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者首先必須從修身做起，作民眾的道德表率，這是為政的前提和基礎。

孔子較早的提出了為政者“修己”的思想，他說“修己而安百姓”（《論語•憲問》）、“其身正，不令而行”（《論語•子路》）、“剋己復禮”（《論語•顏淵》）等。孔子認為為政者修身至關重要，要不斷摒除自己的私心雜念，遵守禮的規定，才能歸於天理，民眾才能敬畏。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孟子提出了“正君而國定”的思想，他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為政者要不斷完善以倫理道德為內涵的思想修養，要培養心中的浩然之氣。只有擁有這種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氣，才能夠承擔起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任。

荀子提出君主為儀表的思想，他認為君應為民之儀表，就像標桿和它的影子一樣。標桿正，影子才能正。君主應以身作則，以身示範，為民作出表率。

唐太宗提出了君主“正身”的思想，他說：“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貞觀政要•君道》）他認為作為君主，無道有道至關重要，必須做到身正。他嚴於律己，從善如流，為後世作出了楷模。

司馬光提出了“人君德明”的思想，他認為君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要，君德昭明，臣下才能盡忠。作為君主，應該禁暴除害，賞善罰惡，才能使君德昭明，百姓安定，國家得到治理。

二程（程顥、程頤）提出“天者理也”的觀點和“恕己及人”的思想，認為為政者要遵循天理，謹守綱常，仁民而愛物，行仁政。以人心悅服作為根本，使四海之民蒙受其恩澤。

朱熹提出了“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君心”等，認為為政者修身正心是根本，就是要心存天理，去除人的各種慾望和私心，胸懷天下之大公，申明正義。

二、為政者仁民愛民

民為國之基礎，為政者必須以仁民愛民為要務，這是為政的關鍵。

孔子認為為政者要以仁為基礎，愛民、富民、寬民，愛民是貫穿始終的基本點。他說“仁者愛人”，要站在百姓的立場上，了解民心，順應民意，與民同憂樂，愛惜民力，取信於民。他認為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是對民眾進行道德和禮儀的教化，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惠民利民”、“富之教之”等，使德入人心，民風淳厚，社會和諧。

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把民眾擺在重要的地位，認為民眾的事是不可怠慢的。行仁政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使近處的人安居樂業，使遠方的人來歸附，就能天下無敵。他指出為政者“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等。

荀子繼承孔子和孟子的愛民思想，提出“平政愛民”的主張，他認為君與民的關係就如舟與水的關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必須做到平政愛民，才能有江山社稷的穩定。

唐太宗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個人的道德若是積的厚，則永遠令人懷念感佩；而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生活，則國家自然就鞏固安全了。”他提出“民為邦本”，並告誡群臣說：“立國，先須存民；國家富庶，先須百姓衣食有餘。民怨不除，乃國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寬厚愛民，恭儉節用，制定了許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國富民強，史稱“貞觀之治”。

二程的愛民思想講道：“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憂為本。”（《程氏文集》）治理國家的首要問題是民志定、民力足，民眾生活富足。提出為政者要“視民如傷”，就是把百姓當作受傷受痛苦的人一樣照顧，體現了對人民的愛護之深。

朱熹的愛民思想主要是“恤民”。朱熹認為治國的根本是得到民眾的擁護，作為為政者要愛民如子，體國恤民，興利除弊，正如他所說“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它事難預論”。

三、為政之要惟在得人

為政者要做到尊賢任賢，這是使國家仁政德治的保證。

孔子提出了“舉賢才”（《為政》）的思想，他主張任用賢才，認為任用正直的人，民眾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賢者，則民不服。他說道：“善言不進，則政事不明；要聞善言，需要任用賢人。身邊多賢人，所聞也就多善言；身邊多奸佞，所聞也就多諂媚；身邊多小人，所聞也就多名利。”孔子的任賢思想得到後世思想家的繼承和發揮。

孟子提出了“尊賢使能”的思想，他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上》），主張任用官吏要尊尚賢者、使用能者，讓他們在位在職，才能導人以正。

荀子提出了“尚賢使能”的思想，著重闡發了任賢思想，他認為應尊尚賢者、使用能人，不賢者不能授官。

唐太宗提出了“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把任用賢才看作是治理國家的重中之重，他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這種愛才重賢、知人善任的為政之德，使得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多士盈廷，各顯其能，各盡其力，保證了國家政治清明和各種政策的推行。

司馬光也提出了舉用賢才的思想，他說“為政之要，在於用人”（《上皇太后疏》）。他根據人的德才情況劃分為：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全無為“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在選人用人時，司馬光的觀點是必須重用聖人、君子，倘若無聖人、君子，寧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因為小人對國家的危害是最大的。

二程提出了“擇任賢俊”的思想，認為君主必須任賢選能，把擇任賢俊作為根本大事來辦，得到賢才後才能共同治理國家，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保證就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朱熹也主張任用德行高尚之人，認為賢人敢於直言極諫，小人則阿諛諂媚。他指出為政者要“光明正大，講義理，立綱紀，親賢臣，遠小人，閉塞私邪之路，才能有利於治國安邦”。

實踐證明，為政者能否行“德政”關係到民心的向背。綜觀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聖王明君和清官廉吏，都是道德仁厚，仁民愛物，視民如傷。只有上順天意，下應民心，才是真正的為百姓造福，才能使民風正，萬事興，天下太平。

──轉自《明慧網》(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