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貞觀元年，太宗皇帝對房玄齡等大臣說：「使國家達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於對官員的考查和挑選。根據官員的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盡量減少官吏的定員。所以《尚書》中稱：『任命官員，惟在選用賢才。』又說：『官員不一定要齊備，重要的是用人得當。』如果能任用賢德之人，即使人數少也足夠了；如果選用無德無能之輩，人數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古人也認為選用官員如果不是賢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畫餅，不能充飢。《詩經》上說：『謀士很多，這樣事情卻不見得能辦成。』孔子也說：『官員如不兼理其它事務，怎麼算得上節儉呢？』況且『一千張羊皮的價值，也比不上一隻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貴。』這些都曾記載於經典上，不能一一列舉。應當精簡機構，減少官員，使這些官員都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這樣就能達到無為而治了。你們應該仔細思考個中道理，確定好所有官員的編制。」 房玄齡等大臣因此設置了文武官員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這一方案並對房玄齡說：「自此以後，如果有從事音樂、工匠及其它雜務的人，即使其技能超過同輩人，也只能格外的賞賜財物以嘉獎他們的技能；決不能超員授予官爵，讓他們與朝廷中的賢臣並肩站立，同桌吃飯，使諸位大臣因此而感到羞辱。」 貞觀三年，太宗皇帝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近來見吏部選拔官員，只是選拔那些能說會寫的，不瞭解他們的德行。幾年之後，這些人的劣跡才開始暴露出來，雖然嚴加懲處，但老百姓已受其害。怎麼才能選到德才兼備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說：「兩漢時期選拔人才，都是德行稱著於鄉里的人，由州郡推薦上來，然後才錄用，所以當時號稱人才濟濟。現在每年選拔官員，候選的多達數千人，這些人表面忠厚，語言巧加掩飾，不可能很全面的瞭解他們，選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負責配給他們一定的官階而已。擇官的制度不夠完善，所以選不到人才。」太宗打算依照兩漢時期的法令，改由各州郡徵召舉薦，但趕上即將進行功臣世襲封爵的事情，選官之事就擱下了。 貞觀六年，太宗皇帝對魏徵說：「古人說，帝王必須謹慎挑選人才為官，不能輕率任用。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天下人都在看著；說的每一句話，天下人都在聽著。如果用人得當，其他的好人會受到鼓舞；如果用人不當，那些壞人就會競相鑽營。給予的賞賜符合其做出的成績，無功勞的人會自動退去；給予的懲罰符合其所犯的罪行，幹壞事的人就會收斂。所以賞賜和懲罰不可輕率從事，任用官員更應該謹慎選擇。」魏徵回答說：「全面瞭解一個人，自古都很難；所以考查官員的業績並給予陞遷或降職，應該依據其品行的善惡來決定。現在想尋求人才，必須認真審查和瞭解其德行。如果確定他是個好人，然後才任用他，即使此人辦事不力，也只是能力不夠，不會造成什麼大的危害。如果誤用了壞人，假設此人又很能幹，那麼危害也就大。但是，在戰亂時期用人只看其才幹，來不及過多考查其品行。天下太平時期，必須德才兼備的人，才可以任用。」 評講：從這篇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賢明的國君在選拔人才為官時，首先是看其為人的品行，品行好的人，才能被任用為朝廷的官員。因為好人當官，即使他處理事情的能力差一些，也不會給老百姓造成什麼危害。如果誤用了壞人，而這個壞人又挺『能幹』的；那麼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對上隱瞞惡跡等事情就會發生，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就大。 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是從隋唐時期開始的；而真正形成比較規範的制度是中唐以後。貞觀之治時期選拔官員，刺史（州郡的最高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省長）由太宗皇帝親自挑選，而縣令是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員每人推薦一名人選。隋唐以前的朝廷選官，也是採用舉薦方式。據《呂氏春秋·孟春紀》中記載，孔子曾稱讚祁黃羊（祁奚，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在推薦官員的時候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韓非子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韓非子·說疑》」也就是說，古代的聖賢之人所推崇的選官方法，是採用舉薦方式的。不管是由鄉里及州郡舉薦，還是由當朝大臣舉薦，都要選拔德才兼備的人為官。被舉薦的人為官後如果犯了什麼錯誤，舉薦的官員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筆者認為，科舉考試選拔官員及現代的公務員考試制度，有兩個比較大的弊端，第一就是不注重對官員品德的審查；做一個人，最起碼應該遵循：仁、義、禮、智、信。如果連這幾點都做不到，當人都不配了，怎麼有資格當百姓的父母官呢？第二就是這種考試制度，很容易流於做表面文章，考生不一定有真才實學。明清時期及現代的一些考生，都喜歡做模擬題目來應付考試，而不是全面的瞭解應學的知識。喜歡投機取巧的人，其才能也是有限的。如果選了無德無才之人當官，那將給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摘自 正見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9/21/48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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