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4月12日讯】值此六四前二月之际，《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7期，发表了尤维洁、吴丽虹所写的《我心里总有一道伤口，怎能忘记》文章，文中讲到她们去看望六四受害者家属时，获悉了“六四”时，六部口发生的坦克辗杀学生的恐怖事件。
据《中国人权双周刊》报导，尤维洁、吴丽虹两位女士本身也是六四受害者家属，丈夫被打死。2013年10月13日，她俩从北京南下，准备去探访在外地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第一站是广州，探访“六四”死难者田道明的父母田维炎（72岁）和黄定英（68岁）。两位老人原为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农民，有5个孩子，田道明是老二，小儿子厦门大学财经专业毕业后，在广州工作，任职于某电力公司，1999年把父母亲从湖北老家接到广州一起生活。
两位女士和田道明家人以前没见过面，按约在地铁站见面后，一起吃饭，第二天登门拜访。两位女士重申了来意：“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24年，在北京的难属，一直记挂着外地的难属，特地来看望，互诉心曲，还要继续向共产党及中共政府追究其屠城的责任。他们谈到，从95年开始，就向国家提出三项诉求，要求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公布六四真相、对受难者亲属进行国家赔偿。
田维炎和黄定英夫妇俩共同谈起当年田道明被坦克碾死的经过。6月3日晚饭后，3个其他班的同学，看见田道明，问他白天怎么没有去，说政府没有和学生对话，听说晚上要对话，于是结伴一起出去。田道明和同学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部队已经开始开枪，他们一起参加了抢救受伤学生和市民的行动。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凌晨清场，学生们排着队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六部口与军队相遇，当时和学生在一起的北京市民护着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军队向他们发射催泪弹，催泪弹爆开，带有毒气，学生、市民吸入后晕倒在地，一排坦克就这样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明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身亡。他的一个同学碰巧晕倒在马路边上栏杆处，翻出马路，虽然牙齿磕掉了一颗，但捡回了一条命，就是他讲述的当时的情景。军队还用机枪扫射搬运学生尸体的北京市民，很多人打死打伤，血流成河，洗都洗不干净。
有关六部口中共坦克辗压学生的经过，当时也是大四学生、北京体育学院方政是这样说的，6月4日凌晨，他随着从天安门广场撤退的学生走到六部口附近，后面传来爆炸声，随后浓烟滚滚，很呛人。突然一颗毒气弹就在他身边爆炸，黄绿色浓烟一下子笼罩着2-3米的范围，让人感觉到头晕、窒息。他旁边的一位女学生连熏带吓动不了了，他把她扶到边上，刚一转身时，眼睛的余光看到一辆坦克正急速行驶过来，他赶紧把学妹推靠到护拦上，自己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履带从他的双腿上碾过，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身体在地下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拖行中能感觉到头、身体咚咚撞地的震动，最后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他才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他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拦上，有照片为证。他后来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双下肢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压死的学生包括北京大学的，北京政法大学的，北京钢铁学院的，有清华大学的，知道的压死有11个人，压伤的就不太知道了，轻重都有。
事件发生后，田道明父母接到学校的通知电报，噩耗如晴天霹雳，把他们击垮了，只能由他们的两个侄子去北京替他们处理儿子的后事。他们带回了田道明的骨灰，葬在湖北石首市高陵镇老家，田道明的学生证、身份证、衣物等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烧给了他。
田维炎夫妇在农村种地，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培养儿子考入北京的大学，好好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初那些年，田道明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在地头哭一场，母亲精神恍惚，严重时曾去精神病医院求诊。这么多年过去了，夫妇俩一再重申：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对六四大屠杀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还原当年开枪的真相。
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联合其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遇害者的母亲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呼吁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及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这一组织及其成员常受到中共有关当局的阻挠与刁难，包括不可公开悼念“六四”遇害亲人。
（责任编辑：杨伟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