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一所大學與一個國家

【大紀元7月11日訊】自1898年創辦京師大學堂已有一百一十個年頭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規模討論北大精神與傳統以來，又是十年過去了。那次討論有個重大收穫，就是重新接續了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傳統。因此，有必要繼續發掘北大的傳統，再現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們對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來，發掘北大的自由傳統，就是發掘中國的自由傳統；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國人的自由精神；確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確立中國大學的使命。

北大是中國的大學理念和自由精神的發源地和養育地。可以說，北京大學及其所形成的精神傳統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學及其早期精神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此後中國的思想狀況。可以說，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北大功居其偉。北大是近代中國為數不多的精神的家園。北大對中國精神傳統的影響，高於任何一座大學對一個國家的影響：不論是哈佛、耶魯之與美利堅，還是牛津、劍橋之與大不列顛。一所大學能在本國的思想進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學。沒有一個大學像北大那樣如此奠定了一個古老文明的新精神傳統。

北大的精神應該是中國的精神，北大的傳統應該是現代中國的精神傳統，北大傳統的命運就是現代中國的命運。北大的自由傳統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北大傳統不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個北大人身上，在每一個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國人身上。北大傳統，不僅是屬於北大的，而且是屬於中國的，不僅是屬於過去的，而且是屬於現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應該是未來中國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傳統。

一百一十歲後的今天，北大向何處去？北大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使命與目標？

或曰，北大的目標應該是爭創一流，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列。我以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爭創世界一流，而是應該成為國人的精神基地。對於北大來說，守住自己的精神傳統比成為所謂的一流大學重要得多。一個大學的使命是塑造並光大一種自由的精神傳統，而不是爭創一流。成為一流只能是個副產品，而不是大學意義和使命的全部。大學還是應該以精神為上，應該是社會的思想庫，是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優越成長環境的溫室。北大尤當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為偉大事業培養接班人。我亦以為不然。如果大學的使命是製造人才，那就把「人」轉化為「才」了，活的人變成了沒有生命的才。當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或為政治事業培養接班人的時候，教育事業就變成了政治事業的一部分，學校就變成統治機器的一個組件。這樣的教育制度不把每個個人當作「人」，而是當作「才」，當作國家建設的原料，當作國家機器的螺絲釘。一旦變成「才」的時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國家只取個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麼剩下的個人本身就成了廢料。不論國家有什麼樣的需要，國家都不應該把個人當作國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個教育事業的目的是要把個人變成自主、自尊的獨立個體，而不是為了把個人變成為權力服務的「才」。教育應該培養人格的獨立，培養自由的公民、自主的個人，而不是讓個人依附於國家。北大不應淪為的「南書房行走」的養成所。北大的精神傳統應該在朝，北大的學者教授應該在野。而不是相反。

北大的未來，乃至整個中國的教育的未來，相當程度上在於北大所代表的精神傳統的復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歸根結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應該是最為開放包容的大學，應該是完全獨立、自治的大學。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內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徵。北大曾經是以自由、開放、寬容而聞名於世的。蔡元培校長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就明確地說過：「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獨立議》、《提議教育經費獨立案》等文中強調，「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持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影響。」因為「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明確表示反對：「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致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他呼籲「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和責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統權力機器上的組件，而是做一個社會的精神公器。

大學當以思想與學術自由為原則。北大應該繼續是學術與思想自由的大學、探求真理的大學，應該還給師生研究學術的自由，教學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張，教授不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發表其研究之結果上，應有絕對的自由；就是其結果與個人的成見，一般的輿論，或社會的習俗有所牴觸，起了衝突，應沒有顧及的必要。……大學教授，在其職業活動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質和對社會的關係，學校當局在學識上既無能力，在道德上又無權可以干涉。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政（治與）教（育）合一，導致包括高校在內的整個教育事業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國家掌握學校的政治與經濟命脈，教育聽命於政治權力。教育與學校便成了權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機構便失去了自主性與獨立性。在今天的中國，所有的大學不過是一個寄生在黨政官僚系統上的怪胎。所以按照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標準，當代的中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只有人才培訓所、螺絲釘鍛造所。

由於沒有取得獨立於權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學的獨立性沒有任何法律的依據與保障。為了獲得相對穩定的財政支持，大學被迫蛻變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體制內准官僚名利場，完全按照官僚機構的模式構建與運作。於是，大學紛紛向利益叩拜，向權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費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這樣的大學不過是學位與職稱的批發基地。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一方面高等教育依然落後，卻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與教授的製造國。面對這樣的氛圍，北大又豈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適先生最不能認可的，就是大學變成了政治制度的部分，學校管理層成了黨政官員隊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國大學的未來都取決於權力與教育的關係。從世界各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家最好不要「重視」教育，不要主抓重點大學，要讓公民自己重視教育，讓教育界重視教育，讓願意參與教育的公民重視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是私立大學。所以，學術要自由，大學要獨立，國家就應該放棄它對教育方面的壟斷，就要限制國家對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參與，限制國家對教育的無節制干預。到目前為止，包括北大在內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個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學內部怎麼樣進行優化組合，怎麼樣調動一部分教師的潛能，怎麼樣樹立學術規範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麼樣發揮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問題則沒有被觸及。這個問題就是治理大學的權力是從哪來的。像北大傳統的奠定者們所主張的那樣，教育應該與國家權力相分離，所有大學，不論公立、私立，作為有組織的社團，都獨立於國家權力。國家應該允許教育機構自主、自治。學校的管理權應該屬於獨立的校董事會，即使在公立學校也應如此。

大學是驅動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學是一個社會的精神與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學的失職。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職。大學應當是一個社會思想成就的頂峰，北大應該是中國的思想成就的頂峰。這樣的大學才是稱職的大學，值得尊敬的大學。大學是知識、智慧與文化的製造者與傳播者。否則，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園就淪陷了。

未來的北大，應該像其早期那樣，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誕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樓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沒有精神傳統的大學，就不是大學，沒有自由精神傳統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來的中國，北京大學所孕育、傳播的自由主義雖然迄今在這塊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北大一直擔當著普世價值與自由思想輸出者，自由的精神傳統的確立者。

期待北大永遠擔當好這個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學分擔這個角色！

2008年早春於翠湖

（《大學之道：北京大學的傳統》序劉軍寧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轉自劉軍寧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