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00年11月，第一批大纪元的工作人员（包括清华大学蒋玉霞、马艳、林洋、孟军等等）在珠海被非法抓捕。对大纪元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全面抓捕就拉开了序幕。这在当时是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被江氏流氓集团定为级别最高的一个“大案”。因公安部2000年12月16日立案，案件代号“12.16”。一共九十多人涉案，三十多人被抓，牵扯了北京、上海、珠海等多省市。“涉案人员”大部分是名牌大学学生和高层知识份子，部分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是不炼法轮功的人。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预审多次洋洋得意地在我面前宣扬他们的“战果”。北京市公安局因“12.16”案，在2001年上半年公安部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上，获特别表扬。一名司法系统内部官员评论：“大纪元事件”在中国深层影响太大，太深远了。
北美大纪元一案由李岚清、罗干亲自主抓和定调。北京地区被抓的“涉案人员”多数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称七处）原来位于北京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现为办奥运已搬迁。一般来说，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的重大刑事案件的犯人会被关押在七处。七处有句俗话：进了“K”字楼，首先要保头。 “K”字是指七处的建筑特色。七处还是历来中共关押大政治犯的地方。文革时曾关押过许多高干子弟，号称中国第一看守所，这里阴森恐怖，看管之严实属罕见。
在这里“北美大纪元案涉案人员”被刑讯逼供出来的口供，要定期整理成“简报”向江办、江泽民本人、李岚清、罗干等其他中共高层领导汇报。
我是在2001年3月15日早上和原中科院感光所的同学时绍平（法轮功学员）一起，在他的住处附近被北京市国保总队秘密绑架的。所有随身的财物被称作赃物扣押私分，没有任何收条。我们立即被送进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处），在七处门口时绍平就遭到警察连续猛踢。时绍平和我是涉及大纪元网站最后被抓的弟子。当时七处已经关了很多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如：清华大学的孟军、姚悦、秦鹏、陈致祥等，中科院的李晓东、曹凯等。我们全部被分开关押在各号中。根据他们当时已经掌握的口供来看，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邵明学和清华大学学生林洋、马艳、蒋玉霞、黄奎等也在押，但不那能确认是否在七处。后来我们这些人均被分别秘密判刑或劳教。尽管我们被抓都或多或少与大纪元一事相关，江氏流氓集团却将我们分开甚至以不同的理由判刑。这也是具有丰富整人经验的中共的一个花招；一方面迫害了一大片，一方面又极尽所能的去减少社会影响。
当时在七处，我被和众多的死刑犯、重刑犯们关押在阴暗、潮湿、拥挤的囚室里。一进去犯人们就警告我：进到这里来就别以为自己还是博士，也别再把自己当人。从那以后，我经常被囚犯们欺凌，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囚室里人均面积不到一平米，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气味非常难闻，各种疾病蔓延。在最初的几十天里，我被夜以继日地诱供、逼供，审讯次数让那些大案要案的重刑犯们吃惊。在一次审讯中，我把在号里挨打的事向北京市国保总队的人反映，把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看我身上的青紫。他们脸上笑开了花，有的还说：再过一个月王斌就该“熟”了（像鸭子被煮熟了的意思）。预审员们有时晚上9点开始提审我，凌晨4点或2点把我放回号子里，等我刚一合眼，他们又开始了白天对我新一轮的审讯。有时，他们白天提审我，晚上我被放回号子后又被犯人罚站“值班”。不一会儿他们又开始把我从号子里拉出去审讯。并逼里面所有认识我的大法学员来揭发检举我。这样的审讯让人感到你随时随地会被审讯，任何问题或个人隐私都有可能会被问到。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预审员和他们的主子们还经常“提醒”我：“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七处！” ；“从我们手里写了态度不好的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你认为你这样的人还能活着出去吗？！”凭着北京市国保总队多年整人的经验，他们深知这样的审讯最容易让人精神崩溃。在被抓后的头四十天我都基本没能睡过什么觉。我的一个朋友，1999年10月28日新闻发布会的参与者，原航天部二院的硕士荆宝钟，就是在这样的审讯下精神完全崩溃了，成了精神病后被释放，再也没恢复。
因为从我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我的刑讯逼供就更加变本加厉。记得一天深夜，两个预审员，和他们头子，及指挥抓捕我们的那个狠毒的抓捕队长一齐赤膊上阵。凌晨两三点钟还得不到任何东西，北京市国保总队那个预审头子，胖墩墩的，圆脸、戴眼镜和那个满脸横肉的抓捕队长多次威逼我，要我出卖功友，要我拿出“诚意”来。达不到目的他就恶狠狠的警告我：“你这样的背景正好用来作反面教材！你们家要是历来就反对共产党呢，我们对你还讲点统战。你们家是共产党内部的人，共产党是历来绝不会手软的，坚决要严酷打击。整的就是你这样的。”我听了这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谁叫我爷爷跟贺龙、任弼时一起当过老字号的共匪（“老红军”）呢。还有一次，审案警察杀气腾腾的宣称：“… … 中科院算什么，十个XX大学算什么？ 共产党的天下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杀你一百个科学家算什么。阿我们只对江办负责，大脑袋们（江泽民、罗干等）的面子最重要……。”
其实，即使是按照中共他们自己的 “法律”也早该放我了。中国的法律规定讯问最长只能延长到48小时，找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就应当放人。我3月15日被抓，第二天就被改成刑事拘留。在拘留证上的盖章的是当时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强卫。他们疯狂审了我二十天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还不放人，这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内也是犯罪。我跟大纪元的一些瓜葛是他们二十天以后才查到的。为了掩盖这一点时间差，他们就伪造了所谓我的“3月16日”口供。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叫人好笑，介绍了一些人认识，在一起吃了顿饭，便被判刑，这是哪门子法律啊！
通常审讯过后放回号子又是体罚，长时间地坐板。坐板是一种很痛苦的折磨，必须双手抱腿，身体坐直，坐在一板很硬的大板子上。时间一长屁股尖着板部分就像针扎一样痛。这样的体罚往往对法轮功学员要求更严。记得我有好几次双腿放松一点，就被后排的犯人一阵拳打脚踢，“不听政府的是吧？！又在炼功怎么着？！放老实点！”。看守所不准我们有近视眼的带眼镜，在号里光线又昏暗，除了生活上极不方便外不说，有时几个犯人一起上，拳打脚踢，谁动手打了你都看不清，更说不出名字来。最难受的是炎热的夏季时，因号子里的人太多，我呼吸都困难，就像鱼缺氧一样。因长期坐板，接触板面的皮肤都溃烂了。这样的环境让常让我感到生不如死。有一次一个犯人长叹道：这里养猪都活不了。另一个犯人就纠正他说：你说错了，这里是养鱼都活不了。
除了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审案警察的折磨，每天我都要默默的忍受重刑犯们不知何时就会施加到我头上的凌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犯人几巴掌将我打倒在便坑旁，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逼我舔便坑。我当然不会去添了，无非是再多挨点打。还有一次，一个体重240多斤的黑社会成员把我打倒在地上，仰面朝上，然后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肚子上，我听见肋骨和胸骨嘎嘎直响。原以为全断了，没想到，等他一起来，我除了痛了一阵外，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命大。还有一次好几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几个人抓住四肢，一个死刑犯人，用他脚上的脚镣缠住我的脖子，然后大家一齐往反方向拉。我眼冒金星都快没有知觉了他们才放。这样的常规的折磨方式在号子太常见了。
这些牢头狱霸们整天在号里没事就是想各种“新招”来玩人。如他们把一跟长线拴在人的生殖器上，像牵牲口一样，他们用力一拽，你就要到他们面前去，一放松你就要离开。这叫“放风筝”。让人全身贴墙，四肢伸展贴着墙，舌头也伸出来顶墙，单腿长时间立着，这叫“壁虎游墙”。把人的两根手指紧紧的捏着，往指缝里插进一支牙刷，捏紧后用力一转，这叫“开锁”。还有的刑罚连他们自己都叫不上名字。如用两个可乐瓶装满水，用细绳绑好，拴在人的两个乳头上吊着。因为法轮功学员，是受到中共敌视的，所这些各种整人的刑罚就会很自然的施加给他们。在狱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厉打击和管制就是他们讨好中共以换取各种优待条件的一种捷径。当然不可能所有的酷刑和“新招”都施加到一个人身上，也没有人能受得了所有的“招”。但我想法轮功学员加起来一定受尽了人间所有的酷刑和凌辱。
2001年9月，我和法轮功学员原中科院感光所硕士时绍平、原中科院发育生育所硕士曹凯、原中科院李晓东和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某某一起被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看守所关押。这个地方的邪恶和黑暗比起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处），在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今中国官场中流行这样一首诗：“当官不怕赴宴难，万杯千盏只等闲。五粮茅台腾细浪，乌龟王八滚鱼丸。卡拉欧凯全身暖，桑拿驱散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其实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是全社会性，已不只是局限于官场，很大一部分共产党或政府的工作人员只要稍有一点权力都要滥加利用。这种现象在政法系统最为严重。人们常说：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公、检、法三条狼，工商、税务是流氓。人们对他们的痛恨早已是怨声载道。上梁不正下梁歪，罗干作为中共政法系统的最高掌门罪责难逃。那么这种司法系统的腐败在北京各区的看守所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海淀区看守所位于清河镇龙岗路25号。这里关押大多是流氓、地痞、无赖，很大比例的人吸毒。所有北京的看守所中吸毒犯人的比例都很高，而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吸毒而被抓，因为吸毒目前在中国太普遍了，仅仅只是吸毒的话，连警察都不当回事了。这里是以不同的筒道来分区关押犯人，每个筒道有十几个号，由数名看守警察来负责管理。每个号子，约二十平米一般要关押的二十多个犯人，有时达三十人。其实往往每个筒道的还有些空号，看守人员宁愿让其他号子非常拥挤，也不会分一些人员去空号住，除非人太多了装不下。这是因为：一是为了省事少管几个号子；二是有些号子可以留给家里有钱、有关系、有背景的犯人。他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好处。这些犯人进来后往往需要特殊照顾，住得要宽敞，还要有其他犯人侍候。当然是否能全部享受这些优待要根据犯人的背景关系和所给的好处而定。
我们这几个个研究生，被押送到海淀看守所之后，首先看守们就令犯人将我们搜查一遍，全身扒了个一丝不挂。这在看守所是经常性的，我被关在七处时就被扒光检查过多次。搜查完毕后分开就被分开关押在不同的筒道中那些人满为患的号子去了。各号基本都是由和看守们混得好的牢头狱霸管理。这些人大多数是北京有名气的流氓、地痞，他们中有的和看守们是街坊，有的是朋友，在外面时就一起吃喝嫖赌。有一次他们中有个人自己都跟我讲他的这些警察朋友很坏，他和某某警察原来一起去嫖娼，嫖完后不久这警察就带人来扫黄，还算是立了一功。还一部分管号的牢头是家里有钱、有托的（北京土话，有关系的意思）能给看守警察不少好处。
那些流氓、地痞进看守所是家常便饭，跟看守警察关系又很铁。进了看守所可以过得很舒适；还可以帮看守和自己家里弄很多钱，到外面都搞不来那么多的钱。过得太舒服，他们中有的人都不想回去了。先让我们看看在看守所中的生活，大家就会明白这些无据可查的黑暗内幕是怎么回事了。
在人均不到1平米囚室内，二三十个在押人员吃喝拉散全在里面。在这里等级森严，“头板、二板、三板”（即老大、老二、老三）是号里的统治者，他们控制着号里所有人的全部生活细节，连方便一下（号里叫“放茅”）都必须获得他们的许可。为什么把他们叫头板二板三板呢？是指他们睡觉的地方。号子里除了一个过道便是一张高出地面四五十公分的一张长方形的大板（有点像北方的炕，但比炕矮）和一个坑，其他什么都没有。一米宽的过道从门口一直到对面的墙，过道的一侧是那张大板，大板另两边与墙相接。坑在号子最里面用于洗漱和方便。号里的老大、老二、老三晚上睡在大板上，依次从门口往里。三人睡的地方占了大板的一半，他们每人的铺位都比一张单人床还要宽，垫得就跟席梦丝床一样舒服。睡觉前往往指定一两个在押人员给他们按摩。而其他的二十多个人，就要挤在那剩余的那块板和硬邦邦的水泥通道上睡。能在板上睡的算是看守或老大对你的特别的照顾了。你自己要懂味，对他们感恩戴德才行。曾经有个犯人为了晚上在板上有个地方睡得略微好受一些，每月让其家属向看守上贡一千块钱。因为只要看守警察发了话要号里“老大”照顾谁，那他就绝对让谁过得舒服。
因为睡觉的地方不够，每晚的任何时间必须有好几个人同时站着，只能轮流睡觉。站着的那几个人，还要进行所谓的值班，防止人自杀、自伤自残等，这本来是看守警察的职责，看守所把夜里值班的事全加到了在押人员身上。晚上要是出了事，值班的这些犯人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站着的几个人还有个任务，即不炼法轮功的要负责监督号里不能有人炼功。一般一个号中只关一个大法学员。
即便是好几个人要站着，睡的地方还是特别挤。过道里塞满了人，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记得最挤的一次，一米宽的过道并排要睡四个人，两个两个头脚相对，只能侧立着睡。比沙丁鱼罐头塞得还满。我就塞在这堆肉中，喘气都困难，动都不能动，动一下可能会弄醒别人，同时自己也可能塞不进去了。能睡一会儿就是一会儿，要抓紧时间睡。有时一个晚上会被好几次弄起来值班之类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一天的“坐板”又要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坐板，“老大”就慢慢的起床，一个人侍候“老大”穿衣，一个人把牙膏挤好漱口水倒好，洗脸水兑好。水必须兑得不冷不热，否则便会挨一顿痛打。每个号每天就那么一点热水，其他的人基本上喝的都没有。我在北京被关了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喝的都是又脏又浑的生水。“老大”洗漱完毕后，一个人就开始侍候他进餐。把一些可口的早点（如蛋黄派、蛋糕、牛奶）用专用餐具盛好的，摆在板上“老大”的面前。“老大”、“老二”、“老三”的吃穿用全是来自于其他在押人员的亲属送进的生活费。可怜那些亲属大老远的去给自己的亲人送生活费，到看守所换成“鬼子票”（在看守所相当于钱的单据，因是共产党印的，我们称之为“鬼子票”），一进了号便到了老大的手上。由他来掌握负责在看守所中购买号里所需的物品。他们的“理由”很 “充分”：中共除了一天只提供两顿难以下咽的食物外，别的什么都不管了，手纸、牙刷、牙膏、毛巾等什么都没有，怎能那么自私，自己的钱自己花怎么行，别人家里没钱的怎么过? !那就得大家搞共产。
因为要搞创收，看守所卖的生活用品和食物本身就非常贵，“老大”买的东西中很多又是要送给看守们的，一年当中送出去几十套保暖内衣裤、新袜子等，晚上看守值班，“老大”又要给送去最好的食品。北京的各看守所中是名义上不准犯人抽烟的，但在这里能抽上烟，而且总有烟抽，成了牢头狱霸们的一种身份象征。看守人员可以把这些烟带进来，一条在社会上卖25元的劣质香烟，看守卖给号里和他们比较要好的牢头要500元，如果关系一般就要收1千元。在有的看守所，海洛因等毒品都能送进去。有的看守所的看守则直接从牢头狱霸手中拿“号费”，你要想管号（当“老大”）就必须每月进贡500元到800元不等。看守只要负责几个号，他收上来的号费就比工资高得多得多。
看守们可直接把“鬼子票”换成钱。因此和看守混的好的老大还可以让看守把搜刮的“鬼子票”兑换成钱往自己家寄。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来自于望眼欲穿的亲属们。实际真正用于他们亲人实际生活需要的是少之又少。在号里牢头狱霸就曾强行收过我每月八百元生活费，交钱后在号里有牙膏刷牙，有手纸用，可以吃一点咸菜，但稍多一点就会遭来谩骂和侮辱。中共提供的一天两顿食物，一般是两个馒头（在七处时是两个窝窝头，做鸡饲料的原料做的）和一碗烂菜叶子汤。除了非常难吃且脏外，量也很少。刚开始不习惯每天都很饿啊。但时间长了胃都饿小了，就感觉不到饿了。长期这样，在号里还是有人挺不过去，就偷东西吃。要是被“老大”等逮着了，往往是一顿毒打。但有的“老大”用的招就更绝。一次一个转到我们号，曾在别的号当过“老大”的流氓就传授经验说：他抓住一个偷东西吃的，让人给他灌了一整碗洗涤剂。后来几天，那个人拉出的大便都像羊屎似的一颗颗的，看来人吃点洗涤剂没事。说到这里号里的几个牢头都笑了起来。
海淀看守所出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牢头狱霸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实在是闲得无聊，就给家里写明信片。他在信上给家人写道：“……不要往这里送东西和生活费，我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花钱，什么都有，过着皇帝般的生活，有很多人侍候，一呼百应，前呼后拥的…，在外面都不如这里”。因为这是明信片，看守所的所有领导和大部分看守都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在押人员都知道了。他的负责看守实在没脸让他继续当牢头，只好把他撤了下去。
看守和牢头们相互勾结还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挣钱途径。绝大多数在在押人员在被抓进看守所到被判刑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几个月到两三年不等。很多人（法轮功学员除外）为了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就要想尽办法与外界联系，要家里人托关系，走后门，行贿检察官、法官，与同犯串供等。看守人员就能够提供最现代化的工具手机还有其他很多便利。
一次有一个很坏的北京流氓因绑架罪被刑事拘捕关押到我们号里。他是因别人欠他赌债，便伙同其他流氓将此人绑架。绑架罪在中国至少要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但他进看守所后很快便和一个看守混熟了。他让家人一次性送给该看守5000元，并让家人将自己的小车长期送给该看守开。因此他就可以借到该看守的手机，多次在号里明目张胆的打手机，在号里指挥亲朋好友去找检察院、法院的人行贿，并让他们威胁利诱受害者反供，同时他还获得了在不同的筒道（即监区）之间活动的特权。他在别的监区找到了自己的同犯（也当上了牢头），进行串供。于是不久以后，他的罪名便由“绑架罪”改为了“非法拘禁罪”。这是很轻的罪名，后来只被判了十个月，判完后他欣喜若狂的回到号中又跟我们吹起他有次贩毒却惊险逃脱搜查的经历。
对有的人看守不便直接出面，牢头就给看守和在押犯们牵线将看守的手机借给这些人打，他替看守搜刮钱从中捞取好处费。记得有一个河南的包工头因强奸致人重伤被关进了我们号。他家里比较有钱，进号不久后就寻求和外界联系的途径，以便于减轻或逃脱制载。那个北京流氓便将手机借进来连续给他打了好几次。几天的时间，这个河南人的家里便付了七万元，其中五千元是付给那个流氓的。
有一次号里的一个还有点良心的“老大”讲，他认识一个哥们儿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跑筒”（当整个筒道牢头），一年挣了六十万。但由于实在太黑了，宰人太狠，出去就被人把脚筋挑了。
因为中国政法系统非常腐败，所以很多律师也在执法官员和在押人员之间明目张胆的起“皮条客”的作用。有很多在押人员，被带去和律师见面时，律师就直接说：你这个案子可以这么判也可以那么判，可以定这个罪名也可以定那个罪名，那个罪名要轻得多，但这关键要取决你家里能给多少钱。我跟法院XX、检察院XXX关系比较好，这个案子你家给多少钱大概能判到多少年（一般的普通案件在北京的内部价格是给不到两万块钱就可以少判一年）。律师的话往往都很准，他们长期在政法界混，如果和法官、检察官没有关系，他的律师事务所早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人家一句话：“法庭不予采纳”，就完事了。所以当代的中国律师真正主持正义的很少，大多数人把时间花在搞关系上。
在看守所中，在押的人员把过的怎样叫“混”。我也有偶尔“混”的好的时候。那是因为：在北京的看守所，很多的看守文化都很低，却也想捞个文凭装潢一下门面。中共中央党校的硕士文凭是最受他们欢迎了，因为只要平时做作业，考试的时候，走走形式去考一下即可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党校的硕士。有些课如法律、经贸、英语方面的，他们是一个个大草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作业。这时他们就来求我了，而我这时往往就会就受到他们和犯人的“尊重”。如果帮做作业，经常就可以不用坐板、可在号里活动活动，看看书，在北京的看守所中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分开关押，一个号里关一个，除非他们地方不够。要想和别的学员交流是困难的，这时我就还可以拿到笔，有机会和别的号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传抄一些经文，传递一些信息。平常有的看守更省事，干脆入党（共产党）申请书都叫犯人给写。当然这种东西我是不会帮他们写的，他们也不会来找我。
2001年11月我和时绍平一起在海淀区看守所被海淀区检察院起诉，2002年2月被正式判刑。时绍平被作北美大纪元新闻网的“骨干份子”被判刑十年，我被判刑三年。我们不服判决决定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3 月份上诉很快就被驳回。
2002年5月23日，我和中科院法轮功学员时绍平、曹凯、及中预防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XX被送往北京市罪犯遣送处。一进去时，全身扒光搜查还不算，还要用高压电棍威逼着光着身子在原地跳几下，以防我们携带大法经文等。在这里主要进行所谓的“入监教育”。 “入监教育”就是进行队列训练、背监规、抱头蹲下训练、抬头低头训练和少量劳务生产。这里管理严，有一定的透明度。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犯人等待被押运到外省和北京别的监狱的地方，狱方怕那些家里有钱的犯人使用财物拉拢其它犯人，结成团伙伺机逃跑，所以就硬性规定了谁也不能动别人的东西。所以那种管事犯人强占其它人的财物的事比在看守所少得多。但这里极其严厉的管理制度，和管事流氓经常性的漫骂和人格侮辱，时时刻刻给人带来恐惧和心灵的创伤。在这里所有新入监的经常被管事犯要求整天练习“抱头蹲下”，这个姿势的要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屁股抬起，头扎在裤裆里面，不停的要你站起来蹲下。这个姿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经常要你用上，如开会、外出搞队列训练等等，迎面遇着队长（监狱警察）你也要立即“抱头蹲下”。低头训练即是专门训练你低头，只能看自己的脚尖。任何时候队长和管事犯（通常都是北京流氓）和你说话你都必须低着头。平时任何时候也必须低着，只有在走路看路时，或做劳务时才能抬头。有的人被送到北京市罪犯遣送处好几个月了都不知道自己队上的队长（狱警）长什么样。只能从队长的皮鞋声和说话声分辨出来。有的人因为长期低头，抬头都不习惯了，后来当被送回外地服刑后仍很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这里上厕所、早上起来洗漱虽在同一层楼但都必须排队去，由“班长”（管事犯，通常是北京流氓）带队，限定的时间很短，也就二三分钟。有时口还没漱完，时间就到了。“班长”一声令人心惊肉中跳的大吼，你马上就得停止一切，跟着队伍出洗漱间。上厕所也是必须由“班长”带队集体去、集体回。不管大便、小便只给两分来钟，先完事的排好队然后立即抱头蹲下等待。大便的可就倒了霉了，手忙脚乱， “班长”一声大吼，不管你完没完事，必须提起裤子走人。当时有个犯人拖拉了一点，“班长”硬是看他不顺眼，手纸都不发给他用。他只好“水洗屁股”（用便池里的脏水冲洗），这也是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常见的一种惩罚方式在这里也用上了。在那里洗澡也是个大问题，那么热的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只洗过两个澡，每次都是很短的时间，前后不到十分钟吧。其中一次还是自己冒着被管事犯再次辱骂的风险，直接向监区的头强烈要求来的，算是特别许可了。这里的一切以和看守所不同的方式扭曲着人的心灵。
在北京一年多的关押期间，我过着非人的生活，体重下降了近四十斤。在这里一年多的关押期间我的亲属和单位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任何通知，中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必须通知和转交家属和单位的刑事拘留证、逮捕证、检察院的起诉告之书、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等全部都没有给家人。应由本人保存的所有这些材料，也只是让本人过了过手就全部收走。在北京关押一年多，我仅在被判刑完了后通过摄像屏幕见了父亲了一面。
北京那片古老的土地，悠久的文化，璀璨文明，曾叫幼年的我神往，而如今却让我心碎神伤。北京是邪恶的中心，我在北京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受到了的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迫害，这在我一生中前三十年中是最黑暗的一页，一生中其他二十多年所吃的苦加起来可能也比不上这一年多。相信以后也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在那里我才真正知道生命在共产党的眼里是多么的轻贱，我的精神多少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大法使我心中常存着希望，常抱着一颗相对平静的心，我不可能挺得过去。我敢肯定还有很多大法学员在北京关押期间吃过的苦比我多得多。他们是真正伟大的神。在北京，我没有向邪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写过违心的“悔过书”，虽然在狱中就被自己全部推翻，但那也将是心底永远的痛。
2002年7月4，我被带上手铐，由武警和狱警经火车押送往原籍省湖南的监狱进行继续进行所谓“思想和劳动改造”。先被送到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收押调遣中心，背监规和队列训练，一个月后被送到监区服“余刑”。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