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紅朝楊佳與明代葛成

【大紀元7月12日訊】楊佳殺警察以及他將受到的懲罰，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劇，也是我們作為同類之痛。生命與尊嚴都值得我們相當之珍視，我們要思考的是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使人們的心態逐漸對於殺與被殺，都難得有一種理性的態度。警察之壞，其實也是我們這個制度壞的一種反應。我當然不是為警察其中的惡辯護，他們有他們這個職業應該承擔的風險。警察這個職業由於制度上的許多問題，以及其中一些個體的無良，致使人們對他們的整體評價偏低，整個社會對他們的信任度也空前降低。對一個職業群體產生的怨恨，正在社會上蔓延，這也是楊佳殺人後，有些人稱之為大俠的理由。為什麼會如此呢？除了警察自身的原因外，我們整個社會制度對個人生命和尊嚴可謂相當漠視，才導致了互相之間的仇恨。

而警察對個體生命和尊嚴的不夠尊重，恐怕是個普遍現象，他們不僅沒有為納稅人所養的認識，不少警察將自己的權力凌駕於民眾之上，執法過程中的違法、粗暴、鄙視、冷漠等，在大多數警察身上體現得相當充分，這是我們尋常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的一景。比如為了糾正違章車，不惜採用日本鬼子對待人民的方式，躲在樹林叢中等著你進圈套，這樣的執法，焉能不引起民眾普遍的不滿？同理，處理楊佳的警察當然應該罪不致死，楊佳對警察的殺害也不應該受到讚揚，而且應該受到相應之懲罰，但我們的公安局在此事有過絲毫的反省與問責嗎？完全沒有。這才是整個社會真正不靖的根由。公安局和警察歷來就會覺得他們是對的，而且似乎只有他們才對，出現再多的楊佳對他們也沒有絲毫的反省與問責制度之形成。換言之，這次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的警察應該反省，該局領導應該辭職，更多的公安部領導應該向民警和楊佳道歉。可是，傲慢的公安機關，他們何憎顯露出一點人性的溫柔，以及對自身罪惡的反省？沒有相應之反省與問責，以及相關制度之改進，哪裡能制止住楊佳戮警案的再度發生？說句實在的，中國人畢竟是膽小而善良的，槍支彈藥管制極嚴，如果是相對激進的民族，那麼像目下公安機關和警察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恐怕只會引來更多的恐怖活動和人肉炸彈。我們應該針對楊佳這樣的個案，來應對將來這個社會怎麼變革，不能等到民情洶洶，惡性事件增多，再來思謀良策，恐怕就會為時已晚。一旦一個社會的恐怖事件增多，無論你多麼強力彈壓，都非社會之福。因為公權力的暴力彈壓和個體的自殺性襲擊，如此循環報復，往復不斷，真乃吾國之大不幸。

明末在一些地方似乎與今天頗有些相似之處，彼時太監宦官專權，苛捐雜稅委實繁多。大名士陳繼儒在《吳葛將軍碑》（下引全出此文，不另出注）裡說：「凡米鹽、果薪、雞豚之屬，無不有稅」，真可謂「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葛成當然不完全是楊佳，但他似乎像楊佳與甕安事件的結合體。當時宦官稅監孫隆苛酷無良，弄得民怨沸騰，葛成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民情「煽動」起來，（葛成）「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響應。時建節方踞葑關稅。一賣瓜者，其如入城也，已稅數瓜矣。歸而易米四升，又稅一升。泣則反撻之。適成等至，遂共擊建節，斃之。」民眾倍受欺凌到何等的地步，才釀成這樣的災禍。中國歷史此種殷鑑甚多，惜乎沒有民主自由之制度的變革，此種事演之不絕，於今為烈。但同樣是處理危機問題的方式，當然很多人也主張強力彈壓，就像今天許多傲慢無禮的官員一般，只是一切拿強力出來壓服，而將暴力之載體警察推到前台，最終釀成大禍，從而也形成民眾對警察這種職業的極度反感。葛成這樣的事，彼時許多昏官當然覺得乾淨絕殺了事，但彼時的太守（相當於今之地委書記或者大市市委書記）朱燮元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還算不錯，「獨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擊之，是重其毒也。且重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朱首先是自責，然後說自己執政不良惹起的事，若因此再彈壓，是犯了雙重的錯誤，何況民眾洶洶，一旦彈壓，無異火上澆油！當今官吏與之相較若何，讀者自不難判別。不特此也，朱太守還「率僚屬連騎入市，呼諸百姓而慰之」，因此將孫隆的下屬糾繫於獄，而葛成則一人做事一人擔，「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願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因此入獄，入獄後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給他送吃的東西，富商巨賈也絡繹而至，而葛成則分散給諸囚而卻之。但民眾依舊為其樹碑立傳，稱之為「葛將軍」。

這則故事後來被葉公好「農」的紅朝輯為《葛成抗稅史料輯注》（陳學文）而廣為傳播，葛成之義當然不用說，但也說明沒有好的制度，出再多的葛成也沒有用，只有徒添悲劇。同理，楊佳的遭遇值得深加同情，受害受傷之警察亦應獲得同情，兩方面都是悲劇，但為什麼這樣的悲劇屢禁不絕，在中國歷史上不絕如縷呢？我們要找到根除這種治亂循環、以暴易暴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舍民主自由之制度，則無有他途。

2008年7月11日8：24分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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