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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4日訊】吾實以為社會制度變更的根源在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而生產力發展之水準又取決於國家對全民之教育水準。因而歸根結底，教育乃國家昌盛富強最根本最有效之途徑。[1]無產階級民主要真正實現，有待於整個無產階級文化水準之高度發達，而這又取決於全民教育水準的提高。因此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能長居領導之位，因為其下能者少，加之採取集中專制制度，能者易被扼殺於搖籃之中。但是無產階級的統治最終也要走向民主制，但須隨著教育水準的發展而定。[2]江澤民斷然宣稱：「西方實行普選，中國十一億人口中有二億文盲，實行普選在中國不合適」。[3]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中共盜竊國家政權近60年到底對國民教育幹了哪些事？！

1949年以來，中共政權對教育的投資長期故意使之處於世界最低水準。從1952年到1980年，中國歷年浪費的基建投資費用約為6000億元，而用於教育的總投資僅為1000億元，年均僅34億元；教育經費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為20.8%（1969年），日本為22.3%（1975年），世界水準一般為15-20%，中國1971年只佔４%，全世界倒數第一。1976年，中國人均教育經費在世界151個有統計資料的國家裡佔第149位[4]。中國的教育投資比例，至今沒有達到聯合國最低要求的6%，僅為3.5%！

中共長期推行「階級出身第一」的荒唐至極成份論，旨在給中共官僚特權犯罪利益集糰子女在分享有限教育資源的競爭中佔儘先機。習近平、李克強、薄熙來、劉延東、李源潮等所謂[高幹子女]的高學歷優勢很大程度上即是此種極度不公不義的壟斷競爭的產物；而所謂黑五類子女（文革期間發展為黑九類）1977年以前則幾乎完全被剝奪受高等教育權甚至普通教育權，例如，陳爾晉先生以小學第一名成績畢業，因地主家庭出身被剝奪上中學的權利；我的大姐是福建長汀第一中學的高材生，1964高考成績名列前茅，卻因政審中「此生家庭海外政治背景複雜」為由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三姐學業成績優良，卻連上高中的權利也被剝奪；我本人則連續兩次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海運學院國際海商法研究生，均因政審中「此人思想反動，不宜從事涉外工作」評語而被非法拒之門外！同時連續十餘年被非法剝奪司法部每年赴英國留學的機會。

文革時期中部分中共幹部子女因父輩被定為走資派〔例如劉少奇、習仲勳、薄一波、張守愚等〕倒臺而短期倒運，略嘗艱辛，文革後絕大多數重新得寵，成為權貴階級的幸運兒。正由於張守愚因反對毛澤東的文革政策，至死未獲公正對待，其女張戎才成長成為一名聞名全球享譽世界的堅決反共的女作家，其傑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使她當之無愧地成為當代世界名家。假如其父適時獲得平反，重新回歸權貴一族，恐怕不會有《野天鵝》更不會有《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問世。而千百萬黑五＼九類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則長期受到政治、教育、經濟、工作機會歧視而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許多高素質的青少年由此被迫變成木匠、油漆匠、泥水匠、裁縫！陳爾晉曾被迫當過泥水匠，我本人則被迫當過木匠和油漆匠。2500年前吾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便主張「有教無類」，這是遠比無知愚蠢的流氓中共之「出身論、成份論」高明萬倍的偉大教育思想。文革中民主先驅者遇羅克因一篇《出身論》即慘遭中共暴政殺頭！據稱周恩來在殺遇羅克的問題上也[功不可沒]。

至於中共長期強行推行愚民奴化黨化教育的惡果，從近期海內外眾多愛國憤青的表演可見一斑。連大學生留學生中都有那麼多無知愚蠢的憤青，可想而知未受高等教育的國人中的愚民佔比例有多大。

我曾寫道：吾以為那種以出身論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謬的，以階級成份來劃分好人、壞人、朋友、敵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無根據。富人中有很壞的、殘忍、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實，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傑、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陳家庚是個典範，他傾其所有畢生致力於興辦教育，對中華民族之巨大貢獻豈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偉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流芳百世當不為過。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近代之梁啟超、譚嗣同皆可佐證，今之邵逸夫、李嘉誠、包玉剛均投钜資辦教育，可謂善矣。西方社會富人熱衷於慈善事業者更是大有人在。窮人中當然有許多志士仁人，為祖國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窮人出身的戰士、拋頭灑血、義無反顧、英勇獻身，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這是當時的看法，如今有所改變容後再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窮人中的壞蛋，壞起來比任何惡棍有過之無不及，象杜月笙、黃金榮之流，早年也均為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後靠橫、狠、殘、騙、刁發家致富，窮而不安份守已才是罪惡的根源。是故，吾以為人類的好壞、善惡，並非天生的也非取決於家庭出身而是取決於後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識、文化者，越善良，蓋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擺脫獸性。知識份子及廣大的各界精英人士，無論其是否有學歷或學歷高低，才是國家的棟樑。可謂360行，行行出狀元，雖然不能排除極少數知識份子亦有敗類，但豈能因噎廢食以點否面。毛澤東之「知識越多越反動」之論，真是荒謬絕倫！實際上，翻開共和國開國元勳們的履歷，不難發現，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大多是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大多是大知識份子，毛澤東自己承認是富農家庭，周恩來、劉少奇皆為大地主家庭出身，張國濤、李維漢、章伯龍、陳獨秀、瞿秋白、董必武均為富家子弟，陳毅、朱德、彭真、彭德懷、林彪，不也是有產階級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於他們有條件受教育，受教育後方有知識、有文化；有知識、文化後方有思想知書識禮，鑑古論今，能比較、鑑別、分析、總結，進而知真假、辯善惡，識好、壞。縱觀中國近代革命史，莫不發現革命運動的萌芽皆源於學生運動，而學生們又直接受導師們的點拔，惟學生們有文化、有思想、無負擔，固能奮不顧身，擔起革命先驅重任……。[5]

我還論述道：「出身論，成份論應當休矣！人生而平等，此乃最基本的天賦人權！政審理應休矣！以前的政審查問有無海外關係，家庭成分，是否為「五類分子」（即地、富、反、壞、右）；鄧時代變成了是否為「三種人」（即造反派、打砸搶分子？）；八九學潮過後，「六四」成了政審欄中必審的一項。如今，又有法輪功問題成為政審必審項目。南郭就是因為政審被五次三番剝奪一切深造(無論海內外)的權利，因此南郭事後想「教育自由權」何等重要，過去一直未加詳考.老外受教育據南郭所知，肯定沒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原因可以任意剝奪公民的受教育權的.據我所知迄今為止所有的大學招生仍然有所謂政審！政審政審只要汝不聽話你也就不符合政審！南郭堅決主張:公民之受教育權，不得因為種族信仰政治觀念身體健康與否有所區別！受教育權人人平等」！[6]

我堅決主張：「教育國民化、私有化而非政治化黨化是改革教育最佳途徑之一。任何東西一旦官方化全變味，若黨化則全完了。惟有教育國民化，私有化，自由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吾國如此落後的教育現狀。我在吉林大學的四年學習，坦率地說直接得益於教師教學的不足5%！我基本上得益於吉林大學圖書館。使吾獲益之老師實際上只有三名：劉翔平（哲學繫心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田徑隊員）齊文芳（政治學教授）孟東維（英語老師）。劉是因為開出一長串哲學政治學思想史法律思想史讀物給我，使我受益最豐，啟蒙了我的思想；齊文芳教授是她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文科學生要有出息必須學好文史哲，使我面壁18年仍僅讀完一半必讀書！孟老師則認為最佳的英語學習方法乃是：先讀遍英文等級讀物（150餘本），再讀英文原著小說，最後再學法律專業英語；吾便是如此學英語的。以上藥方是吾今日十八般武藝通曉十九般因而能有兩下子的真傳。各位不妨試試，保證藥到病除，無效退款！」[7]

隋、唐開創之科舉考試制度，在農業社會時代無疑是世界上最先進也最公平的制度，只是到後期工業社會由於過於偏重官本位而輕視科技發明創造，導致吾國在工業時代落伍，被西方大學招考制度取代，但科舉與大學招考制都是在平等公平的基礎上的才智和學力的競爭，因而是公開公正的制度。中共之出身論成份論則是公然讓教育奉迎流氓權貴，出賣教育尊嚴鼓勵走後門裙帶關係，同時極度不公不義非法剝奪真正的紳士子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大多是受過教育有知識有文化有教養真正的紳士！）受教育權，因而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骯髒、恥辱、荒唐、不公、不義的一頁！準確地說，中共官僚特權犯罪利益集團不可能產生貴族階級，而只能產生無知的流氓土匪特權階級，因為貴族必須是有教養的紳士，而中共特權階級所謂高幹幾無人配稱紳士！

1984年我在吉林大學看到當年中國教育經費佔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比例僅3%。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確定的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世紀末達到4%，可是進入90年代以後，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NP的比例並未上升，反而持續下滑，1991年為2.85%，1992年為2.73%，1993年和1994年平均為2.52%，1995年為2.46%。到1999年僅為2.97%，2000年為2.90%，仍比國家預定的可憐目標少投入1.1個百分點！[8]與此同時，中共在城市中推行重點學校制，人為地製造嚴重歧視和不平等，義務教育實質上變成高費教育，每個在大陸的國人皆有體會，從幼兒圓、小學、初中、高中，哪個家長不是省吃簡用，數萬數十萬地「自願」贊助擇校費？！中共將財政收入的70%用於政府開支，僅30%用於國人福利，與歐美自由民主國家恰好相反，後者用70%的稅收於國民福利，且大學之前的教育全部免費。而中共貪官汙吏每年僅公費吃喝玩樂即至少3000億！公車消費3000億！公費旅遊3000億！且不論中共及其八個民主黨派的費用。

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論證：「萬官貪汙不抵一黨竊國。公款養黨是竊國行為，其罪惡程度超過一切經濟犯罪的總和。共產黨是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波瀾壯闊地吞噬公款。把中共趕下臺等於在經濟上從國人頭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苦繳納的稅金就可以用於人民的福利。中國大批失學的孩子，貧困的農民，嚴重污染惡化的生態環境，將能得到好一些的照料」。

「專用養黨費」是由於共產黨的存在而額外產生的社會開銷，是伴隨著共產制度而發生的特有的罪惡。謀私謀到為一黨利益而專門設計出一整套吞噬公款的養黨體系的現象只有在中國朝鮮等極少數極權專制暴政才有。這套養黨體系將會隨著共產制度的滅亡而被永遠拋棄。考察「專用養黨費」表明，推翻共產黨統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時也是經濟負擔的大卸除。

各國政黨執政是指該黨「組閣」，黨務機構仍靠自己募捐養活。中共則公然盜竊國庫且把全套黨務機構甩給納稅人供養。中共各級政權，除鄉鎮一級外，每級都有五套班子：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其中僅政府和人大在他國有相應的機構。而黨委、紀委和政協純屬多餘。中共政府臃腫龐大愚蠢無能貪汙腐敗無能舉世獨一無二，創下每26個國民須養活一名黨政官員的迪尼斯紀錄！且江澤民大言不慚地稱：「中國政府以佔世界7%的耕地解決了佔世界人口22%的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最大的人權，人的生存權」。[9]好像國人是由中共養活的！其實中共僅是依附在國人身上不事生產創造專門吸血的吸血鬼！是國人在鐵血暴政的強迫下被迫供養了數百萬騎在國人頭上作威作福，專門欺壓迫害民眾的貪官汙吏，而決非中共養活了國人！從上述鐵的事實足以證明，推翻中共專制暴政，國人必將從政治經濟精神心靈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國納稅人還得常年供養從中央到縣級一套數目龐大的「在野黨」。世界各國納稅人只養政府，而中國納稅人養了政府還要養執政黨，中共意猶未盡還要人民再養些「在野黨」以美化自己。政協八個民主黨派這騙人的養黨機構必須廢除，骯髒開支必須立即停止。[10]

因此，教育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與未來，國際競爭歸根結底實質上是人才的競爭，唯有教育公民化自由化才能培養有知識有文化有教養的真正的紳士專家學者和合格的公民。中國教育必須立即廢止黨化奴化，中共必須退出一切教育機構。應當鼓勵支持發展私營制教育，成倍加大國民教育投入，取消不公不義的國立重點學校制，至於私營學校則不在此限。同時廢除一黨專制的反動落後的政治體制，取消一切養黨費，取消政協、紀委、黨委的供養，真正還政於民還權於民，讓全體國人定期在公開公平公正公道的基礎上普選各級政府首腦，實行地方自治，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憲政的新中國。

2008年7月27日第123個反中共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維權暴日於加拿大

[1]郭國汀，「質疑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1983年8月28日於吉林大學圖書館。

[2]郭國汀，「無產階級領袖的重大作用」，1983年11月25日於吉林大學圖書館。

[3]江澤民，1991年5月22日會見義大利外長德米凱利斯時的談話。

[4]《高等教育學報》1985年第一期，第64頁。

[5]郭國汀，《我的坎坷律師生涯》第六章「我的中國心」。

[6]郭國汀，《出身論、成份論應當休矣！》2003年2月28日原載《中國律師網》。

[7]郭國汀，《教育國民化、私有化而非政治化黨化是改革教育最佳途徑之一》，2003年3月1日原載中國律師網。

[8]王曄、馮文成、龐明川、陳立興、劉曉宇：〈農村基礎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農村基礎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研究〉（項目號：02JAZD880002）。

[9]江澤民，1991年6月29日會見津巴布韋副總統恩科莫時的談話。

[10]郭國汀，〈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博訊》〈郭國汀律師專欄〉。

──轉自《自由聖火》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