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13日讯】这个星期有两个大选，一个我有投票权，但我不太关心；另一个咱没投票权，和我也没大关系，但却挺关心。人都是奇怪的生物，起码我也这么看自己。每天面对狂轰滥炸的总统大选新闻，在地铁中接到大选宣传单，但并不花时间去想，反而是总想着北京那个讳莫如深的“选举”。
中共18大之前，《纽约时报》刊文报导温家宝家族贪腐27亿美元，在华人世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点，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篇报导的出台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力量操作。很多分析认为，这给中共18大习近平“政改”打了鸡血，让“改革派”能够藉公开财产和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对中共的体制进行改革。
美国企管大师杜拉克，对创新在企业成功中的作用十分强调。他在《创新与企业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创新做出了相当细致的描述。杜老先生分析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很多问题，包括鼓励尝试、允许犯错、奖励团体、建立从错误和意外中发现新趋势的机制等等，但他对希望能够创新的企业有一个重要的告诫，就是：具体负责实施创新的单位必须独立于企业和机构正在运行的既有部门。
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忠告。因为负责创新的单位往往权财人力都不足够，和财大气粗的老部门比较起来幼稚且风险较高。杜拉克解释说，创新不是或不仅是一个新发明，他可能需要全新的生产运作和市场推广机制，一旦混入旧的机制当中，由于其天生的弱势（或者说是因为旧制的强大），必然会被变成旧制度的一部分。
把杜拉克的建议置入中共这个“无限公司”中，可以发现竟有颇多吻合之处。比如改革开放最大成效乃由特区而始，其所谓“特”，正是独立于旧制而言。如果放到政治方面，改革在中国如此步履维艰，也恰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不可分散，成为了创新改革的最大障碍。
中共最激烈的改革派，比如习近平和温家宝，都不会接受杜拉克的忠告。因为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权力高度垄断，中共不可能接受所谓“政改特区”的建议。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小步走受到党内认同，据说程序是“由党内至党外，由上至下，由易至难。”因此按理说，中共的任何政改都应该从政治局常委开始，由中央委员会开始。然而这恰是最难的部分。这和以前中共党内呼吁政改者遇到的困境相同：国内情况好的时候证明制度不用改，情况不好的时候，则不是改革的“恰当时机”。
我对人性一直持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乐观的情况下，我认为温家宝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无法找到外在的支点去对中共既有的这个运作体系进行改革。中共内部的各派个人的、派系的和部门的利益纠结万千，难动丝毫。其实这和物理学的定律有相同的地方，站在桌子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抬起桌子。中国那些自觉是英雄的人物，总是感觉良好，力拔山兮气盖世，好像都能“提发自拔”，但结局大多凄凉。
星期二我会去投票，这张选票投给奥巴马或罗姆尼对我并不重要，唯一要费心的猜何时人少些，应该上午去还是下午去。◇
本文转自第300期【新纪元周刊】“锋笔天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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