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公安支出达5140亿元，接近军费开支，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整个社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恰恰是因为当局将弱势民众理性的、基于利益的矛盾冲突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的将其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并一味的压制和进行运动式打击的结果。
数万亿巨资和庞大的线人网络 中学生也被盯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其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报告写道，“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中共公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西澳人报》3月30日发表文章《中国花亿万巨资打击内乱》（China spending billions to fight internal unrest）指出，来自中共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共2010年的“维稳”支出比迄今安全控制最严酷的2008（奥运）年还要高出44%。
财政部称，这笔资金将用于庞大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警察网络，其中包括雇用大约500万人的保安队伍，这500万名保安人员将被公安部当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队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说，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超过90,000起。而且特大群体性事件一直在增加。一些省份，如辽宁省，政府花费预算的15%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在西部新疆，去年发生群体抗议事件导致200多人失去生命，当局已将那儿的安全预算增加了近一倍。
2009年8月份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报导中，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对记者炫耀，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这个网络有多大？且看刘兴臣开列的数字：开鲁县由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
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宣称的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线人占人口比例远高于这种偏远地区。这些“线人”的最底层就是在网路上活跃的“五毛党”，以上传一条帖子得五毛钱（即0.5元人民币）报酬而得名。但因现在就业艰难，这一出卖灵魂的“职业”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报酬贬值。湖南省衡阳市政府部门近日公布：每个帖子只发一毛钱，每个人每月不得超过100元。
还不止这些，中国高等院校内部也建立了“安全信息员制度”。何谓“安全信息员”？即负责监视告密的兼职特务－－线人。线人制度以“安全信息员”名义出现，据能够搜索到的资料，最早的试点是上海师范大学。该校于2002年5月21日颁布《上海师范大学部门信息员工作职责》。全面推开是2005年下半年，不少大学及学院均公开在其网站贴出招聘安全信息员的公告及《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名称与内容大同小异，如江西南昌大学的名为《学生教学督导信息员工作条例》，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的称之为《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东北电力大学则叫做《学生信息员队伍组织管理办法（修订）》。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挑选一些“政治可靠”的学生，发现教师与学生有“政治不正确”言论，及时向校方有关部门报告。
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广为分布、自成系统的“线人”制度，除了毛泽东时代发动民众告密的“积极分子”机制之外，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成为当局普遍做法
清华大学的报告指出，当局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当局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报告写道，“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中国青年报4月19日报导，“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报告指出，近年来，当局在各级政府中普遍设立“维稳基金”，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应付矛盾冲突，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民众由此被提供的预期是：“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 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运动式整治民众 成本巨大 破坏道德正义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的“维稳”工作，在基本采用“运动式治理”。“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维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 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维稳”，维稳费用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这种维稳行为，“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课题组专家说，“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
冲突背后：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局“维稳”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尤为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