先生无关。

一，中国目前互联网的现状及中国当局的管制

现有中国网民，今年已经达到一亿二千万人，占总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可见发展空间仍大；网站数量：截至今年六月止是七十八万八千四百多个；网民年龄：三十岁以下占六成，或二十四以下的青年人占一半；网民文化：高中、中专及以下占七成；职业：学生占三成六；行为：阅读信息、网络游戏、网络交流与交往、收寄电子邮件，从事商业活动等；上网地点：除家庭和工作场外，网吧占二成九，学校占近一成九，所以目前监控重点在网吧和学校。

2002年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对二十多万个网站的调查显示，有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一个网站是对中国网民封锁的，十分之一内容被政府过滤；现在的情况，只能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从事互联网活被监禁的中国人，2001年及以前只有綦彦臣等四个，到2006年有陶东海、赵岩、郑贻春、张林、许万平、任自元、李元龙、昝爱宗等六十二个，居全世界前列。

到2006年七月止，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等十四部门先后出台了五十多部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成了全世界有关这方面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在记者无疆界协会二OO五年全球一百六十七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上，中国列第一百五十九位，其后是尼泊尔、古巴、利比亚、缅甸、伊朗、土库曼、艾特利亚和朝鲜。胡锦涛则被该组织连续三年评为全球最大新闻杀手之一。

2006年四月份，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直属的千龙网等十四家网站发起了《文明办网倡议书》，它们在自查自纠中，删去了不健康文字、图片二百万条，关闭不良论坛六百多个，收到网民举报一万多件，警告用户一百多名。这些网站本来就处在高度自律中，但在自查自纠中依然可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绩；这一说明中国互联网活跃程度，二说明中国互联网管理难度。某网站催用一百多人自我监控信息，每天删的文字量是百分三十，图片量为百分二十。这说明管理十分严厉，但也说明有很多人在做让管理者不喜欢的事情。

2006年六月二十四日广东省公安厅称本年度将重点打击境内外插手内地维权问题。作为控制手段之一，深圳警方要求在网吧安装视屏监控器材，直接由警方监察什么人浏览不良网站和发布不良信息。深圳市还在2006年一月一日率先推出“网上警察”，公开在网上巡逻；五月十六日公安部决定在全国推广深圳市做法。“网上警察”是安装在网上的两个动画人物：“警警”和“察察”，它们像幽灵一样随着用户游动，功能之一是对用户造成心理威慑；之二是实际连接，一旦发现“不良行为”，便启动举报系统，立刻现身执法。

2006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说中国整治互联网重点是博客、搜索引擎，因为中国当前有三千万到六千万人在网上书写网上日志，非常活跃。信息产业部长王旭东说：今后要加强技术能力研究，要为加强互联网管理的保障而加大投入。

2006年中国已经全部实现过滤颠覆性、敏感性内容，古狗、哑虎、为软以及中国本土搜索引擎，都已经不会有负面消息出现了。六月份又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整治运动，以论坛活跃闻名的《天涯》网、《世纪中国》网等分别在七月份内被关闭。古狗在2006年一月推出Google.cn，任何违背中国政府的内容都被过滤。在Google’s搜索“六四”时，有二百六十七万条信息；但在Google.cn搜索时只有一万O二百条，可见被过滤幅度非常之大。Google.cn还有一个说明：“符合当地法律规定，本搜索结果已过滤部份内容。”这是古狗在中国的独特做法。“雅虎中国”更被指帮助中国当局调查网上异见人士，导致师涛、李志被捕判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于今年六月份在新浪等两个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博客，并在上面做测试中国舆论底线的有趣试验。他先写赵岩被抓的事，贴上去了；再写“问胡总书记为什么不推动政治改革”，也贴出去了；他接着写六四事件，又贴出去了；于是他在《纽约时报》宣布说：中国政府已经控制不了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可惜他说了这话之后，他的博客就被取消了。

有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参与的“开放网络促进会”在2005年四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称，中国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范围广、手法细致、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

二，“垃圾桶模型”与专项打击

西方研究公共政策常用的“垃圾桶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网络管制的演变过程。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的过程也是其政策学习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技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当时五六十岁的管理者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什么？其次是新鲜；再后是恐惧；最后成立监察部门来管制它。

从无知到知，从知少到知多，所以决策模式非常混乱。互联网到底应看重它的科技功能、商业效用呢，还是把它当看作犯罪工具、散布不良信息挑战意识型态？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评价都不同，于是形成混乱的垃圾桶模式：有人往里扔，有人往外拣。一个老人的偶然生气，一个部门利益的偶然被触动，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的整治。

自1994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通过海底光缆接通了美国大学作为科研的计算机网络起，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1，1998年前是低度管制，或叫做救火式的消极管治。因为1997年互联网人数才六十二万，所以除封闭一些明显敌对网站外，其他则是放任自流。

2，1999年进入中度管制。打击与预防结合，监管与治理同步；想到用法律约束和预防互联网的负面效应。1998年法轮功冲击中南海及在互联网上反弹，使中共当局第一次领教了异端力量利用科技的厉害。

3，2004年进入高度管治、法例细化。因为非典期间政府表现了少见的开明而引发的网民参与热情，在非典之后依然不减；特别是出现了如广州市孙志刚事件、哈尔滨市宝马案等几起大规模网络抗议和网络维权运动，政府因恐惧而加大了压制民间表达的力度；趁2004年夏天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网络色情活动之机，对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网站实行严厉打击和监管。从此“专项打击”日益横行于互联网领域。

当局扩大网络监察队伍，加强网上舆论审查。网警超过三万人，也有人说有三十万人；这些网警除管制政治讯息外，也顾及经济犯罪、色情、诈骗等网络治安。

2005年教育部规定在大学BBS实行实名注册，以便于监管和追查在网上的言论；信息产业部设立“举报网站”；各地政府招收的网络评论员以普通网友身份为网络“正确导向”，他们被称为“互联网政治工作者”，是拿钱的，每个帖子五毛钱；网民把网络评论员叫做“五毛”，以示轻蔑。政府还雇请网络监督员、网络保安进行网络监控，中宣部有老干部组成的“网络评论组”。从实名制、备案制度，到相互监视、自查自纠、行政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人、对地点、对公司的严密管制。

管制总体呈现了密度渐强的趋势，强化了心理空间控制权，阻止境外“有害”信息进入，包括外国、香港、台湾的宗教、台独、藏独、法轮功、反共的信息、小道消息，通通都不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同时阻止境内独立信息流出，为安全起见一般人多在网吧里发布讯息，于是又开始管制网吧；内容供应商、论坛板主，都受到规范。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系统之间的合作，使控制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严密。

所有“敌对网站”都在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国际信息入口处，根据黑名单过滤完毕，这就是所谓“防火长城”。当年曾因为封闭BBC等国外网站而引起随布什来访的记者们的抗议，当局则以“技术故障”搪塞，但当这些记者走后，那些网站又永久“故障”了。

2002年以后实行敏感关键词过滤，据统计有一千到三千个关键词被列入黑名单，如“六四”、“法轮功”、“王丹”等，在庞大的扫瞄器之下的所有网页，如有关键词出现，便会遭短暂屏蔽。甚至使用“共产党”一词也被认为不怀好意，于是“共产党”和它的一切替代词，包括倒过来写、拚音简写都在黑名单中；现在只有“伟光正”是例外，得以幸免；现在网民只好用“斧头帮”来代替“共产党”。

“不矢口亻十么日寸候，亻奄口斤言兑言仑土云有□寸氵虑白勺言兑氵去，于是，亻奄学会了扌斥字。后来，亻奄米青礻申分裂了”，这是网民用拆字法对付敏感关键词过滤；最近流行的“恶搞”，实际上是网民对当局管制互联网的一种反抗，当然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如“八荣八耻”在网上有几十个版本，完全消解了当局原有的“严肃”意义；连毛泽东、刘胡兰、董存瑞、电影《闪闪红星》等都成了恶搞对像，遍及文字、图画、影像。这说明管制越严厉，失控越严重。

还有域名劫持，你想浏览A网站，结果却去了B网站；组织骇客攻击海外敌对网站等。除国家大规模监控外，在各地网吧还安装公安部开发的监控软件，如有人浏览或发布敏感信息，该软件就会发出警告或记录在案。从控制人，尤是活跃的异见人士(约谈、骚扰、跟踪、软禁、恐吓、殴打、抓捕、判刑)开始控制网络虚拟世界，控制的重点依次是信息、地址、人群。

三，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制上的中国特色

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制上也有强烈的中国特色：1，普遍过滤与人工抽查相结合的预审查模式。

2，标准模糊与多部门介入的暗箱作业，五十多法例中什么叫“有害信息”、“敏感信息”、“颠覆行为”？全无标准可循。

3，程序不透明和缺乏行政纠错手段、司法覆核缺位。中国相当多网站被关闭或删除内容，都难以寻求复议与诉讼的途径。谁实施处罚、违反了什么法律、依据什么处罚都难以明确。一些学术、法律、维权网站尤其如此。

4，严控、严打大型抗议活动，有海外景的政治行动；此时当局则不会顾及国际影响，而只会考虑政权的安全。世界各国一般只管制网上诈骗、涉及儿童的色情之类，中东也只管制宗教内容，即使像古巴、朝鲜这样专制国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多层次、多手段、多途径、分布式的过滤和管制体系。

四，在互联网管制中，中央、部门、地方、机构、网民所扮演角色及其行动逻辑

1，中央政府是导向控制，是主导者；在全能国家治理惯性驱动下，产生了对权力效应的高度迷恋，以为什么都能管好；一切可以通过计划达到斧头帮的境界。另方面是对民间的普遍怀疑，以为不管一定会乱；把社会、市场通通都消灭，无孔不入地渗入到老百姓生活的每个细节。于是形成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和根本不相信“所代表的人”的悖论。

主义国家靠意识型态的宣称、灌输，政绩的宣传，来维持国家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但这只有在封闭的状态下，才能见效。所以就垄断讯息、管制舆论：不让你知道外国、外国人是什么样子。像朝鲜一样，让老百姓以为全世界都是饥荒，都在饿死人，只有自己最幸福。但开放的多元化，却使人有了反省和独立思考的可能；因为空话、大话太遥远了，只有“改善我们的生活了吗”才是实际的问题；这些来自民间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喷发的压力，理所当然地引起执政党的焦虑。

由于不相信民众自治能力，害怕异见力量，共产党总怀疑敌对势力在挑动。日常的管制压抑了人们的言论、表达、抗争和聚会的自由，于是互联网就为革命狂欢、快感冲锋提供了空间，成了民众参与的、能使事件放大的虚拟广场；它挑战“稳定高于一切”的最高价值观。互联网超强的动员能力，例如“铜须门”、虐猫事件、反日、反美等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民兵”的“网络暴动”，也让当局为之忧心忡忡。

2，部门与地方是政策管制的执行者，一面在问责机制下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倾向于严厉管治；一面在经济利益引诱下也乐于厉行管治，以使寻租机会增大；因为准入限制越多，利益越丰厚；如大量出售监控器材、安装软硬件、处罚等，都是生财之道。中共帝国早非铁板一块，而更像是一个财政联邦制。可以说，这种财政联邦制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为打破舆论一律留下许多空间。因为，部门与地方没有最高当局“江山永固”预期和“红旗能打多久”的焦虑，只有仕途平安的利弊平衡，求得保住乌纱、升官发财。

3，机构包括网络服务商、供应商是管治的协助者；在权力警告和资本施压之下，连跨国企业也本土化；为了巨大市场的财富诱惑、扩大嬴利空间，使机构积极地投入到互联网的管治中来。跨国企业如哑虎、古狗、微软，最终都选择了和中国政府合作，加入禁上自由言论、迫害记者的行列。

4，底层老百姓对政府多有怨言，但一遇到事情又都会想到他们并不相信的政府，而责问“政府为什么不管？”这是由于在国家机器异常强大之下，民间力量异常软弱的缘故。政治认同、政治冷漠、为了平静生活而远离危险，使非常庞大的沉默多数成了管治的参与者。网民高度自律、相互监视，为网络监管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而使监管成本大大降低。例如金盾工程也就是八亿美元。可见互联网上的“万里长城”不是建立在外部，而是建立在心中。所以，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

五，管制互联网之文化背景及在严密管制下的中国互联网的前景

中共当局奉行的是父爱专制：这是以父母官自居，对子民不平等的先天设定；爱是当局自我逻辑定位：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所以在“爱”的外衣下的专政就变得神圣而让人无法拒绝。其次是革命斗争传统，实际上革命斗争是属于不和谱社会。共产党总是设定“敌人无处不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咬定“民众中一小撮是别有用心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于是就把“一小撮”逮起来，然后去教育“大多数”。再次，共产党总认为人民的头脑是空的，他们不占领反动派就一定去占领。

去年发了超过三百亿条短讯的四亿部手机，将是当局下一个管治的目标。成千上万的反美、反日游行以及几起“网络民兵暴动”，都是通过手机发布讯息、征集签名和召集队伍；广东发生沙士和禽流感消息也是靠手机短讯向外传播。这些都让当局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现在已经有人民代表提出《管制手机的草案》：对手机实行实名制，购买手机电话卡要登记个人资料，要让使用手机的人无所遁形。

威权日见碎片化的今天中国政府，已不是原来那样的中央集权了；国家权力已经日渐向资本集团、知识精英、意见领袖那里流失。例如中央的宏观调控，各地方可以不理。如今中国是中央董事会与地方经理人之间利益博奕的党控股份无限公司，中央董事会谋求长期利益，地方经理人只要短期套现。地方、部门利益比政治意识型态更重要，例如文化部和国家版权局可以为收取卡拉OK版权费大打出手。教育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也插手互联网，籍管治来分一杯羹。

在发达国家强烈示范下，满怀时间焦虑、人口焦虑的执政党选择了隐定、秩序，放弃了公正、自由、民主，小康、和谐早已成了画饼。执政精英以新三民主义说词和改革的小恩小惠来谋求弱势群众合作，对人数不多、嗓门较大的知识精英、经济精神则以福利、地位来拉拢和收买；对不肯就范的一小撮则予以排斥、打击。

由于共产党对舆论信息的严厉管治，中国这个断裂社会已经像个没有出气孔的高压锅；但对前途却不必太过悲观，因为禁令的背后也反映了当局权威的疲弱，中共中央对自已的统治越来越失去信心。像地区竞争有助经济成长一样，媒体、网站也以打擦边球的方式为自由表达开拓了空间。立法管制也为管理者自己行为设下法律标准，使管理者有了走上守法的可能；也为依法维权、依法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技术进步是双刃剑，在强化管治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突破管治的能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动向》2006年9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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