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穆清综合报导）5月31日，“天安门母亲”透过网上发表公开信，透露北京市公安今年先后几次与个别“六·四”死难者家属谈论赔偿问题。以《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为题的公开信指出，过去多次向政府提出对话，都未获理睬，这次当局终于打破沉默，但单是钱不能了结“六·四”惨剧，还需要理清真相以及问责，当局应与死难者亲属公开对话，不能掩盖事实与分歧，力求对死者及历史负责。
据法广报导，“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表示，在整个国内形势严峻、当局全面封杀收紧的情况下，今年2月，北京市一家公安部门找到“六·四”一家难属，进行私下沟通。2月20日一次，4月3日一次，不久前的5月二十几号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找我们某家难属。来者说自己是以个人身份来私下沟通，来商谈如何解决“六·四”问题。
丁子霖表示：“来人说（谈）真相不好办，这么多年了，当年很乱；追究也不好办，现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活着——当然是指李鹏，我想。就跟我们（这位）难友讲：你看多少钱。”
丁子霖表示，这不是唯一私下接触的事例。“在5月18日，难属们在我家里进行商议。但是，这家难属一边被他们上门谈，一边被告诫：不能跟丁子霖接触。上午谈话，下午就两个警察门口把门。问她到哪里去。她说要上我家来，就不许来。2月20日不许她来，5月18日也不许她来我家。但是，她也用她的方式把她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们了。”
反对暗箱作业 私下沟通
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第一，来人和我们谈话人的身份必须调整，我们不接受这种身份。因为20多年，北京的公安、国保、国安是监控我们的人。你政府派出监控我们的人来和被监控的受害者来谈，它本身就不对等。”
丁子霖表示，她们反对暗箱作业，私下沟通，主张当局跟“六·四”难属对话团谈，而不是跟个人谈。
丁子霖说：“回到正确的轨道上，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六·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来谈，不要名不正、言不顺。你个人，个人你是谁呀你？(要)堂堂正正地谈，光明正大地谈，公开谈。”
她说，所谓“公开谈”，并不是说谈一点事就立刻诉诸媒体，而是对难属群体要公开，不能搞封锁政策。
天安门母亲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那就是，“真相、赔偿、问责”。
赔偿也要先讲个是非对错
天安门母亲之一张先玲对BBC中文网说，如果政府真有诚意的话，不应该是个别的、个人的接触，而是应该针对整个群体。天安门母亲一直要求作为一个团体同政府对话，而不是个人的解决问题。
张先玲强调说，这不是单单赔偿多少钱的问题。天安门母亲向中共当局提出的“公布真相，个案交待，赔偿和追究司法责任”三个要求是不可分割的。所谓“先易后难”的解决“六·四”问题，首先就要解除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监控和人身自由限制，让他们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亲人。“如果谈到赔偿，也要先有个是非对错”。
张先玲还表示，由公安部门出面“接触”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公安机关是监控他们的国家机器。对待天安门母亲如同对待敌人。由他们出面是对天安门母亲尊严的一种不尊重，一种侵犯。他们要求政府有权威的单位委托相关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民政部有关部门出面正式同天安门母亲这个团体谈。“这样才能显示政府的诚意”。
专家：中共尝试安抚分化
中国问题专家张海山表示，中共在对“天安门母亲”置之不理20多年之后，开始与个别“六·四”死难者家属谈论赔偿问题，说明当前中共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权危机，为了稳住最易引起社会共鸣与共振的“六·四”死难者家属这块，不得不选择性地尝试安抚，但手法上也是沿用中共分化瓦解那套策略，搞个个击破，对外摆出姿态，实质是要消弭这个团体声音，不可能真的洗心革面，“天安门母亲”团体若不能坚守整体原则，一旦被分化，将陷入中共所设的陷阱。
今年中共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128名“六·四”死难者家属向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发出公开信，要求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六·四”事件和追究法律责任。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导的要求惩治贪腐和民主自由的天安门民主运动。6月3日夜晚，为了对付示威者，中共军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扫射、追杀，造成民众惨重伤亡。有些学生还被坦克碾压至死或重伤。
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死亡数字。但是，20多年来，光是天安门母亲群体记录下的“六·四”死难者就达203人。
丁子霖，1936年12月20日生于上海，1947年考进景海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6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退休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5年丁子霖60岁前退休，现居北京。其唯一的儿子蒋捷连于“六·四事件”中丧生，后来组织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呼吁平反“六·四”。
丁子霖公开信表示：
“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公开信接着强调：“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16年来一再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诉求，政府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今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然而，这份迟到的回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且只想通过私下来了结，那么，这样做究竟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以丁子霖署名的公开信指出，“天安门母亲”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到了2006年，她们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一项补充决议，即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她们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则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
公开信最后提出：“这个补充决议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其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
根据公开信，“天安门母亲”用了22年时间，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还有很多没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公开信表示，在已知的203位死难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公开信说：“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