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一下

我想留言

聯係編輯

Email朋友

【大紀元8月23日訊】盧作孚先生無論從人格還是從事功，都是二十世紀中國少見的人物，但許多人包括四川人對他的事蹟都不甚了了。這當然得緣於盧是四九年後，不能與官方的「時」俱他們的「進」的「舊時人物」，而且盧做事為人之理念，與官方的製造敵人、群眾鬥爭、以惡行事可謂勢同冰碳、判若雲泥。因此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先生不堪受辱後的自殺，官方的內部參考當然說是「自絕於人民」，而公開說法則謂之曰病逝。而且幾十年來無論是盧氏後人還是研究者，都一併謂之曰病逝。

但事實究竟如何呢？最近趙曉鈴女士的《盧作孚之死》（即出版）用非常豐富的資料和節制的言論揭開了這一切。承作者的雅意，要我為《盧作孚之死》說幾句話，我最近拉雜寫了萬多字，標題名為《世上已無盧作孚》。文章共分為五部分：1、老實寫來；2、史料蒐集；3、審慎議論；4、好人出局；5、幾點補充。四九年後好人出局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制度設計，所以先將其中第四部分的《好人出局》，冠以「制度設計上的好人出局」，先行載於敝博，以利大家瞭解其中的概貌。待《盧作孚之死》出版後，我再給大家廣告一番，諸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來自己看對照，更加進一步地瞭解官方是如何對待自己的「老朋友」的。

《世上已無盧作孚》一文的第四部分「好人出局」

《盧作孚之死》寫工會的為官方所用和私營企業之改造，是我認為本書最出彩最有深度的章節，而寫盧先生之死是最令我感動的篇章。作者雖然看似在寫盧先生之死，但整本書卻在探討盧先生為何死，四九年後好人為何屢屢出局，這種至今還不能公開爭論的話題。對好人為何出局的扣問與探討，已然觸動到我們制度的內核，雖然她並沒有利用任何政治學原理來闡釋何以好人出局。

收入《盧作孚文集》裡惟一一篇生前未刊講話稿《公司的任務》，講於他從港北歸後不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盧作孚彼時沒有想到官方即將搞公私合營的「高招」，絲毫看不出盧對於將遭遇不測風險的預見。盧作孚當然不是未諳世事的人，以他在民國時代與上至蔣介石下到販夫走卒的社會交往能量，他絕非不通人情世故者。但他只通中國傳統之人情世故，卻必不能通新朝之不受傳統約束之「新」，此種「新」式做法，令盧作孚疲於奔命。作者對此感嘆道：「盧作孚是歷練的，他應該知道，一個國家在大的格局變化之際，人們或出於自保，或出於投機，都會有反常的表現，但意識形態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對道德的顛覆，導致人性惡的大面積釋放的程度，他不可能預料得到。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大規模地對人權對人的尊嚴的侵犯，在中國大地上是第一次演出，在全國範圍內，除了過去在紅色根據地經歷過肅反，在延安參加過整風的人以外，還沒有人經歷過。」的確，面對四九年後許多帶有「發明」與「創新」性質的懲治方式，不管你如何學富五車，洞明世事，如何瞭解世界風雲，如果不能對政治壟斷和極權政府有相當深透之瞭解如胡適（胡適二十年代也曾看不清蘇聯的本質，後來才加以修正）一般，你很難看清這一切。這也是許多自由主義者無法看清共產黨的面目，在四九年後遭受一系列不白之冤的根本因由，因為新朝的許多做法前無古人。

我之所以從盧作孚自殺來說四九年後「好人出局」的普遍現象——此種「好人出局」現象類同於謝泳兄所說，四九年後常採取「誰說得對就不聽誰」的做法一樣，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普遍現象——並不是要作空洞的道德捍衛和不實譴責，我對道德至上和道德氾濫有著自己歷練後的排拒。因為在我看來，沒有真正的法治保障的情形下，道德至上和道德氾濫，只會使虛假道德氾濫成災，誕生大量的偽君子，對真正自律的道德建設於事無補。我只是說一個社會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是值得我們多加深思的。我們可以從《盧作孚之死》中看出抓鄭璧成、槍斃陶建中、遣散鄧華益、辭退早已精於業務的船上護衛和日常工作骨幹，利用工會來摻沙子，強行製造勞資糾紛，人為製造緊張空氣，從而架空盧作孚的實際權力，讓他成為一個進退維谷的儡傀，陷入做事不能、指揮不動的尷尬境地，最後造成不得不接受以公吞私的所謂公私合營的做法，是典型的逼令好人出局。

作為官方派來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何郝炬、張祥麟二位，在民生公司公私合營中的表現是非常突出的。但二位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所接受的訪談之中，並沒有真誠地意識到自己彼時所作所為給盧作孚先生和眾多民生公司職員所帶來的嚴重傷害。直接責任人都願意將自己應負之責推到大環境和當時政策身上，從而避免良心和道義的譴責。作者對何郝炬雖有批評，但還是給予有限度地理解：「當時對資產階級採取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既不能利用不足，又不能限制、改造不到位，把革命的兩手都做得天衣無縫，需要很高的手段和水平，對於何郝炬這樣年輕的幹部，實在不容易，何況他還要學習進城以後工作的專業知識呢。」公股代表的到來，官方掌控的工會的強行介入，以站穩階級立場為要務，人人都需過關。在人為製造敵人的氛圍中，作者分析道：「有的老民生人記憶中，常常對當時態度顯得『勢利』的過去同仁、朋友不原諒，以為很受傷害，以為過去朋友的態度還不如某些黨的「領導」。應該明白，黨的『領導』對你好是體現政策，而過去的朋友對你好，卻是『劃不清界線』，會危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呵。」這都是理解那時候人心世態的見道之言，雖淡淡寫來，卻有穿透彼時陰霾、撥雲見日的能量。

在盧作孚先生自殺前兩天，他做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當眾檢討。盧先生雖然算得上是一位現代企業家，但在立身處世上卻近於傳統的士，「士可殺不可辱」的念想，一定在他內心反覆糾結而不能自解。「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時半至十二時，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二十多年來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這時已讓資方代理人專門開會學習，這種另類的待遇不知與會者是否感覺無奈與屈辱。」而公股代表何郝炬在事隔幾十年後的晚年回憶中，卻還說盧作孚對他並不交心，你如此刁難和侮辱別人，在幾十年後依舊沒有絲毫的反省，實在是做人都沒有一點像樣子的進步。誠如《盧作孚之死》一書作者所言：「可以肯定，盧作孚從香港回公司以後，一直生活在『革命的兩手』造出的氛圍之中，這種氛圍，真是可怕到令人窒息。盧作孚如何對公股代表說『心裡話』？真的能做到『肝膽相照』，哪裡還有後來的悲劇？」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