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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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右)和刘峰在爱尔兰的合影。刘峰99年底回中国反映法轮功情况,先被关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中)
从红朝谎言中觉醒─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中国同胞

作者:赵明


【大纪元11月7日讯】编者按:赵明,共产党体制内标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8级高材生,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的留学生;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却因他的信仰,在北京的劳教所遭受到他从未想象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强暴。

赵明因国际社会的努力重获自由。今天他以泣血的文字,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劳教所的内幕,特工和男女警察的种种手段与伎俩,迫害的惨烈,自上而下的重重欺诈。。。

赵明的认识过程对我们有难得的参考价值。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您会感到他真诚的心。此文的思想性与深度可以与《古拉格群岛》比美。叙述平实,但耐心读下来,您会隐约看到中国的未来。

**精心策划不惜巨资蒙骗全世界**

这次整人的运动和八九年相比变得极其狡猾。镇压者怕国际社会象八九年那样一致地谴责它,断绝外交和贸易往来,他们就没钱支持下去了。自从法轮功学员开始被投入监狱劳教所以后,随著迫害在国际上的曝光,和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要进行调查的压力,他们开始斥巨资到监狱劳教系统,修缮硬件,伪装出好的生活环境和人权环境。自从我们法轮功学员被送入团河劳教所之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江氏集团开始在监狱和警察系统投入了巨额资金,劳教所里就不停地改建和添置设备:

拆下了高墙上的电网,换上了红外探测器和摄像机。

高墙上粉刷上各种体育运动的图案;

宿舍窗外的铁栏杆换成了做成孔雀图案的漆成白色的铁栏杆;

每个房间添置一个金鱼缸和一些盆栽植物,一台电视机;

伙房的所有炊具换成不锈钢炊具,原来烧煤的炉子换成了煤气灶。

院子里,种树种草坪,放养著鹿,兔子,鸡等。

做这些为了什么呢?那些因盗窃、抢劫被送入劳教所的人会因此而重新做人,而使社会安定吗?这样的硬件设备是北京的名牌大学和中学都比不了的,这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伪装劳教所里有良好的人权状况。可是酷刑虐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少。

这并不是个别劳教所的种情况,劳教所的狱警说他们到南方的劳教所参观,发现那里的劳教所比北京的建得还要夸张。另外,劳教所系统的狱警开会地点都是在风景胜地,劳教所所长和一些警察还经常到国外旅游参观。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开不出工资来,许多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连为孩子们建一所最基本的小学校舍的钱都没有。

团河劳教所自从开始镇压法轮功还招了一批大学生。他们还不是一般中专警校毕业的,是正规的本科,而且什么专业的都有。他们刚毕业,对人生充满希望,刚来时也很有工作热情,可是在劳教所里他们找不到任何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这个体系里没有任何正的因素,在劳教所警察的上下级之间,没有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尊重,平日在所里,副所长庄某对下属一贯横眉立目、动辄辱骂呵斥。只有会搞关系的和敢于违法行恶的流氓恶警才能有提升的机会。他们很幼稚,对法轮功学员酷刑的事那些老流氓恶警背地里干,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扮演“春风化雨”的那一面。

我问他们,怎么想起来到这鬼地方当警察了?他们也很直率,他们都是外地的,说就是想要个北京户口,哪想到到了这里算上了贼船,白天工作,夜里值班,周末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加班费,怕他们不稳定,户口、身份证、毕业证等所有换工作可能需要的证件都被所里收了,实际已没了人身自由。

在这里我也亲身见证了这场镇压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新闻造假。在2001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团河劳教所采访了我整整一下午,先是一个声称是英文节目的主持人用英文采访,然后是焦点访谈那个在制造出来的自焚新闻中采访病床上的刘思影的女记者李玉强(现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 www.upholdjustice.org”列为追查对象)。他们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的样子,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的认识,表面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要是发生在九九年以前还有可能。

可是采访我的镜头在CCTV的焦点访谈中并没有见到,相反2002年9月,一个布鲁塞尔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使馆前炼功时一个中国官方人给了她一张VCD,是攻击法轮功的材料,她看到里面有我的镜头,就寄给我。我发现就是这次采访的镜头,但它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画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的本意,用来攻击法轮功。其实他们如此费力地装模作样采访了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抹杀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

**劳教所内的特务**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复杂,就是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钻到到劳教所里。他们声称是炼法轮功被抓的,也表现得特别坚定,法轮功书上的一些话甚至也能背,可是有一天突然他“转化”了,反过来还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劳教所,一般地恶警不亲自动手打人,恶警利用这些人,他们整起人来比那些恶警还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在我们楼上一个队里有一个法轮功学员鲁长军被打得脊椎骨折,瘫痪了。这是在北京的劳教所里,有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制约,否则的话,让这些人放手去打人就不知道要出多少人命了。

他们最擅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装得很象,但他们决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毕竟是在伪装,他们的思维和人格表现是不一致的、不连贯的,充满自相矛盾。法轮功是讲善、讲忍的,真正炼法轮功的人修炼以后心态、面目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见过不少炼功人,有很多人原来在世间的争斗中形成的一脸的戾气,炼法轮功一段时间以后从言行到外表全变了,变得很和善。

可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内在的东西,这是装不出来的。他们和那些被不情愿地强制转化的炼功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言语中体现的是一种浸透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历来的那种基于阶级斗争、人人为敌的整起人来丝毫不讲人性和法律的思维,而且他们往往也自以为在这场人与人的争斗中靠上了统治阶级、在暗处,最聪明地掌握一切。这些状态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在炼功人看来非常明显。

很多人说我们去中南海请愿惹著共产党了,其实这场镇压已经蓄谋已久了。XX党也早就开始渗透法轮功了。在团河劳教所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外省的法轮功学员,这是我碰到的唯一的一个来自这个省的人。于是我想起来在迫害开始之前,我还认识一个来自这个省的易某,我就向他打听。他说知道这个人,然后又说易某导致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捕,是个特务。他这一说我一下想起来了,那是97年,易某从一个认识我的人那里拿到我的联系地址,他说是炼法轮功的,在我住的地方留宿过几天。当时易某不上班,专门在全国各地走,易某到我这不两天,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猛击一掌》,谈到一些现象,说有的人不在自己家里安心修炼,四处乱窜,在法轮功学员家中吃喝拿要。我一看正说的是X的情况,我就请他走人了。《猛击一掌》这篇短文中还有一句话“今后再有这种情况,可按常人中的骗子对待报警,因为其人绝不是我们学员。”我当时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在劳教所里听这位学员一说,我恍然大悟。

其实那些警察和这些打进来的人最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很清楚我们没搞什么别的,无非是要求人权了,只是他们很多人已经被灌输得不会用人性的基点去思考问题了。他们怎么做也是个人选择,也必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们自愿远离家人钻到劳教所里遭罪,多数是为了钱。

如果法轮功弟子真的是在图谋政权,那么这些渗透活动就真的有意义。但法轮功学员没想要谁的政权,我们是在修炼,所以他们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法轮功学员都将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它们镇压法轮功不能如愿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中国的这场法轮功问题自始至终的焦点是在人性天理。法轮功学员在抵制迫害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从没有威胁过中国的政权;江流氓在整法轮功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从没有一丁点维护过中国的政权。问题在于江就是要反人性、反天理,所以就认为法轮功学员所坚持的影响到它了,而他利用中国政权所做的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的过程中恰恰真的在把当今中国政府推向深渊,他才是罪魁祸首。

**上级明显准备抛出下级作替罪羊**

法轮功学员不会搞什么暴力革命,但所有以下各级被指使实施迫害的人,各级政府干部、610、警察、特务他们在执行迫害中所做的许多事是违法的,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使这些人逃脱责任,所以他们也必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所有被利用来整人的人都没有善果。

文革中,毛煽动了十几岁的世界观还没建立的中学生来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这些年轻的红卫兵虽然容易被利用,可这么一大批热情没出发泄的年轻人老在城里也不是事,毛不可能让这些红卫兵永远闹下去,利用完之后,就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到山沟里去修地球,就这样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在许多地方造反派今天搞武斗整人出了风头,过些天却被说成反革命暴乱而被血腥镇压。

在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中充当演员的刘春玲母女均被灭口。这些参与各种罪恶勾当的各级特务了解了这样的“国家机密”,他们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威胁,难免一天会成为整治的对象。在海外实施的各种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有其中任何一个知情人透露出去都会在国际舆论引起轩然大波,这些被指使者和知情人必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将来形式稍有变化时,各级参与整法轮功的政府官员、610、警察、特务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出当初被他们指使的直接充当打手的下级当替罪羊来解脱自己。

这一点在北京的劳教所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副所长以上和劳教局里,它们只向下面要“转化”率,从不直接参与酷刑,但实际都是它们暗示和默许的。当酷刑被曝光,国际上的压力从上边下来的时候,这些所长又道貌岸然地做姿态,对发生酷刑的队严加制裁。当这时,象团河劳教所姜海泉、岳清金这些在第一线苦心钻营想通过整法轮功升官发财的恶警就象霜打了的茄子。可是等国际压力一过,上面又开始要转化率,姜海泉后来又被提了副科长还混上了出国旅游的机会,从此摸到了领导明做姿态、暗许酷刑的心思,开始死心塌地地做恶。可是他没想一想江泽民自身都难保,它能逃脱惩罚吗?

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的煎熬中是痛苦的,可是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镇压法轮功的人现在趾高气扬,他们却是在毁灭自己的未来。在一个从上至下做恶的体系内没有人是安全的,他们都是以牺牲下一级为代价的,要想安全只有弃恶从善。

**初学《毛选》 如梦方醒**

我对XX党是一直没什么想法。真正看清它,还是当我亲身经历这场迫害时在XX党的劳教所里。有一阵劳教所的恶警换了洗脑方法,暂停了打骂体罚,让我看《毛泽东选集》。我也想看看到底里面讲些什么,就真的仔细看。以前除了中学课本里选的“老三篇”等课文外我从没自己系统地翻阅过XX党书籍的原著。我一直以为XX党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哲学流派,有一定哲学研究价值。可我在劳教所里这一看,才如梦方醒。我发现我们中国人都被骗了。

记得看《毛选》头两篇印象最深。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都是这种分析人的“革命性”的文字: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办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发现这种阶级的划分标准就是看每个阶层对于参与革命所能获得的利益的不同而导致的对革命的倾向性不同、可利用的程度不同来划分敌我,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不择手段地利用人性自私的一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根本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甚至对于黑社会组织,只要能利用,一律是朋友。

再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里有一句毛对流氓地痞的评价就更露骨了:“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再看下去,满篇都是系统的教唆暴力杀人,举几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换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小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

“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办法。”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说实话,在以前我印象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东西不管能不能实现,起码没叫人干坏事吧,可这一看,这就是教唆犯罪,利用、领导流氓地痞造反啊,这东西怎么还好意思印出来让人学呢?

回想起以前的一件事,现在明白了。上高中的时候,我校有一位比我高几届的学生被判刑了。这可是少见的事。我所在的中学在东三省是升学率最高的,在校学生都是通过中考选拔出来的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们那届毕业生考了个“大满贯”,所有在册学生考分都超过了高考录取线。在这样的学校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件学生违法的事。据校长讲,是因为他阅读太广泛,最后信奉别的哲学流派,不信马列主义了,后来可能是因为言论不慎吧,被以反革命之类的罪判了刑。校长经常以此为反例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我感觉那个学生被判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从没想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当时隐约有一念:哦,阅读广泛就可能信别的,不是只有马列主义一种信仰。但我也没深想,因为从小学我们只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正确的思想体系,我们从没有机会接触或选择不同的思想信仰。现在我就太理解这位同学了,他的经历是典型的觉醒的中国人的经历,他的被迫害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信仰迫害事件。

重获自由以后,我在网上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找出来看,看到底里面都在讲什么。我也看过基督教的《圣经》、老子的《道德经》、释迦牟尼的《金刚经》,但在我三十岁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去独立的用自己的思维对比和审视XX党的书,现在有了比较宽的知识面了以后,回头再看共产党的书,我发现《圣经》、《道德经》、《金刚经》《四书五经》还有儒家的《四书五经》讲的都是故事或者道理,都是真正精神领域的东西,叫人向善,人看了会感到内心宁静,思想在升华。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选》里面讲的就是教人怎么暴力斗争、抢劫、杀人,看了觉得头疼。什么精神内涵都没有,也根本不能称作哲学,毛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那简直就是诲淫诲盗。

这么明显的对比,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认识到呢?回头想起来,我现在所了解的关于《圣经》、《道德经》、《金刚经》等都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渐渐接触到的。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真正传统的儒、释、道的经典根本就接触不到,共产党把整个文化教育体系给封闭了,你获得不了任何一个别的可以对比或衡量它这套东西的基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解:共产党意识形态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可为什么所有的XX党国家都困苦不堪呢?我在劳教所里看《毛选》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在这部XX党创始人的著作里,你找不到任何关于怎么建立大同社会的论述,讲的只有如何利用穷人打倒富人。我不得不说毛的心思没在如何建立一个能给人幸福的社会制度上。

很多人觉得XX党的理想的大同社会是很好啊,没有错啊。如果这个共产党的社会制度是顺应宇宙规律的、正确的,那它所统治的国家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昌盛的,可事实表明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都陷入了更可悲的贫困、迫害和杀戮中。那些分成两半的国家对比尤其鲜明:南北韩、东西德、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共产党一边人民痛苦贫困不堪,另一边却繁荣昌盛。为什么?

如果按它说的,其他社会形态所有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阶级矛盾,那么它所掌握政权的这个社会它与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这些矛盾呢?在公有制下,虽然没有资本占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还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分配的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对立?是不是阶级矛盾?我觉得XX党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下的人与人的关系类型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平等,生命在每一个抉择的时刻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平等的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选择善行,或者选择恶行。但在选择之后,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因果。生命在不同生命历史时期所做的一系列选择的不同,那么到后来体现出来的命运机遇差异就很大了。所有的生命,你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相同的起点,开始进行一样的工作。起点虽然相同,但开始之后,很快体现出差异。人的男女、高矮、胖瘦、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同,生命的个性特性的多样性才形成了繁荣的宇宙和人类社会,生命个体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的存在使生命适合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位置,那么有的就作了领导工作,有的做具体工作。大家都做领导,那社会没法存在,这不是不平等。

人有自私的心想过的好一点,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在遵循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前提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不计前因、无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制地用暴力手段、无视一切道德公理和法律、立即就要实现所谓的平等,实际是在利用人性中最不好的思想煽动人成为它们夺取政权和社会财富的工具。所以XX党的思想从最开始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而从道德上完全是恶的。共产党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最大的一个谎言,分配制度的公有化不能解决任何社会矛盾的实质,如果有这样的社会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富人的钱财来实现。

我越思考越发现在我所出身的整个这场教育中我们都被骗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场迫害越疯狂就越让人看清其邪恶,最后毁灭的将是迫害者自己。

**揭开“劳教”之谜 认识自己可悲之处

后来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后才发现这个“劳动教养”里面的奥妙可大了。“劳教”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禁方式,不经法庭审判,由公安局申报,地方政府批准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到三年,被剥夺自由的人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名义上说,被判劳教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你要真以为可以申诉就太幼稚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劳教所、扒光衣服、电棍加身了。在外面你都没机会为自己辩护,在劳教所里更不可能了。反正,我只看到劳教所里使用一切高压手段逼你认罪,没看到过任何一例申诉成功的。

那么同是剥夺自由,劳教和经法庭判刑有什么区别呢?在宣传上,和中国的教科书里对劳教的解释是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被判刑的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可是我亲身经历可一点也没体会出“人民内部”来,出来以后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情况,我才知道劳教所整法轮功比那些关押经审判判刑的监狱还狠,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出了不少迫害致死的人命案。还有一点明显解释不通,经法庭审判可能只判一年,而劳教最多可以三年,还可以延期一年,就是四年。而且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期满不释放,投入洗脑班,呆几天然后再次劳教,成了无期徒刑了!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分明一点儿也不轻!

实质是怎么回事?“劳教”其实是当今奴役中华民族的这个暴力流氓集团为具有任意剥夺人自由的特权,来打击异己而超越法律规则,而发明的一种完全违背法律的暴力统治方式。因其违法的实质,它一经发明就极力地伪装,反而以处罚轻微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为名,从而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得以存在,而且也是贯穿在整个中国宣传和教育体系中,从小灌输全国民众认同。这是这个流氓集团蒙骗全中国人多年的又一弥天大谎。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它,不知道也想不到去追究它的来历、用意在哪里。这是这部暴力机器体系中最奥妙的部分,是杀手鉴。是这个暴力流氓集团的暴力性、违法性、邪恶性的集中体现。

挨整的人一进劳教所就会看清楚,这部暴力集团实质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劳教所恶警为达到整人的目的,会教唆所有需要动用的劳教所内的社会流氓来整法轮功学员。在新安劳教所,恶警教唆那些十几岁的少年犯来整我,我念书的年头比他们的年龄都大,他们这样教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出去以后会成什么样?会怎么看待社会和政府?是谁在祸害中国社会?

其实平常劳教所关押偷盗、抢劫、吸毒人员,只是为维持这个违法的剥夺人自由的方式有一个得以存在的借口而做的姿态,同时积累暴力整人的经验。等运动起来了,要整人的时候,比如“文革”整知识分子,现在整法轮功,这才是这个杀手□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发明者深知他们的整人是无法面对法律的,是见不得人的、完全非法的,根本没法拿到法庭上说的,那么就以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为名,瞒天过海地保留了这样一种可以可以任意地抓人、监禁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手段。

我想起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候的一件事,那是八三年,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厉的一次所谓“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这事和我也没关系,但当时听有的同学说“风声非常紧”,晚上三五个人在街上走就可能被抓。有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长春地质学院前面的广场看公审犯罪分子,我当时对审判毫无兴趣,但我注意到了,当时那些被审的人真的想电影里一样五花大绑,被两个警察在两边架著,低著头。那是冬天,东北最冷的时候,我十二岁,被迫在广场上站了整个一下午,都冻僵了。现在当我亲身经历了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回想起这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流氓集团其实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严打”其实是他们在积累暴力经验,而公审是在威慑民众,让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得见识被政府当成对立面有多可怕。我简直郁愤得要吐血了,因为我回头一看我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被欺骗、恐吓、和污辱的过程。

在劳教所的残酷肉体和精神迫害中我真切的体会到了我多年上学所学所背的一句话的真正意思。这句话我从上初中的时候,政治课本上就叫我们背,说我们国家的国家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说实在的,经过那么多考试,背了那么多年,到我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没仔细考虑过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对不对。我心里想的就是,让我背我就背,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反正跟我无关。政治课本对此的解释就是人民对少数犯罪分子的专政。反正也说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治阶级,行啊。就这样,“专政”这个一向代表暴政和不人道的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定义里,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洗脑灌输认同它,认同暴力,认同对同胞的迫害。

不过这现实和书上说的还是相差太大了吧,我没犯罪啊,我们被抓的的都是主流社会民众,是这个社会受过最好的教育、最安分守己的人,人们经常说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这样的人被当成“少数”来专政,那还剩谁是大多数?谁是统治阶级?我惊诧觉得搞错了的时候,细想也不奇怪,其实我自己才可悲,是我自己认同了它,认同这个系统整任何人。想起来,我认同“专政”这个词的时候完全是盲目、不理智、和不负责任的。当我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事不对,而且不是和我无关,这可不是写在书上背著玩、无所谓的事。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暴力的、错误的机制被认同下来的时候,那么它用在谁身上不过是当权者一句话的事了。也许今天没轮到你,但也许明天就轮到你。只要说你是“极少数”,是“人民的对立面”,这套整人的暴力机器就在全国人民的认同下加在你身上了,历次政治运动整的都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打击“极少数”。

**重获自由 情感复苏 始知爱尔兰的营救

2002年3月,我离开了被迫害一年十个月的北京劳教所。说实话,当我迈出劳教所大门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没有喜悦,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的打算。在我离开前两星期的那次蓄谋已久的电击折磨中,我的精神已经被强奸了,一个人精神的自由被剥夺了,肉体的自由已经毫无意义了。

而且那也不是自由。从我被释放开始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次,我哥开车带著我出去,看到后面一辆轿车从家一路跟著。一天,我父亲、我还有我侄子去商场,我父亲骑著三轮车,我抱著我侄子面朝后坐在后面,后面一辆轿车走走停停,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一直跟著。在官方的刻意封锁下,我当时不知道国际社会对我的营救活动,本想陪父母多呆些天,可是我发现我这样被监视只能带给他们压力而不是快乐。

有一天我回家稍微晚了一点,一进门感觉气氛很压抑,原来家里人都以为我又出事了,他们的压抑心情压得我侄子直想哭。我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在国内那几天吃不香、睡不好,怒火压抑在我胸中,我的胸快炸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的是真正的精神的自由,我迟早要彻底地揭露他们!我不知道当局会不会让我出境,我决定试试,于是让我哥帮我定了机票。我出了劳教所在家呆了十天后,我父母到机场送我,分手时跟我说,“如果这次能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我回到了爱尔兰之后,看到海外法轮功如火如荼的发展,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各界给予了法轮功很多的支持。对于我个人的情况爱尔兰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许多我所在三圣大学的同学跟我讲他们曾参加过呼吁释放我的游行,为我寄过请愿信。我收到很多件他们送给我的当时他们游行时穿过的印著我的照片的T恤。我看了他们当时游行集会的录像,他们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外用中文不停地呼喊“释放赵明”。

三圣大学学生呼吁释放赵明

我们校长跟我说他参加朱熔基来访时的晚宴时当面递交了两封要求释放我的信。在朱熔基总理和爱尔兰总理阿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好几个记者提关于我的问题,爱亨总理对记者说他已在和朱熔基的会谈中向朱总理提出了我的问题。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马丽。洛宾逊女士曾是爱尔兰总统和我所在的三圣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她也向中国提出关于我的事。在如此众多、友善的人们的关心支持中,我从理智和逻辑上知道他们这么做很难得,应该感谢他们,但我就是感动不起来,我只是在应酬。在劳教所的电击折磨、肉体煎熬、精神迫害后,我在情感上完全是麻木的。

赵明归来新闻发布会上,"赵明之友"委员会成员伊丽莎白.德路宣读三圣大学校长约翰.海格提教授的致辞。

为欢迎我回来,三圣学院研究生会、国际特赦和法轮功学员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记者会上说:“回忆那些经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因为许多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遭受著迫害”在那一刻起,我胸中压抑的怒火才得以缓解,因为这是我真正的自己本愿发出的声音。

前不久我才有机会静下来想一件事,爱尔兰人为什么这么帮我呢?这在我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原来在三圣大学的生活圈子很窄,许多学生根本就不认识我,还有那些人权组织的人,他们一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赵明之友”,定期开会协调营救我的活动,还设立了专门的网站来公布有关信息。他们图什么?他们有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他们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

在我回来之后,接触了一些曾为营救我做了很多努力的国际特赦爱尔兰分部的人,才渐渐地了解人权的概念。其实他们不仅在帮我,他们也在帮助各国受到各种人权迫害的人们。有一次他们让我作为被成功营救的人在他们的一个活动上发言,那次活动他们给全爱尔兰加入国际特赦25年以上的成员颁奖,有的人都七十多岁了。

还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中学生国际特赦成员的活动,给这些中学生讲我的经历。组织者担心这些孩子坐不住,让我尽量缩短发言时间。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很静地听我讲,我讲完他们提问,问的都是和采访我的记者问的一样的问题,表现得很成熟理智。就是说在爱尔兰这个国家有长期的人权教育基础,在公众中有坚实广泛的人权理念。

人权在这里被认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当然政治家也维护人权。从没有中国那种概念,你要求人权就被扣上有政治图谋的帽子,说你要夺取政权。我在被迫害以前我只想怎么用自己学的知识赚钱养活自己,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也不管。在经历这场迫害之后我才开始从人权、人性的基点上回头看我以前在中国的生活,看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

**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赵明被营救回爱尔兰,和三圣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春游。

回到三圣学院,系里提供奖学金供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包括我的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还是原来的导师,原来的实验室,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原来自由平静的生活又恢复了。但在我的祖国还在持续的这场残酷迫害使我无法若无其事地平静生活,我的朋友们的死一次一次地撞击著我的心。

我一回到爱尔兰就在明慧网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袁江。袁江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在他毕业前,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炼功,毕业后在兰州邮电局下属的一个公司里,他是出色的通讯工程师。他在兰州被警察折磨死了。

袁江

赵明的清华同学袁江,遭受甘肃省公安厅长达一个多月的酷刑折磨后,于01年11月辞世,留下年迈的父母(其父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其母是某学校高级教师)。

回到爱尔兰几个月后,又一个我认识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潺被迫害致死。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山东被警察拘捕,九天后就被折磨致死了,生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明慧网记录的死亡数字一天一天的增长著,我知道中国的情况,能够核实的死亡消息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年轻,那照片上的一张一张的脸,都那么生动真实,它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这样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

赵明的朋友王潺

我决定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请一个月假到欧洲各国旅行,以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各界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旅行我到了丹麦、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五国。我的旅行是所到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买的机票,在所到各国,我在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约见当地的媒体、人权组织、议员,以我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在所到各地媒体做了广泛的报道。

在丹麦的时候,正赶上亚欧经济会议,亚欧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我在这期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讲我被迫害的经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讲完后,听众中有个中国人(“中国人权研究委员会”来参加此论坛九人之一)起来用英语提问,他说他来自中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想问我一个问题:“在你被释放之前写过什么东西?”然后还特别提醒我,“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共产党派来的,想阻止我揭露迫害真相。他问完之后,我从第一排听众席上站起来接过话筒,我说:“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接著我讲了在我被释放前劳教所警察酷刑逼供,违心放弃修炼的经过。我说:“现在的赵明是在自由状态下发自本愿地说话,我借此机会郑重声明我当时在团河劳教所酷刑折磨下所写下的东西是违背我本意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受到折磨和精神迫害的证据。”我看著提问的人讲,讲到这我看到他表现很窘迫的样子。

后边的事更令我吃惊,观众席里呼呼地站起好几个中国人来,纷纷要发言,这是论坛,听众是允许发言的。他们看针对我的问题没有得逞,就开始纷纷谈什么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要维持安定的环境。有别的法轮功学员回答他们,我就坐下了,我感到啼笑皆非,也感到很可悲。

在欧洲一个小国的NGO会议里,提问的和回答的都是中国人,用的都是英语。难道不迫害法轮功就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吗? 还是一个政府发展了经济,人民就得甘认被其迫害了呢?我也看出来,这些人在讲话中已经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他们的理了,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了,就是在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为借口硬说了。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后面和第一个提问的人握手打招呼,我说:“你这么大老远从中国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么个问题吗?”“你们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其实心里最清楚,你们最清楚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你们也清楚你们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这还使我想起来当我刚回到爱尔兰时,翻看在整个营救我的过程中爱尔兰报纸的报道。我这件事情引起了爱尔兰全社会的关注,有很多报道。有一篇2002年初的报道,是关于爱尔兰外长访华的。报道中说爱尔兰外长从中方得到确认,我将在当年三月被释放。后面还有这样一句,“中国政府说我已接受了充分的再教育。”想起这句话让我恶心得想吐。我看到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一丁点都不掩饰自己是流氓,他们敢把自己违法酷刑逼供得到的东西拿到国际上来炫耀。可见他们历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强奸民意、精神迫害使他们已经把这当成顺理成章不以为耻了,还以为自己真的还能控制人心。我现在就要用我的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的“再教育”。那是酷刑,是强制洗脑,是精神强奸,他们的再教育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

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场争论,其实也不简单。我只是一个学生,被迫害了,我当然要揭露这场迫害,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为了我一个学生竟然不惜耗费中国纳税人的钱派一个代表团来扰乱国际会议,企图使我缄口,可见他们多么怕国际社会知道真相。我所说的事情只是在我的经历中体现出的这场迫害的一例而已,其实在背后都是广泛实施的一类这样的事情,意味著一个来自高层的全国性的迫害政策和一笔巨额的资金投入。

在海外,有一个时期,这个流氓政治集团派来的人活动很猖獗,有好心人也提醒我要注意,我也知道这个当年敢当著全世界开著坦克进北京杀人的流氓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那一定是中国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流氓集团所为。可是今天这个流氓集团对国人的迫害也残酷到使得民不畏死的程度,如果我不是今天有机会把真相讲出来,我的精神在劳教所被释放前的那次酷刑迫害中已经就逝去了。现在,我在明慧网上已看到四位(1。袁江,29岁,通讯工程师;2。王潺,39岁,银行干部;3。张允弈,30多岁主治医生;4。白晓钧,见下图,35岁,吉林省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哲学硕士;)我认识的朋友或我朋友(白少华,白晓钧之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的家人被迫害致死了,我既然今天还活著,只要迫害没有停止我就绝不会停止揭露它,宁可在揭露迫害中而死,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白晓钧,我朋友白少华的哥哥,2003年7月受种种酷刑折磨,被打死。

**如果以血还血 镇压将引起极大社会动荡**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四年了,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平静,其实绝不是这场迫害不严重,是法轮功学员的理性、慈悲和大忍把很多冲突都化解掉了。如果不是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如果我们象粗暴对待我们的人一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这个邪恶流氓集团在中国和国外所散布的谎言和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将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许多人和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一切对人类社会有多重要的意义。

在北爱尔兰,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经常导致骚乱。在中国文革期间的武斗,最高国家领导人出面取消公检法,挑起人群之间的对立,那时被失去了所有传统道德观念的人毫无理智和人性概念,只有政治狂热,用原始的工具相互屠杀,很多县志里都记载了数千人以上的死亡人数,全国有数百万人在武斗中死去。

人们不能够理性和平的处理对待矛盾所导致的反面教训谁都知道不好,可今天法轮功学员在以理性、和平和坚忍面对屠戮的时候许多人却麻木不仁了。在中国有的人毫无理性地听信谎言,有的人知道真象也漠不关心。在西方有的政府有能力支持、按照他们所遵从的原则也应该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但在经济利益下他们违背良心而保持沉默。他们如果还信神,他们的神能原谅它们为金钱利益而对灭绝人性的迫害保持沉默吗?如果他们不信神,将来的历史能原谅他们吗?也有的比较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被邪恶所收买,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中国人权迫害的提案,这种国家的领导人是在用自己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来支持灭绝人性的迫害,这是在亵渎自己国家在人类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已经完全的证实了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是真实的,也证实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无必要的。如果是一个以政权为目的的团体,或者是一个被宗教狂热所迷惑的团体都做不到象法轮功弟子那样。法轮功弟子能够做到,是因为法轮功所教给人的是人性最基本的、最正的原则,而法轮功弟子牢固地坚守这些原则。

**没有做人的最底线的历史教训**

很多中国人指责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请愿惹著当权者了,其实不是这样。参加99年4.25请愿的有经历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也有经历了89年大屠杀的人,谁不了解这个什么都干的出来的政权呢?所有去的人都知道是在摸老虎屁股。但是我们看到的问题是我们所要求的是做人的最底线了,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那么做人所能生存的任何正的、还能称作人的基础就都没有了,那人们迟早会走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假如说当时面临99年4.25和7.20开始的迫害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默认了,不管抓谁了,只要没抓到我头上我就自己在家炼,都不去提意见,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境遇还不如今天,这场迫害会发展成更大范围的随意抓捕、更肆无忌弹的殴打酷刑、更惨绝人寰的屠杀!而且受害的最终也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中国也彻底完了。

迫害者后来的一些做法,铺天盖地的宣传诬蔑法轮功,让修“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说自己是错的,从小学就开始教孩子仇视法轮功,考大学考题要学生答题中诬蔑法轮功。一向被宣传灌输的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大众意识不到这种是非颠倒和煽动仇恨对一个社会有多可怕,也意识不到这些事情发展下去会波及每个人,其实历史上有太深刻的教训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怎么发展到那一步的呢?很多人为此指责毛泽东,指责XX党,其实那不仅仅是当权者的问题,也是当时所有的人自己选择的,人人都跟著说谎了,都跟著推波助澜了,当时人们集体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原则──“真”!都跟著说谎,虚报粮食产量。可是多报了就得多交,最后连口粮也交了,落到自己自食其果被活活饿死的地步!其实那是历史留给所有人的见证!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教训!那个教训从反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放弃基本原则“真”就是放弃生命!

但是一句“三年自然灾害”就把真象全掩盖了,几千万人付出生命都没能为中国人换来一个教训,面临真假、善恶、生死的抉择人们还是那么糊涂麻木,这才是最可悲的。

面对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颠倒黑白的宣传,如果不是广大法轮功学员坚决抵制、和平上访、讲清真象、揭露谎言,迟早全中国人会象“三年自然灾害”一样自食其果,发展下去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所以对邪恶迫害、颠倒黑白的默认决不是“忍”的内涵。正是因为法轮功弟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迫害的最初就坚决地站了出来抵制它。(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11/7/2003 9:54: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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