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地震中的改革大廈

【大紀元7月14日訊】1976年7月28日，中國唐山發生大地震。43天後，毛澤東逝世，一個絕對威權的時代就此結束。兩年後，中共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此開始。

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如果將改革視為一座大廈，則這座營造了一個世代的建築，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樁「鬍子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動中國大地，也將改革工程中的一切問題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改革大廈」的設計與施工質量，也不得不在此時此刻接受檢驗。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PK「一百年不動搖」進入2008年以來、雪災、股災、物價上漲、拉薩騷亂、聖火事件、列車相撞、手足口病直至大地震，三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天災人禍的觸發下一齊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時代，遇有天災，皇帝必定會下詔「罪己」；如今時代不同了，據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關於地震是「天譴」或「報應」之類的說法，一露頭就被鳴鼓而攻之，決不承認是上天降罪。但人禍與天災之間的關聯思考，卻總是在人們心頭縈繞，要想迴避也難。

本次大地震，中共領導人接受今春雪災的教訓，在危機處理上反應迅速，個人形象頻頻得分。但地震現場許多「豆腐渣工程」頃刻間土崩瓦解，特別是大量中小學校舍倒塌以及救災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眾對官場腐敗的問責，並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預報、水庫與環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對失去一切的受災家庭而言，最無法承受的是失去獨生子女）等諸多領域。官方媒體則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時各說各話。

從近期中共高層的表現來看，雖然調動了一切行政資源救災，竭力營造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形象，但畢竟積重難返，至今無法擺脫地方及中層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現行體制的擁護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廈中的碩鼠與蠹蟲。在意識形態上，宣傳仍沿襲「壞事變好事」的老套路，雖然在歷史上首次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國殤日高呼「加油」也屬世界首例。製造「反華勢力」的假想敵，鼓動愛國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試圖將國人對同胞的哀痛化為奧運動力，「揚我國威」之類政治先行的傳統輿論導向，與「以人為本」南轅北轍。

面對公眾對災害傷亡等「人禍」的問責，災害發生時「公開透明」的高姿態變得曖昧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加快了動作，屏蔽資訊、禁止採訪、發動反擊、圍剿異見……等等等等，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信息時代能否奏效？是否會起到「為淵驅魚」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計後果地向「輿論一律」時代倒退，凸顯了主管部門的落伍與無奈，也昭示出當局所處的窘境——一切為了保住執政地位。鄧小平被譽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他將中共的政治權力安危繫於改革開放，視為百年基業，宣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在建長達三十年的「改革大廈」，施工質量如何？其間有無「豆腐渣」成分，又有多少「王八蛋」從中上下其手？這不能不從執政黨內部查找原因。以上兩個詞是前總理朱鎔基在1998年水災期間罵出來的，又一個十年過去，貪腐愈演愈烈，基業還能百年不動搖嗎？

二、設計缺陷：「科學發展觀」VS「摸著石頭過河」？

任何一座大廈的建設，皆須有全套藍圖，從最簡單的平面圖到最複雜的施工圖，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廈」是一個系統工程，雖然在技術標準上允許「與國際接軌」，但從總體設計上又強調「中國特色」，其他國家的方案「不能照搬」。總設計師的指導思想是「貓論」，當初只提出了一個框架草圖，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師們臨場發揮——「摸著石頭過河」。按照總設計師的草圖，改革大廈的建設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工作面，合起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管理班子換了三批，頭一批除了總設計師，另外兩位主角連名字都幾乎湮沒；第二撥承包商從理論上代表一切，卻只顧悶聲發大財，撇下一個豆腐渣工地走人了；當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學發展觀」，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比「摸著石頭過河」多了幾分預見性。科學與民主，本應是發展觀的兩個方面，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偏廢。

朱學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來中國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他把1978年-1989年視為第一場改革，將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迄今作為第二場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曾當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認為：第一，中國改革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進程，我不反對將其分階段評述，但從時空上、邏輯上有其連續性，整個進程無法割裂；第二，雖然改革的領導者有更迭，但主導改革的執政黨只有一個，不應以人物劃分場次；第三、將改革分作兩場來評述，可以作為一個新聞話題，甚至可以是一個哲學命題，但不具備歷史科學上的意義。

回顧三十年的改革史，經濟體制改革的工程延續下來了，有改革也有開放；政治體制改革工程則由於某次事故曾長期停頓，如今只是內部小改，不對公眾開放。設計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在社會轉軌的進程中，權力從未被關進籠子，並隨著經濟的增長而膨脹，導致權力尋租貪腐橫行，某些利益集團已具備了自立門戶的實力。改革的「怪獸化」，不僅使社會公正受到挑戰，也正在挑戰執政黨自身的權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輪迴：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按中國傳統曆法，明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花甲之年（六十歲），其間經歷了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的歷史循環，中共也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地位變遷。

改良與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方式的兩種不同選擇，都具備一定意義上的正義性。前者是用漸進方式逐步化解社會現有的矛盾，後者則是以激進方式一攬子解決社會長期蓄積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後，需要通過不斷的改良（或曰改革）來調整社會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則革命將會超越它。這也就是我過去常說的「改良與革命賽跑」。要回顧三十年改革，毛時代是重要的參照物。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是對革命的誤讀。自1949年到1976年這一階段的輪迴，不僅未能實踐建國前的民主憲政承諾，而且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了民間社會，馴服了同盟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不僅未實現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承諾，而是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對資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壟斷了一切經濟利益資源。

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源於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黨是領導一切的」。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只允許全能型的、包辦一切的政權模式存在，社會分工和民主監督皆無從實現，甚至連獨立思考都有罪。對真理的壟斷，最終導致了個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令全社會失去理性陷入動亂，造成了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被視為「思想解放」的開始，對真理的壟斷雖未徹底放棄，但已在相當程度上有所鬆動。經濟上的開放搞活，其實是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點，允許私人資本主義重新發展。以上兩方面的舉措緩和了社會矛盾，啟動了社會轉型，也有效地維繫了執政地位。就政治權力而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故「四項基本原則」仍必須堅持。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在總結前蘇聯崩潰的歷史經驗時，總結出壟斷權力、壟斷利益、壟斷真理的三點教訓。「三個壟斷」其實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徵。提出並主導「改革開放」，是中共對毛時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也是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標誌。改革開放是一個從壟斷到逐步放權的過程，放權是為了長久利益，壟斷並未消失，而是轉換為比較溫和的形式，歷史的慣性依然發揮作用。

四、經濟輪迴：從「以革命的名義」，到「以改革的名義」縱觀五十九年間中國的財富走向，中共的執政理論至今尚未自圓其說。毛時代通過土改、對資改造不斷製造階級鬥爭，直到發動「文革」廢止憲法，普遍地侵犯人權和財產權，以「革命的名義」集中了民間的財富，其結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貧困。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財富走向，則是在「一部分人先富」的旗號下，以「改革的名義」重新瓜分這筆國民財富及其增殖部分，其結果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至少繼承了兩項「文革」遺產：一是1956年通過「對資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企業，支付給私方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爆發就停止了，按年息5釐計算，十年間只支付了50%；「文革」結束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成為國有，不再承認私方的股權。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結束後，部分房屋得以發還或給予了補償；但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房屋下面的土地變為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

上述兩項資本與土地所有權上的變更，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權屬尚不明晰的狀態下悄然實行的，由於公民的權利意識已被摧毀殆盡，無人敢於公然提出異議。直到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開始後，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是當今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20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實現民主憲政。進入21世紀，中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血酬」權力、跨國公司和權貴資本手中。建國時「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共同綱領》中由全民普選產生全國人大的規定，歷時59年仍未實現。

五、政黨輪迴：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會黨到現代民主政黨當中共領導人正為地震危機高度緊張之際，一位恩怨糾葛多年的兄弟、曾經的友黨和宿敵——中國國民黨，卻完成了從革命黨——執政黨——在野黨——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於2008年5月20日在台灣重掌政權。

中國近代政黨往往帶有濃厚的封建會黨色彩，家長制與派系、陰謀與暴力的魅影，長期揮之不去。國共兩黨曾同是「以俄為師」的黨，同樣靠「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體制到觀念極其相似。國民黨因獨裁和腐敗失去了大陸，到台灣後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直到蔣經國時代才開始接受普世價值。歷經兩次選戰敗北之後，終於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黨轉型的歷史輪迴，並在民意選舉的背書下再度贏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國民的公器，還是政治集團的戰利品？武力可以維持統治，但無法贏得民心，國民黨從「打出天下」到「天下選出」，昭示了從「黨天下」向「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回歸。越是為了黨派利益拚命壟斷權力，越是可能失去權力；只有將全民和社會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人民才會賦予權力。

中共將改革視為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自稱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它就仍然只是一個政權。沒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擔心失去的，也許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最近參謁中山陵時，題寫了「天下為公，人民最大」八個字，足以發人深省，「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失敗與成功，是中共最現實的參照系。

六、歷史選擇：公民社會，或「二次文革」對三十年來改革的反思，從去年就已經開始。進入2008年這個「奧運之年」後，社會持續震盪迄今，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前途的深切憂慮。必須承認，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活躍喚醒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納稅人，有權過問政府收支；作為公民，有權監督政府行使權力。

地震似乎使社會在一夜間走向成熟：公眾一反以往的聽任態度，開始認真監督官方救災機構的善款、物資使用；而民間NGO及大量志願者出現在救災第一線，也是一種世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反映出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往中國官方總是習慣於「為民作主」，並對民間社會的成長心存疑懼；本次地震中公民社會責任感的勃發以及民間組織的活躍，是今後中共政權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十九年來，民間蓄積著一股民粹主義的社會能量，如何釋放這股能量，各種政治力量都有盤算。主流長期習慣於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但一段時間以來，這種平衡開始被打破：製造仇富、排外心理，發動對自由主義學者的圍攻以及對某些新聞媒體的討伐……，對真理的壟斷在回潮。將民粹主義情緒引向狹隘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以圍剿自由主義者，否定普世價值。這種策略很容易奏效於一時，因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體，而後者往往是天然個體。

某些官方媒體一再揮舞棍子出招，「和諧社會」反倒不大提了，這是一個危險信號，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會有可能走向裂變。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於，民粹主義從骨子裡就帶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屬性，它和烏托邦主義一樣，最易被現代化進程中的受害者及邊緣化人群所接受。現實中的暴力維權者和虛擬世界中的網絡暴民，都有可能成為民粹主義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眾。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們的命運，就該明白這把火最終會燒到誰頭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廈，如今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突發事件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也未嘗不是擺脫困局的最後機會，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動盪的「二次文革」，還是走向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中共要選擇，中國國民也在選擇，最終是歷史在選擇。

轉自《公民》月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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