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會見了不列顛最敏銳的思想家大衛•休姆，蘇格蘭的歷史學家、後來的愛丁堡大學校長威廉•羅伯遜，格拉斯哥的教授亞當•史密斯。富蘭克林父子還造訪了普列斯頓菲爾德的醫學院院長亞歷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學教授約翰•安德森則陪伴富蘭克林經珀斯到聖安德魯大學，在那裡，富蘭克林得到了學位證書。
　　
富蘭克林此行結識的最親密的朋友是愛丁堡的開庭法官卡姆斯勳爵。在回倫敦的途中，富蘭克林在貝裏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數日。卡姆斯夫婦在富蘭克林父子前往約克的路上伴送了他們一程。富蘭克林父子在約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幾個星期後，年底回到了倫敦。

富蘭克林對蘇格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認為它是他「將選來度過餘生的國度」，對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問候外，還談到自己對英帝國的看法，他說，「我久已有了這樣的觀點，大英帝國未來輝煌和穩定的基礎在於美洲；儘管如同其他的基礎一樣，它們既低且不為人所見，但它們之廣闊和強大足以支撐起人類智慧從未樹立起來過的最偉大的政治結構體。」美洲的富蘭克林唸唸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業主答覆的時間裡，富蘭克林絕不只是等待，他要爭取一切機會，為他的殖民地人民爭取權利。他除了和見到的每一個可能有影響力的人談這件事，而且訴諸於出版物，以求影響公眾輿論，目的是「消除過去在人為和偶然的機會散佈在這個國家的人民中不利於我們的偏見，為我們爭取沒有隔閡的人類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議會的信）。他計劃出版一本書，把這場爭執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書名為《賓夕法尼亞憲法和政府的歷史回顧》。

這本書於1758年6月寫成，但其出版卻被延擱了一年左右。書的作者是一名英國律師，匿名寫的。書中犀利的語言刺中了業主的痛處，業主被激怒了，他們以為該書系出於富蘭克林的手筆。富蘭克林於1759年6月9日寫到業主賓時，說：「無論我在哪裡見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總是出現一種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憤怒、恐懼和煩惱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為業主，這些人每年從其領有的殖民地獲得大筆的收入，但是出於階級的偏見，他們自視為那一州的所有者，卻又不願對它的發展甚至安全負任何責任。這時，他們的感覺是在自由的名義下受到了威脅，這威脅不僅來自頑固的議會，也來自這個來到倫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動輿論來反對他們以便褫奪他們的領地。他們決心阻止這一企圖得逞。
　　
1760年6月，樞密院種植園事務委員會的報告反對賓州議會通過、州長簽署的發行紙幣10萬鎊以及業主的地產也須納稅的議案，理由是它「公然踐踏天賦公理，英國法律和皇室特權」。
　　
在這種情況下，原打算不久便到愛爾蘭去的富蘭克林留在倫敦度夏，參加對此案的審理。
　　
在審理中，業主和他們的兩名律師極力陳說如果按照這項議案向業主徵稅，業主必將因負擔過重而破產。富蘭克林和他的兩名律師則反駁說，這個議案並不含有這樣的意圖，估稅人員也都是誠實而謹慎的人，增加業主的稅額對他們並沒有多少好處，他們不會因此而違背他們要合理估稅的誓言。
　　
此外，富蘭克林一方強調指出廢除這一法律將造成的嚴重後果：賓州已經發行了相當於10萬鎊價值的紙幣，用於英王軍務，紙幣已經在民間流通。法律若遭廢除，紙幣頓時成為廢紙，不少人必將因此而破產，對賓州來說不啻一場災難。
　　
聽到這裡，樞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示意富蘭克林跟他出去。他們到了秘書室以後，曼斯菲爾德問富蘭克林是否真的相信執行這項法律時業主的財產不會受到歧視。富蘭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爾德接著問：「那麼你不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嗎？」富蘭克林答道：「一點也不反對。」於是，曼斯菲爾德將業主的律師請來。經過一番討論，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的建議——在議案的基礎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種植園事務委員會表示贊同這項法律，但須對它進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這一議案。
　　
在這項法案的審理中，業主終於認識到，達成妥協比廢除法案要好，而富蘭克林作的讓步是微不足道的。這場鬥爭以賓州議會獲得勝利而告終。業主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所要維護的封建特權在英、美社會已是過時的東西，英王自己在英國也是要納稅的。
　　
9月中旬，富蘭克林帶著兒子心安理得地離開倫敦，去了考文垂，在那裡又計劃去柴郡、威爾士、布利斯特爾和巴斯，後來又遊覽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罕。到11月中，他們已回到了倫敦，而且就留在了倫敦，因為富蘭克林已擔任了賓夕法尼亞的官方代理人，暫時回不了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