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4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1989年北京所发生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那些25年前眼见屠杀的人，乃至受难者的朋友与家属，至今的阴影仍萦绕不去，而对和平抗议群众下令喊杀的邓小平早已死去，但是今日中共政权内部知情与负责执行杀伐的人，仍然悬在心中。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iverside）跨领域学科教学主席、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再《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专文，指出那些当权者很少动笔留下记录，他们在压抑他们屠杀的记忆。对公开谈论屠杀事件的人，他们派便衣警察监控，雇用数以万计的网路审查员删除任何一件在网站或电子邮件谈论屠杀事件的资讯。每年在“六四”这个敏感的日子，他们派遣数十名便衣与制服警察守护天安门周围，防止捣乱分子闹事，以免激起人们的回忆。
林培瑞指出，官方的说词是“对反革命动乱，中国人民很久以前就得到正确的判决”。如果中共当局当真相信中国人民赞成屠杀，那么他们应该在“六四”开放天安门，让大众涌进一起谴责当年那些反革命份子。如今反其道而行，足证他们知道真相不是那样。
他认为，中共当局使用暴力绝非偶然，是仔细算盘算过的结果，不管是从前或现在，当局都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我们从美国出版的《天安门文件》一书中得知，中共高层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生死交关的问题。不只是北京，几乎每一个省会的大型抗议，都让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以及其他高层认为中共政权面临危亡的风险。
后来中共决定动用军队镇压自己的百姓，严重破坏了共党的形象。在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人民对中共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怀有理想，认为中共具有合法性。1976年毛泽东死后，一直到1980年代，许多中国人仍期望中共能领导他们过好日子，但是“六四”的残暴镇压让希望从此毁灭。
缺少了社会主义理想性，中共高层便无从施展伎俩。“六四”杀戮的那一周，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教育”，于是大学生被迫在“坦白”大会上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并谴责天安门反革命的暴徒。这只是中共肤浅的做法，但是邓小平这种长期激励民族主义与“教育”中国人的做法却收到效果。
在教科书、博物馆乃至所有官方媒体，都把“党”与“国”连结在一起，中国2008年举办的奥运，也就成为“党的一大胜利”。从此外国对北京的批评不只是“反共”，而是变成了“反中国”。中共将过去与现在跟日本、美国的冲突，乃至夸大渲染台湾、西藏的“分离主义者”，以便在“敌国”与“党国”之间划清界限。
中共政权的这些“教育”方法，利用民族主义重新界定了它的合法性。
1989年屠杀之后，邓小平改采温和手段，但除了放宽“赚钱”之路外，对政治、宗教乃至任何“思想”问题仍继续箝制。结果人民辛勤工作，他们的工时长、工资低、无工会保障、无赔偿法规保护、无言论自由、无独立司法，上千万的劳工终年辛劳，在城市里工作得不到法律地位。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创造财富，岂非怪事？事实的详情当然说来复杂，但是这绝不能称之为神话或“奇迹”。
1985年邓小平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但是富起来的都是跟政治关系良好的人；关系好资源就多，就更容易贪污，菁英份子的财富也就暴涨。他们的财富不均除了比不上非州与中南美洲开发中国家外，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即便邓小平改采党国合一的民族主义，但大家仍不可能忘记在机关枪下党与人民的对立。于是中共采去既“推”也“拉”的策略。所谓“推”，就是警告威胁，对不听话的人没收其电脑、手机、不准其办护照、让其失业、扣押银行账户，甚或软禁与逮捕。所谓“拉”，则是邀请你去喝茶，好言劝你如果想过好日子，最好别谈屠杀之事。另外还会向你施惠，提供饮食、旅游、就业与其他好处，最后还提醒你别泄漏这段邀请你喝茶的谈话。
数周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萨（Mario Vargas Llosa）的文章表示：“我们对中共、俄罗斯与古巴极权主义所造成的落后，很难不大感悲伤。共产主义带给这些社会的任何进步，都会被它所造成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的迟滞所矮化，”
1989年屠杀之后，邓小平声称中国人民需要“教育”，中共当局发动一系列措施灭绝人们对政治的向往，将人民塑造为支持民族主义与追求财富的“爱国”行为。长期而言，就算是花费了很多成本，这种伎俩难以得逞，不只是对中国，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令人担忧的事。
（责任编辑：毕儒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