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30日讯】天降馅饼
山东出了个孔夫子，至圣先师似乎把天时地利用尽了，从此齐鲁大地名人稀少。梁山是个好山头，可惜绿林好汉成不了气候。我的故乡高密，是个平庸的地方，人和城市都有一张平庸的脸，其实平庸也是一种福气。
平地一声雷，中共又恨又爱的诺贝尔文学奖，突然从天而降！平庸的高密，坟头冒出青烟，一下子火了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领导说大话。诺贝尔文学奖，使各级领导马上嗅到其中的官运和财气。立即紧锣密鼓地大抓以莫言为中心，以莫言故居为基地，以红高粱品牌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地总体战，前期投资六‧七亿，油水不薄。顿时齐鲁大地弥漫着浓浓的高粱酒气，夹杂着“我爷爷”的尿骚味。“我奶奶”若得知要新栽万亩红高粱，一定会又兴奋起来。
地方官对莫言他爹宣布：“从今以后，儿子不再是你的儿子，房子也不再是你的房子了！莫言己经成为一种资源，要为家乡做贡献！”莫言想不开口都不行了，因为你的嘴巴已不再是你的嘴巴了！
中国人好面子，我们山东人多有一张大脸，五官依旧在，只是不分明。“我奶奶”长得很俊，只可惜已移民新加坡，国宝外流。
诺贝尔奖与政治
中共一直认为诺贝尔奖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但是，文学离不开意识形态，又怎么可能脱离政治？首先必须为政治正名。
政治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中山先生讲得最浅显易懂：“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说得全面一些，政治就是民众选出公务员为自己管理社会，保障福利，保卫国家的一种运作机制。
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团体或党派之间的竞争，他们争取的是政治权力。而民众所争取的是选举权、监督权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政治权利。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诺贝尔委员会是瑞典一个非营利机构。但它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评委们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局限性。
一九七三年和平奖颁给了狡诈的越共头子黎德寿和机会主义的政客基辛格，为出卖了南越人民利益的美国政府贴金。这就是一个判断错误。毕竟这种失误只占少数，人们应以平常心对待之。
诺贝尔奖与中国
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政府和民众对诺贝尔奖多持平常心。但在今日之中国，却看得远比奥运金牌重得多。经常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过激反应。例如高行健得了文学奖，中共反应强烈，声称诺贝尔奖是反华势力的工具，而高不算中国人，不值一提。其实高行健是一位很平和的异议作家，在文学创作方法上表现了一些新的潮流。更主要的是其作品反映出一些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表现出一个作家的道德良心。他没有按中共规定的主旋律跳舞，所以被极力贬低。诺贝尔也被牵连成为靶子。
正当中共的孔子和平奖骑虎难下之际，诺贝尔文学奖从天而降，落到了莫言头上。中共突然像打了鸡血针，立即极度兴奋起来，如获至宝，大吹大擂，极力吹捧。中共官办的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作家得奖，是中共为自己贴金的好机会，各种传媒一哄而起。昨天还在全面批判诺贝尔委员会，今天郑重介绍诺奖评委们如何资历深厚、学识渊博、公正不阿，而且评审程序如何严谨、铁面无私，公平、公正、公开。你完全想像不出这就是昨天泼妇骂街的媒体，变脸之快，超过川剧。
作家陈村说：“人们为什么独独认定中国的文学家一定要比科学家聪明一些呢？为什么独独认为文学奖最值得一获呢？或者，竟是认为这文学奖更多一些摸彩的意思吗？”有点明知故问。但其中人的因素更多一些。文学奖与和平奖，都有明确的标准，但具体地量起来，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特别是涉及到中共时，特别敏感，讨价还价，必不可免。既要诺贝尔委员会可以接受，又要适当照顾中共的面子。基辛格说：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先是高行健，再来个莫言。中间有些争议，更多的是秀给世人看的。这也是一种魔幻手法。明眼人都知道，中国有许多更有道德良心、更有勇气担当、有更好作品的作家和更感动世界、为民请命、奋不顾身、不畏强权的民主斗士，他们虽也可能获得提名，却总不能入选。这就是肮脏的政治。但民众会记住他们，历史会记住他们。
报上还提到过去的一些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中国作家，只是含糊其辞，不想多说。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有人为鲁迅提名，但鲁迅不同意，他自认不够格。有人说鲁迅认为当时中国的作家们都不合格。此言不妥。有人把此事归昝于种族歧视，根据不足。有人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杂文太多，有局限性。有人说鲁文太艰深，也难翻译。
我认为鲁迅对中国人性的挖掘之深、解析之透，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但我认为洋人很难真正理解其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
鲁迅的局限，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当时左倾被认为是进步，鲁迅也成了“左联”的招牌。对冷静平和，睿智深沉，博学多才的胡适都不能包容。与国际公认的价值观不相容，所以要得奖也难。
沈从文确有条件获奖。奇俪多彩的边城风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自然流畅的文学语言，敏感细腻的心理描写，清新独特的文学风格，在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据说文革时期，诺贝尔委员会派人来中国了解他的情况，中共文化部竟然回复：不知道有这个人。他就这样被失踪了！正是中共在搞政治。
莫言对于得奖比较低调：“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中宣部长李长春却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刚刚把诺贝尔奖口诛笔伐，打成反华势力，贬得一文不值。转身就拿来为中共贴金，无耻之尤。
李长春之流不只无耻，而且阴毒，正是这群党棍，用党文化和专政机器，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和扼杀了中国文学的繁荣进步，几十年没得诺贝尔奖，也是旁证之一。中国真正称得上大作家者，真正能在历史上流传下去的作品，都是产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一些名作家在四九年之后，就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多少人屈辱一生，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多少人悲愤自杀。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浩劫，这一切都要记入历史。
中共的文化政策，就是要把文艺工作者变成为党歌功颂德、装饰门面的跳梁小丑，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帮闲，用软刀子杀人的帮凶。
李长春也把莫言收入了综合国力，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谓红高粱文化高地应运而生。整个文化界就这样充满了铜臭气。
党员护奖
莫言是中共党员，作协副主席。为何党员也可得奖？此事不能一言以蔽之。诺贝尔奖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发给共党党员。如果他们有符合该奖评奖标准的作品，得奖也不奇怪。但是，既要能避过共党的审查，又能符合得奖标准，的确不易。某些微妙的政治因素，会在适当时刻，起关键作用。以魔幻手法写的颁奖辞，似幻似真，含义朦胧，尽在不言中。
文学创作，是一种内涵广阔、手法多样的创造性劳动。当党性没能完全扼杀人性时，人性会很自然地起作用。中共一再批判人性论，原因在此。良心尚存又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深入观察和体验生活时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佛家认为，人既有佛性的一面，又有魔性的一面。党性正是魔性。这种魔性就隐藏在某些紧跟主旋律的作品之中。
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我们在阅读一些文学名著时，会感受到作者警世劝善的慈悲之心，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前苏联的共产党员作家，米‧阿、箫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获一九六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五十年前读过之后，印象很不错。后来得奖也是实至名归。大约记得内容是写俄国内战时期，“红军”和“白军”在顿河流域的战争，场面宏大，展现了哥萨克们急风暴雨式的生活。在此背景上展开了以哥里戈里和阿克尼西娅两个主角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悲剧。
有人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作者是想透过两人带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炽烈爱情，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狂飙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使他们走向了悲剧性的毁灭。而这也正说明了共产党员作家自身的思想局限性。
当年，共产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西方也挺时髦。尤其在激进的知识份子中颇为新潮。诺贝尔委员会也可能有人受此影响。不过，评奖是在一九六五年，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之后，苏联正在新思潮冲击之下，走上瓦解的不归路。经验老到的评委们，敏锐地看出了书中共产革命对人性的摧毁和共产主义的虚幻性。难怪文革中就有人批判《静静的顿河》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骂肖洛霍夫是修正主义黑笔杆子。戴红袖标的五毛比领人民币的五毛，政治嗅觉灵得多。
列宁虽然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对充满人道主义的高尔基也算宽容。斯大林却没放过他。斯大林、日丹诺夫等对知识份子的打压很残酷，但与毛泽东、康生、四人帮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在所谓旧社会，若世风日下，只要有道德良知的作家能存在，就会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产生。但共党就像一堆大石头压在大地上，一棵健康的苗也长不出来，只会长出一些扭曲的歪苗。到了江泽民时期，以腐败治国。灵敏的文人们又找到了一条邪道，用暧昧不明的准黄色来赚钱。党也需要用它来麻痹民众，睁眼闭眼之间，扫黄扫得全国山河一片黄。
魔幻与现实
莫言小说的创作手法，被诺贝尔评委归类为魔幻，因为他们无法想像，在正常社会中，会有如此之多的精神变态的人物和情节。岂不知当今的中国社会更加魔幻得多，他们无法理解。《哈利‧波特》之类的魔幻小说，无论情节如何离奇，都离不开正邪大战，邪不压正的主题，青少年们看后，会感到正气伸张。但读莫言的小说，就像读描写《所多玛堿》的小说一样，感到扭曲、郁闷、压抑，甚至有些变态。我们面对一个扭曲的社会和被这个社会扭曲了的心灵。我猜测，评委们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其实“魔幻”并非创新，古己有之。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封神榜》、《西游记》等名著，原被称为“神话”，正是以魔幻手法写历史，内含历史故事、阴阳五行相生相、天人合一等深奥天理，岂是洋人的“魔幻”可同日而语？
今日中国，采用莫言这类写法的作家不止一位，读一下贾平凹、阎连科等人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的题材和手法。作者都把自己躲到一种类似魔幻的外衣之中，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摸索一条生路。在躲闪避让过程中，会失去一些东西。当自我保护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时，就会自我迷失在一种奴性的满足之中，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剧。当然，像《天堂蒜薹之歌》和《蛙》等作品，应当是更贴近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更具现实意义。
莫言是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可以把一个故事铺排得跌宕起伏、奇幻诡谲、惊心动魄、出人意表。如万花筒，似百衲被。但总感到缺一条逻辑主线，少一条主心骨。个个人物鲜活，却缺少多侧面塑造的主要人物。并不是要求有“三突出”式的主角，但总要有立得住的人物，而非匆匆过客。
读莫言小说的感觉：故事奇幻，因果不明，好汉亦痞子，常人多变态，人人皆特别，无人成典型，开卷文笔精彩，掩卷印象朦胧。
只看了几本莫言的书就妄加评论，必有管窥之敝，姑妄言之。
纵观中华芸芸众生，先富之人，酒醉饭饱，忙于钻营，无暇读书；弱势群体，疲于奔命，魔幻与否，无此闲情。青年学子，追捧韩寒，模仿明星。仅我等老朽，眼花耳聋，信口开河，聒噪一通。
诺贝尔委员会诸君，中国需要的不是魔幻，而是疾风劲草，敢于直面淋沥鲜血；敢于揭露活摘酷刑。敢于争取自由民主，无悔奉献磊落人生。
我们有高志晟、胡佳为代表的维权勇士；有廖亦武、马健等许多有道德勇气的作家群体；有艾未未为首的一群现代艺术斗士。请评委们俯身近看，慧眼识珠，不要躲躲闪闪。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关于名著
莫言说：“我认为衡量一个作家的才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作家有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文体，而鲁迅、老舍都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的作家。”他是在回应某外国人夸他为“世界级作家”时说的话。
他是否是世界级，不必争论。但他提出的有才华作家的标准，值得商榷。各个时代的大作家，其主要特征不是创造了什么文体，而是能够站在当代、甚至超越当代的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主要是道德的高度，通过具体人物和情节的铺排，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刻地揭示和批判。当时并没有执政党规定的“主旋律”，也少有为掌权者歌功颂德的小说。
不过，我认为莫言的文体是很有特色的，今天中国也有些作家用类似的文体，可能洋人少见多怪。莫言不至于用谦虚的方式表扬自己吧。
中外古典名着人们早己耳熟能详，不必细述。尽管许多名著中的主人翁多为普通人，而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围绕着主角展开的社会生活场景，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的主角于连，就是一介花花公子。左拉的《娜娜》，围绕几个舞女，展开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集，用一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全方位地展现了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蜕变时期的阶级关系的微妙变化。
时代背景的描述很重要。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当年山东抗日部队的主力，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部队。沈鸿烈、高仿先等在崂山地区坚持抗战，直到胜利。高密县的蔡晋康的抗日游击队也很有实力，四九年后成了政协委员。共党的实力不大，却按毛泽东“一份抗日，两份宣传，七份发展”的方针，全力扩张，制造磨擦。背景虚假，人物就立不住。《红高粱家族》说是长篇，其实是几个短篇的并盘。但这还不是人物立不起来的原因。阿Q、祥林嫂、骆驼祥子等著名人物，都是短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所以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主要靠作家的功力。
有人以为只要作品流传时间长了，人物自然会成为典型。其实不然，人物立不住，作品也流传不下去。
古今中外大文学家，多是深刻的思想家，道德高尚，高瞻远瞩，悲天悯人，淡泊名利，信神敬佛，修真、向善、求美。立意为本，文体结构次之，修辞为末。名著耐读，即在于此。但想重读《肥臀》，很吃力。可能是赶不上潮流之故。
莫言风格
评莫言的书，褒贬不一，见仁见智。读者阅历不同，口味各异，不必强求。更不必像中宣部一边倒，一窝风。
读过一些莫言的小说，感到写法有些独特，遣词造句颇新潮，乡土气息浓，有些只有部分山东人才能明白。形容描述过多，有点繁琐。他很会讲故事，口若悬河，一泄千里，有点煞不住车，表现欲重。故事和人物情节的内在连贯性被冲淡了。
使我想到某些印象派的油画，初看五彩斑斓，细看糢糊一片。有的印象派画作，细节具体，整体荒诞，如达利的画。可以拍卖高价，但挂在客厅，精神上吃不消。像啃高粱面饼子，进出都困难。
莫言笔法，不是孤立现象，是继“伤痕文学”之后，演化出来的一种变种。而且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中年作家，如前面提到的贾平凹、阎连科等。故事的奇特、人物的另类、语言的乡土，掩盖了深层的伤痕。玩世不恭替代了怅然若失的迷茫。
专制使人冷漠，冷漠有时外化为嘲弄一切的调侃，有时转化成对残忍变态的欣赏，痴迷于对变态冷血的描写。用时空的错位逃避现实的黑暗，用时空的穿越瞒过审查的贼眼。
热血青年在专制的威压和名利的诱惑之下，是很容易变成帮闲文人的，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我并非专指某人而言，借题发挥而已。
莫言说：“狂言乱语即文章”。他的小说确如其言。
又说：“小说都讲究有故事和典型人物，但写了三十年，故事也写得差不多了，渐渐地你就会有一种能力了，把别人的故事变成你的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一样。”“让它变成发生在高密县，所以乡土也就开阔了。”名人胡吹也是名言。
写小说，讲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逼李逵长在苏州园林里，林黛玉生在孙二娘店中。山东杠子头馒头炉里烤出洋蛋糕，把奥巴马放到高粱地里养大，连玉皇大帝也养不成一位美国总统来。
高密东北乡那一亩三分地，也实在挤不出多少故事，为什么非要把巧克力混到高粱饼子里去充土特产？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是中国的“乡土文学”，可口可乐里也不需要“我爷爷”那泡尿。
为何莫言
笔名为什么叫莫言？答：小时候话太多，母亲喝斥：闭嘴！所以取名莫言。
这是托辞。
莫言生于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斗了地主、杀了“反革命”、灭了三大教，吞了资本家。正磨刀霍霍，设下阳谋，准备向天真的知识份子们开刀。五七年突然袭击，把几百万知识份子打翻在地，把五十五万右派打入另册，全国一片肃杀之气，红色恐怖一直延续到文革，恐惧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莫言原名管谟业，参军临行前，父亲郑重叮咛：“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谟字意为计谋、策略。所以，取名为莫言，即为一种自保的策略。进而转变为一种精神常态。
莫家有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其大爷爷则被定为地主。其子即莫言的叔叔随国军去了台湾、全家都受牵连。在当时农村中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莫言说：“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面不敢发作，回到家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莫言的性格懦弱，有深远的家庭和社会根源。
毛泽东和中共制造了五八到六一年的三年特大饥荒，三千八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被饿死。饥饿令莫言刻骨铭心。偶尔的饥饿，只是一种生理反应，长期的饥饿是残酷的精神摧残。
文革初期，莫言在学校造反，被劝退回家务农。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伤痕。只有了解这一切，才能理解莫言小说中一些难解的特征。
张悦然说：“他是一团可以燃烧到你的火。”而我看到莫言冰火两重天。对于个人、家族、和全民族的苦难，不平、不甘，要狂野地呼喊。但以作家敏锐的观察，发现红高粱燃烧过的大地，己被扭曲的杂交高粱污染，连狗都互斗不止，处处暴露出种的退化。其实，他应当明白，却不愿承认，真正祸害中华的，正是外来入侵的马列邪教与中国邪教杂交产生的中共。西方光照帮与东方血债帮杂交，才是中华大地一切祸乱的总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