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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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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儿血洒长安街 16年坎坷不堪回首 声明退党 血气方刚的体育院校优秀学子 记者：您好方政先生，听朋友谈起您曾经在16年前的苦难的经历，而且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影响到了您后来的生活、工作、学习、幸福、家庭和前途。您是否愿意向海外媒体说出这个事实的真相？ 方政：好的，我愿意。 记者：请问学潮发生的时候您当时正在北京上大学是不是？具体的情况请谈谈好吗？ 方政： 1985年我从安徽合肥考到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89年那年正好是我大学快毕业，四年级面临毕业。当时我的工作去向已经都落实好了，都定下来了，毕业后将到广州华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当老师。由于后来受伤而被取消了做教师的资格。 六月三号夜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三、四千人 我当时受伤的情形是这样的。89年5-6月我参加了学潮，经常到天安门声援，从5月20几号开始到六月三号这些天我连续在天安门广场，一直到三号晚上解放军到广场镇压开始。6月三号，镇压当天夜里，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还有三、四千人，他们包括北京和外地进京的高校大学生，大部份人是围坐在纪念碑周围，另一部份人坐在纪念碑北则自由女神像周围，当时那里还有不少帐篷。我当时就在广场里面，对于外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三号晚上10点多中，我们在广场的人得到外部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军人正在从北京的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挺进，一路上他们开枪射杀了很多无辜百姓，很多人倒在血泊中，当时有人还拿着一些物证带血的衣物等展示，广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六月四日凌晨：戒严部队子弹在我们头上飞过 到了四号凌晨两点多种，戒严部队包围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一部份拿着冲锋枪的先头部队，也可说是特种部队，这些军人冲入广场中心地带，向帐篷和一些设施比如高音喇叭扫射，当时子弹在我们头上飞过，很清楚。当时学生都在很和平的静坐着，军人冲击学生，连打带踢，暴力驱赶学生，他们把一部份学生给冲散了。当时有的学生拒绝离开就受到军人的暴力驱赶，打的很厉害。后来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人谈判，让学生从东南角方向撤离天安门广场。部队的坦克车也从四面开过来，坦克车慢慢的把我们往东南角方向赶，逼退我们一样。到达广场东南角这个地方，已经有两辆坦克车停靠那里，像门一样，我们的队伍就从两辆坦克的中间通过，撤出天安门广场。 撤退路上血迹、碎玻璃、破损的车辆、路障，一片狼籍 离开天安门广场我们的队伍就往西走，由前门大街的方向到新华北街，到了一个南北巷的路，又走到西长安街。这个时候已经4点钟。在这走过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军人、军车，遇到的市民就给我们讲三号晚上军队进入北京的情况，当时市民与军队的对抗、军人的屠杀已经发生过了，撤退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惨不忍睹的情形，血迹、破碎的玻璃，一片狼籍、破损的车辆、路障、还有老百姓含着眼泪给我们讲屠杀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三号晚上，我们由于当时都在广场上，没有亲眼目睹北京街头上的这些情况。 一颗毒气弹就在我身边爆炸并且发出一股黄绿色浓烟 我走在退伍的后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后。走倒西长安街时，六部口附近，我们听到在我们后面有爆炸声，随后浓烟滚滚，很呛人。原来是军人在放毒气弹。正在彷徨中，突然一颗毒气就在我身边爆炸并且发出一股黄绿色浓烟，一下子笼罩着2-3米的范围，当时人就感觉到头晕、令人窒息。 为救学妹 好男儿坦克车下断腿 当时我身边有一位我们同学校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女生，她在天安门广场时，由于惊吓、害怕、紧张，我就让她跟在我身边，作为学长的我，又是男儿，责无旁贷的一直在保护她，安慰、鼓励她，撤离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一起。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声援时，我们体院有20多个学生参加静坐。毒气炸弹爆炸时，这个女学生当时就吓坏了，加上毒气，我就一边扶她一边抱起她，往人行道上移动。但自行车道与人行横道之间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护栏，这个学妹个头也挺高，有一米七左右，是打手球还是排球的，我也不清楚。我转身把她扶到边上，在我一转身时，我的余光看到一辆坦克正急速行驶过来，它是从我们身后边开来的，当我抬起头来再看时，坦克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了，大炮筒子就在我头上，躲避都来不急了，我赶紧把学妹推靠到护拦上，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拖行中头、身体咚咚的一震动，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拦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拦下。我的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我在一个叫海峡网的上面也曾经看到过这幅照片。那个人确实就是我。 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则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受伤后，我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事后参与抢救的人告诉我说：当时医院来的受伤的人很多，血库非常紧张，由于失血太多，我已经接近死亡了。费了很大周折，当时的医生护士都尽了全力抢救我。曾经有一个北京市民是《建筑杂志》的编辑，还来看过我，到了95年时他通过朋友又找到我，我们还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在当时参与救我的过程，这些年一直很挂念我，所以费了不少周折才见到我。我当时被送到医院后，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则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我四号早晨到的医院，手术后五号醒来，我当时并没有在病房而是躺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的地上，医院的伤员太多，没地方住，医院就搭起很多的地铺。地铺上全是伤员，病床、病房肯定是不够用的。几天后我才被转移到病房。9号北京市公安局人来，当时我不能动，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到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进行笔录。20天后，6月24日就让我出院了。我们北京体院有自己的校医院，我就被接到那里继续治疗。当时伤口还没有愈合，但总体上说问题不大了，身体有了一定的恢复了。 中共坦克从背后追杀 回校后就是清查、清理、审查。我在大学二年纪就入党了，是学生党员。这个时候我就退党了。院里让我写交代，我就写了真实的情况，就像我告诉您的这样，但是在学校这一关就通不过，当时学校领导告诉我：不要写是坦克压的，写是军车或者是装甲车压的。不知道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还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改变我是不同意的，事实就是事实我没有必要去掩盖他改变它，坦克从我们背后向我们冲来压的，我所有的交代都是按照事实写的。但具体为什么还要从背后追杀我们的原因到现在都是谜，我们当时是很和平、理性的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为什么还要追杀我们？ 六部口有多少人死伤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数字 当时知道的在六部口坦克压死压伤十多个人。压死的学生包括北京大学的，北京政法大学的，北京钢铁学院的，有清华大学的，知道的压死有11个人，压伤的就不太知道了，轻重都有。到底在六部口有多少人死伤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数字。丁子霖老师那里的数字也不是准确的。我知道的受伤的就有3-4个，我是伤势比较严重的。我们体育系还有一个叫孔维真（音）的，大概是运动系的打篮球的，比我低两个年级，他是一条小腿被子弹打掉了。 为她失去了双腿，她却不能为我做证 记者：您保护的那个女生呢？她怎样了？ 方政：她没有受伤。说起来也挺让人失望的。刚开始她还到医院来看望我，感谢我救了她的命，回学校后校方不承认我的这个情况，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暴力举动，为什么坦克车会压到我。我告诉校方我经历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你们可以了解调查。学校就找这个女生做证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我出院回到学校后找到她，她说：我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当时我没有看到坦克压人，我昏过去了。她不做证，也不承认当时跟我在一起。后来也就没来往了。我当时能够感觉到她的无奈和逃避。学校就揪着我这点不放，对后来分配工作等有受到影响。直到92年学校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后来学校就不让我住了。 遇贵人相助 北京钢铁学院一个叫吴培（音）的老师和一个曹姓职工到我们学校为我做证，他们也是六部口同时同地的目击者，他在医院里就认出了我，对我非常关心，当他得知那个女生不为我做证时，非常气愤，他说，我们来做证。于是他就到我们学校找校领导谈。他的做法使我特别感动。我感到了正义的力量。 记者：92年离开学校去哪里了呢？ 海南十年蹉跎岁月 方政：上面谈到的吴培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北京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很同情我。他爱人当时在海南工作，海南当时是特区，政治上可能宽容一些，自由度大一些，谋生可能好一些。92年我在广州代表北京市参加了第三界伤残人运动会，拿了两个第一名。运动会后我就没有回北京，因为学校已经不让我呆了，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但他们不发给我毕业证，不安排工作，没有收入，我就决定到吴培老师介绍我去的海南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去工作，92年3月24日我到了海口，在那里曲曲折折、砍砍坷坷一直到2000年我结婚才回到安徽合肥父母身边。 在海南这段日子也挺蹉跎的。刚开始去还比较好，正赶上海南开发的投资热潮，政治宽松，经济也不错。物业管理工作做的也挺好、挺顺利的。到了94年海南进行了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紧缩，房地产业泡沫经济破灭对大家影响很大，合作的朋友都分散了，有的离开了海南。我一直就在那里坚持着，后来自己开过小店，跟朋友一起办过旅游公司，自己谋生度日。 投身伤残人运动事业遭封杀 1992年我参加了全国伤残人运动会，拿过两面金牌，轮椅上的投掷项目，铁饼和标枪。成为全国的冠军也是全国记录保持者。 94年9月在北京要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简称远南运动会），我就报名参加了，在93年94年分别在广州和湖南湘潭两次通过全国选拔比赛。94年5月我从海南到了北京参加集训，刚开始还比较正常，中残联的组织者在我训练期间私下跟我透露过，这次远南运动会可能有关部门不让你参加，当时我也没有介意，我想不应该有什么影响，我本身就是学体育的，又爱好体育，投身伤残人体育运动很适合我，我代表中国人参加远南国际运动会，也是为国争光呀。
残联的“约法三章” 到了7月份，中残联理事长、还有体育部的副部长贾永（因）现在是中国残疾人运动中心主任。他们就找到我跟我谈话，他们说：有关方面认为你受伤背景有六四原因，可能不让你参加这次运动会，当然我们残联系统会为你争取参赛，是哪些部门不让我参加，他们也没有说，但作为残联我们要跟你约法三章：1。在集训中不要讲六四的事情（因为当时来集训的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包括六四在北京参加的活动、受伤的原因；2。你在北京期间不要跟有六四背景和民运背景的人接触，要回避他们，不要跟他们联系；3。如果你得了冠军可能会有记者采访你，但你不能说出你伤残的原因，隐瞒伤残原因或你回避提问。 我认为，体育是纯洁高尚的运动，不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色彩干扰她，她倡导的就是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我说我参加运动的目的很单纯，我是大学生学体育理论的，我是残疾人，我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其他的我没有想。也没有任何目的。我答应他们我可以作到他们提出的条件，不会将自己与六四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当时他们说，行，可以让你参加比赛。 “参赛项目被取消”返回海南 我以为我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已经做出让步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没过一个星期，有一天，他们突然来人来车要我立刻离开训练基地，我问：怎么了，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他们说：不行，你必须得走，回海南去。你们海南残联理事长已经到北京，来人接你来了，机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10点你就走，我们送你回海南。当时他们把我还有行李拉到了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我当时很恼火不甘心，质问他们，他们回答说，项目设置有变化， 你的项目被取消了。自然参赛资格也取消了，这也是经过领导多次协商决定的。 我当时告诉他们，我明天走不了，因为我的妈妈，姑妈到北京旅游，还有妹妹妹夫都到北京来了，我跟他们目前还联系不上，我不能让他们没有见到我，我就走了呀。明天我不走，坚决不走，你就是抬我走，我也不走。我要见我妈妈，我还要跟我的同学朋友打个招呼呢。他们不同意说：明天你必须走。没办法我跟他们说推迟一天走行不行？他们答应了。我自从92年到海南后就没有回过安徽。第二天我跟我妈妈等人说了发生的事情，后来我就到人民大学见了丁子霖老师。第三天中残联派人把我送回了海南。 路给堵死了，没有机会了 我当时为了这个事情非常气愤。我觉得他们严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我已经答应他们的约法三章了，可他们还这样做，对我还不放心，突然取消参赛资格。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到残疾人体育运动事业当中去了，地方残联也不再找我了，我也失去了在这个领域发展的机会。路给堵死了。没有机会了。关系也就断了。关于这个事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专程来海南采访过我，1994年9月5号《纽约时报》作过一个比较大篇幅的详细报导。 记者：这些年，您生活的自由吗？政府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政策吗？ 监视、干扰、搜查、传讯都时有发生 方政：我离开北京到海南这么多年，很曲折磨难很多。包括公安对我的监视、干扰、搜查、传讯都时有发生，一到了敏感日期，就来人家访、或把电话断掉，95年5月我妹妹和外地北京、西安来的朋友7-8个人都给拘禁起来，这种干扰就没有断过，我自己在海南做事情一直不顺利，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也没有一个好的环境。94年以后海南整个经济形势的滑坡，我的状况一直很艰苦。 拘禁 99年2月底过完年了，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北京发展，我同意了就准备前往。把海南的东西都处理了，房子也退掉了。97年海口市公安局曾经因为我的身份证过期为由给没收了，这个身份证还是在上大学时期办理的，是十年期限。到了96年就到期了。户口也由北京迁出，没有地方落下，落到海南，海南不同意，落到合肥，合肥也不同意。我当时身上只有一份北京开的户口迁出证明。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就买不了机票。于是我计划坐船做火车到北京去。于是我就坐船从海口到湛江，在湛江坐火车到武昌，再想由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时，在武汉火车站我正准备买票转车时，被当地公安给拦截了，一下子就把我给包围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远的郊区的一个别墅里，武汉公安把我拘禁了一个星期，海口市公安局来人，是海口公安局政保科的人，我一看都认识，他们都是曾经监视我的人，经常传讯我抓我的人，我跟他们很熟悉，见到我，他们问我：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擅自离开海口。后来海口市公安有把我带回海南。我身无分文穷困潦倒的回到海南，还大病了一场。我就住在一个朋友提供的别墅里落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小10岁的江苏女孩，2000年我们就结婚了。 漂泊十年后结婚、生女、回到父母身边 99年是六四十周年纪念。3月北京正在开两会，他们很紧张。这样99年我没能离开海南。 2000年我申请结婚，就写信给公安部，希望落实我的户口问题，我是共和国公民，没有户籍我就是个“黑人”，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就结不了婚，没有自由、哪也去不了。5月份我父亲来信告诉我户籍落在了安徽父母家里，当地派出所还给我补了身份证，于是8月我坐飞机回到合肥一直到现在。2001年5月我女儿出生了。回到父母身边感到生活安定一些。 “待控人员” 但麻烦还是有的，当地派出所把我视为“待控人员”，要求我一个月向派出所汇报一次情况。他们到家里来，取了我们的头发、指纹、血样，作为DNA数据。三个月他们来一次家访。看我是不是在家里，在做什么呀，跟什么人联系呀，做什么事情呀，有没有到外地去呀，他们有的时候看到我父亲，跟我父亲问问情况，直接跟我接触还不是太多。去年12月我去海南一趟，到今年1月赵紫阳去世，正好我没有在合肥，没有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他们很紧张，找到我父亲，也打电话到海南找我，让我不要去北京，1月31日我回到合肥。这种干扰一直存在我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当初邓小平去世时，海南的公安也是陪着我在我家呆了一天。我在海南前前后后呆了有十多年。当时有六四背景的人在海南谋生的人很多，后来都陆续离开了。 拒绝遗忘、说出真相 请问：您经常上网吗？ 方政：上。一个朋友给我的，是他淘汰的电脑。 记者：九评共产党您看过吗？ 方正：我看过了。包括最近的一些消息，真是退党大潮，一百多万了。我想我是六四时期就提出退党了，也是退出中共的一员。当时我是学生党员，87年入党。我当时受到一些思想包括方励之先生的影响，我们当时天真的认为：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入党就是要给共产党换血，成分变化了，是不是他的宗旨主义就会变化，我们是这样想的。但六四事件打碎了它，我就提出退党了。有个问题我很困惑，有时候我跟很多人聊天包括我上网聊天，我就问过他们，好像35岁以下的人甚至不了解不知道六四真相。我觉得非常痛心，真是民族的悲哀。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居然就这样销声匿迹了，问20来岁的在学校的大学生几乎没人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人想去了解。很多人已经不关心这些了。他们的政策就是遗忘，不提它。 记者：丁子霖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拒绝遗忘、说出真相，一些六四伤残者、受害人也都在发表文章揭露事实真相，目的就是提醒人民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方政：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声援退党 记者：现在大纪元网站每天都有2万多人声明退出中共，您要不要也公开声明一下？用笔名化名都可以的，上网声明就是彻底消除兽记。 方政：对，消除它，网上签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事实上我在十几年前就退出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外面广而告之，就用我的真名真实状况退党。你就帮我写一个，贴吧，我在这里也不方便写，没问题完全可以。你就做吧。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有很多人是看了九评后才退出的，如果拖到现在才退对我而言也是不对的，我早就退了，我是六四之后就退了。 不久的未来我要做的事情 记者：六四的血不会白流，对共产党的清算已经开始，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即将到来。 方政：是。我已经准备起诉他们，跟共产党打官司，要求国家赔偿。 记者：感谢您讲出真相，感谢您接受采访。 方政：感谢大纪元为我们发出正义之声。 附：方政公开声明退出中共 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我看过了。事实上我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六四之发生后就退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外面广而告之，现在就用我的真名、真实状况退党。网上签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 我郑重声明退出我曾经加入的共产党，还有少先队、共青团，消除兽记，干净、明白的做人。 声明人：方政 =========== 5/31/2005 5:13: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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