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中國民間維權運動：以成都為例

【大紀元7月11日訊】感謝諸位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一點我在內陸民間的思想和民間運動方面的體會，因為我本身是參與者，這裡面可能有些項目我是深度參與者。我希望能夠給你們帶來一點比較特別的一些感受，我覺得是大陸的政治上的進步與香港是息息相關的。香港人在為大陸人爭取民主上作出很多的貢獻。這一點我是毫不隱諱，而且是非常感謝，我們內陸，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現狀，肯定和香港是很大的不同。那麼我就想，以成都為中心講一講思想上的維權，首先就是講以成都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的力量和勢力的形成，這種形成當然不是說一個組織，中共最忌憚的是一個組織，我們也就不去挑戰它這個底線。現在除了民主黨以外，中國民主黨，像杭州的民主黨，他們挑戰這種底線。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挑戰這種組織意義上的底線，因為至少在我看來，成都沒有那種，完全要走政治道路的，我們只是爭取言論自由，爭取權利意義上的自由，而不是那種意義上的自由。可能成都在這方面不夠發達，原先其中有兩位已經被關過，但是現在出來了，好像也比較式微了在成都影響也不是很大了，其中劉賢賓（音）先生、歐陽懿（音）先生這兩位關過，但是即便不參與組黨，成都也是各個方面，我覺得作得不錯，八十年代的話從官方的角度講，八十年代出了一套非常好的書，可以這樣講，二十年來中國文化的啟蒙和發展，這一套叢書是不能越過的。這套叢書叫做《走向未來》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可以說是二、三十年來，自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的出版社唯一拿得出手的一套真正意義上的叢書。其中當然有金觀濤、劉青峰，有前不久死掉的包遵信先生等等，這些人都是編委，其中有很多人在六四過後已經流亡海外，在國內已經被禁聲不能發言。這套叢書出版的時候，我在讀大學，可以講我本人就是受這套叢書起來的，這套叢書的影響是相當相當大，成都的民間土壤和民間資源，雖然它是官方的，但是它帶有很大的民間性。

第二就是成都有個《野草》，這個《野草》辦了26年，78年到04年，26年被徹底封掉。徹底封掉是什麼原因，是2004年那個張憲中（音）圖書360週年，我、王怡、流沙河先生包括流沙河先生的太太，我們共同出了一個叫做《張獻忠成都大屠殺360週年》。這個《野草》是自印的刊物，存在了26年，這個自印刊物中有些人在海外了，比如說蔡楚，就是博訊的蔡楚，就是《野草》的早期的作者之一。包括現在開放的蔡詠梅，認識我說的這撥辦《野草》雜誌的人，這個《野草》其中文學的份量並不是很重，裡面的小說創作和詩歌創作在我看來還是比較一般，但是裡面的時政內容和雜文的話，可以說是民間地下的土壤，在文化界大家都很清楚。因為2004年我們紀念最後一期，就被四川的成都的國安，就是國保，被禁掉了。其中的話還涉及《野草》雜誌的主編陳墨的太太被關押，現在都還在。為什麼海外不知道他太太被關押的事，因為他太太是一個廠的廠長，那個廠是一個街道廠，本來是一個殘疾人的街道廠，做得相當好，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它打壓異見人士，採用的是政治經濟化，它不用政治來做，因為用政治來做成本比較高，因為海外反彈比較厲害。用經濟做，一下就發不出聲，誰也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的。它這種事也做得很多了，比如說像你出了一本令共產黨很反感的書，對不對，它要做，它也許不禁作者，它要禁出版社，它說我這個是行政處罰，它採取這樣的方式是降低它的管理成本，還有降低國際社會上對它的的反彈。這是我說的第二點，就是《野草》雜誌。

第三是最近被關掉的《文化人》，他申請的書刊號是香港的刊號，也被禁掉了。這也是《野草》雜誌當中分離出來的一撥人，從2003年開始辦這個雜誌，今年被封掉了。因為那裡面發了很多人的文章，余傑、王怡、肖雪慧、廖亦武，可能以四川的為主，但是外地也不少，包括四川在外地、在外省的，徐友漁、胡平等等，這些人的文章，這樣的話肯定很犯大陸的忌，那麼這是第三的一個，就是《文化人》雜誌。

第四個是六四天網，六四天網這個網站還在，這個影響非常巨大。主編、主辦人叫做黃琦，曾經進過監獄，這個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人，現在這個網站還存在。他為六四死難者，周國通（音）的母親，姓唐，唐什麼名字我忘了，那個周國通（音）死得很慘，十五歲在成都人民南路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就是在6月4號還是5號左右。周國聰的母親在黃琦的幫助下向成都討到了大概是七萬塊錢的賠償，這可能是國內首創。這個七萬塊錢的賠償當初還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包括丁子霖，包括劉小波，有不同的意見，就是說不應該接受。然後我就專門在我的博客上發表了，我說維權應該允許多元化，維權應該允許多種方法。因為中共太過強大，每個人跟它耗不起。這個周國通的母親生活很不順利，她年年上訪，被國安、公安圍剿。生活在那種恐懼當中，生活很貧困。我主張，周國通的母親接下這筆款，哪怕她跟中國共產黨說我不再上訪，我說這個事都不影響曆史上會好好地評價這件事。周國通這個母親，她不存在她不可以翻案，曆史不可能因為熄訴了過後，曆史會改變。不會改變，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一樣。當初丁子霖先生我很佩服，就是這個有小小的不同的看法，但是並不表明我對他的尊重會有所減少，一點都沒有。那麼就是在這種意義上，黃琦和周國通他們做出了這樣的貢獻，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然後黃琦為當地的成都的，比如說溫江、成都的太平村等等，失地農民維權，作出了很多實際的事，說白了就是爭取了很多利益，而且現在依然在艱難地做，我覺得是非常好。

第五點是草堂讀書會，草堂讀書會是個民間讀書會，大概是辦於2003年到2004年，這個草堂讀書會現在還在辦。因為2005年王怡和餘傑的白宮事件過後，王怡就跟現在的主辦者周鈺樵先生產生了一些分歧，這些分歧當然也不是什麼大不了，我尊重雙方都有自己的選擇，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沒必要搞成為了革命搞統一戰線，雖然從效果上講這是很大的損失和危害，但是我覺得那種為了效果為了策略而臨時的統一，當然從效果是講是非常好，但是從自由主義角度講也未必一定就非常好，反正我是很理解他們雙方。那份當初做的時候，王怡退出來的時候，其中我也是很多場次的主講人，包括我講右派研究。右派研究一講出來就被國際商很多網站轉載，翻譯成英文。草堂讀書會包括中文也在海外網站、國內網站轉載很多，後來我也是沒有參與，過後他們現在還在做，我也是很敬佩他們。雖然我不參與，但是我不詆毀，我還是說他們做得不錯。包括周鈺樵，他最近得到自由聖火，好像是哲學獎。我也很祝賀他，他們現在還是在做，討論土地問題、失業問題，包括言論自由的問題，包括成都和四川的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問題，他們也在做一些非常不錯的事。

第六個是成都的地下教會。地下教會在成都的發展還是很厲害，大概可能在我看來可能有幾十萬人，那個樣子。他們不和國家意義上的三字教會重疊的基督教，他們不去那種被官方教堂控制的地方做禮拜，不做聖經的查經。他們不做那些，他們是自己在家庭裡面做。當然，其中比較有名就是，比如王怡現在所在的教會，叫做「秋雨之福」這個團體。王怡和余傑是基督徒。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只有我是孤魂野鬼，我確實比較懶，對我自己信不過，我不是信不了主，我是信不了自己。「秋雨之福」這個團體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做了很多善舉、義工，還有聯合一些社區發放衣服、關注民眾的生活，同時和北京的三都教會，就是余傑所在的教會，聯合舉辦了一個雜誌，這個雜誌叫做《橄欖枝》。這個雜誌水平很高，絕對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和自由主義結合方面的刊物，它當然是內刊，也是一期一期地出，也很不錯，王怡這個人，外面對他有很多杯葛，我認識余傑十年，王怡八年，我也是特立獨行的人，這麼多年，他們這麼多事過後，我依然認為他們是朋友。有些人經常想問我又不敢問我，為什麼，因為看到我跟他們還好，我說沒什麼，沒什麼不可以問，你隨便問。但是我說也許他有些做法也許不是很同意，如果換了是我，當然我不是基督徒，我不配談這種事，因為我覺得對於自己不清楚的事情，應該保持緘默。我不保持緘默，我應該保持一定的謹慎。自己不清楚就不亂談。但是以我這麼多年跟他們的交往，走得那麼近，我依然很佩服他們，這由於我告訴你們的基本看法。也許你還是有不同看法，那沒關係，我只是告訴你，我就是這樣來認識人的。我認識人當然會從大處看，但是我也會從小處看。我舉個例子，王怡和余傑對夫人相當相當好，非常好，在信基督教之前就相當好，我是一個大男子主義的人，我對太太就不夠像他們那樣好，但是我這個人見賢思齊，後來我太太覺得我還不錯。這個都是因為我有好朋友的原因，一個好朋友勝過一所學校，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第七點就是茶館的懇談會，成都是整個中國茶館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北京也好、重慶也好、或者別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樣。北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寫過著名的話劇叫做《茶館》。但是實際老舍先生本人很少逛茶館，而且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後，茶實際上他參與是很少的，而且茶在北京人生活當中所佔據的位置據老舍和另外一個研究，據舒乙，就是老舍的兒子和另外一個老舍研究專家，茶在北京所佔有的份額是很小的，地位比較小。但是成都人不一樣，成都真是可以這樣講，別人開玩笑說，你不泡茶館，就是在去泡茶館的路上。就是那種感覺，確實相當相當多，而且以前在49年以前，茶館很厲害，茶館就是很多袍哥組織的地方。袍哥組織就搞地下活動的窗口。它形成了很多議政的小團體，就是議論政治，儘管堂口上寫著「莫談國事」，其實談國事的人相當多，而且就去做。現在也是這樣，成都人當然談的國事很多時候是打麻將、喝茶、聊天或者休閒，議論議論就會開始議論一些大的事，議論大的事，成都人和北京人不一樣，他首先是調侃，沒有那麼莊嚴，沒有那麼神聖不可侵犯，讓你感覺到到可笑，任何一個事在他們看來就是可笑。沒有那種莊嚴的口吻說，今天我見了某某某，臉上洋溢著驕傲的情緒，他沒有，他就是那個人也不過如此。現在的茶館，每週星期二的一個茶館，那些退休的很多人，都在一起，分兩撥人，一撥像流沙河先生這樣的人，主要談文化。談文化當然會反對黨文化，就是說談真正傳統的文化，這撥人以流沙河為主，他現在出的書只是他冰山一角。因為我跟交往二十年，我們每個星期天也在一起喝茶，就是上天入地無所不談，天文地理，包括姓氏乃至下水道等等，都談，就是說無所不談。談這些的話，他整個來說形成了這樣談事，大概是幾十個人上百人去聽，這個就是你買碗茶就可以在那裡聽，就是在一個茶館，叫做大慈寺，很著名的一個寺廟叫做「大慈寺」，我家就住在大慈寺對面。還有另外一撥人，就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這一撥人很厲害，八十幾歲了，他們現在都在寫回憶錄，現在可能在打成右派的群眾當中，成都人可能有幾十個右派在寫回憶錄。你想想，很多人開始都很害怕，待會我會講，他們為什麼現在漸漸不害怕。這是成都這樣的一個土壤造成的結果。成都這個土壤，待會我會講，大致上有兩群。

第八個就是另外一群，跟這群有所區別。58年他們才18歲以下，大家都知道57年的反右，但是不知道58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伍先生，把那本書拿出來給他們看一看。我這回沒想到會到這兒來，不然的話我可以帶給你們做資料。這個書，內部印的，我先講，大家可以傳觀，這本書叫做《五八劫》，就是共產黨的曆史上，或者古今中外的曆史上都沒有整個未成年人。他全是未成年人，把中學生打成三類和四類，把中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就是第一類是好子女，第二類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類和四類是不可以考大學的子女，就是不能上大學，成績再好也不可以上大學。他們三類、四類，分類主要就是政治，三類、四類很多人學習成績很好，但是政治可能是三分以下，這裡面整個四川在58年大概中學生和中專生加起來大概是一萬人，但是被打成三類和四類的是3200人，就是佔比例是32%。我說的58這一群，尤其說到彙編這本書的王建軍（音）先生，這裡面有圖片，你們待會也可以拍也可以用。這位王建軍（音）先生他認識我，是在網絡上找到我，別人給他推薦我的博客，他一看就說，成都還有這麼厲害的博客，這麼厲害的人在成都。他就要通過我一個朋友找我，我當然說好，會面，會面過後，他們有這個想法，但是很害怕。同學之間很害怕萬一共產黨又秋後算帳怎麼辦，我們都已經受了幾十年的苦，我們不想再受苦。有些人，哪怕他自己很勇敢，但是家人會告訴他，子女說你怎麼能這樣，現在生活剛走上正規，不可以。這當然可以理解，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我絕對不強求，在當初他約了一幫人，後來那幫人基本上都退出了。為什麼，因為這位先生他要堅持做，王鐫金先生他要堅持做，然後我跟他說了，他就更加堅持做，我就跟他講，我說要把這個書編成功，要編成一個曆史，然後同時我就跟他講，我說你這樣做下來你會變成，並且每個人就會變成記載曆史的人，為後來的司馬遷留下史料。我們現在也許說不透，我們現在不自由，這個不自由的環境下也許我們不可能把這些事實給解析、分析透，但是我們有保存事實和保存材料，我們有這種義務。他聯繫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接著寫了兩篇博客，第一篇就叫「如何幫助老年人回憶曆史」。比如說，我說你要讓老年人吐露心聲，你要多回家關心他，作為子女你要多關心他過去受到什麼樣的苦處，經曆過什麼樣的曆史，你可以用口述曆史的方式，可以用錄音，可以用錄像，可以用對談的方式把這些保存下來。我說每一個年輕人都有這樣去做的義務，這樣的話，你和你自己的父母談，第一是盡孝心，你每週週末回去跟他談一談，讓他心情很愉快，老年人最大的不是缺錢，當然鄉下的老年人缺錢，城市的老年人也有缺錢的，但是一般最多意義上的老人不缺錢。我說老年人缺的不是錢，是缺的心靈上的寂寞和孤獨，這是一舉兩得。就青年人如何幫助老老年人回憶曆史。第二天我寫了一篇「告訴後人真相是老年人的義務」。我就說老年人如何，我尊重你們自己的選擇，我也知道在這樣一個國家內，一個專制社會，有多麼不容易，多麼心有餘悸恐懼變成我們血液的一部分，變成我們的空氣。我說我非常理解，但是事實上是，你有幾種方式，第一你可以在死之前不發表，但是留給自己的後人做決定。第二你可以在內部親友之間互相贈送，第三你可以在同好之間互相贈送，第四你可以提供給真正的、獨立的研究者和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你這樣留在圖書館，但是我不可能說，你們每個人寫的都是如何的客觀，因為你們是當事人，當事人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他的經曆的特殊性和排他性。比如說我所經曆的反右，可能和別人的不一樣，就是他的特殊性和排他性，他的獨特性都是後來研究文獻的人不可替代的。我覺得一定要留下來，當然你們每個人說的不一定是客觀事實，但是所有的人，很多人說了過後，會讓後來的研究者有一個接近於客觀事實的研究文本，可以參照，可以比對，可以接近於事實。因為我們現在整個說的話，檔案現在都不開放，圖書館內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這本書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一個運動的原始檔案和材料全部在這個裡面，不在於這個裡面的議論。這裡面的議論當然也不錯，但最好的是檔案、材料，打成三、四類學生的，怎麼樣不讓他上大學，怎麼樣上了大學又被開除。這些原始材料、檔案，他們從檔案館，找關係複印出來，弄成書了。這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本，可以這樣講，49年過後的災難是相當相當多，但是我們現在沒有一個災難可以得到如實的反應。

比如說文革，現在文革當然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宋永毅（音）先生組織編纂的文革光盤，好像是有兩億字。我在中大看了，後來他說要送我一套，現在宋永義在組織編纂反右的資料，可能是國內、海內外最厲害的資料。我覺得49過後的災難，我們的反思一定要建立在事實和證據之上，沒有事實和證據，你高談言論，看上去也很有正義感，但是實際上你要經得住考驗，也不是那麼容易。這個光碟和普林斯頓學社，和香港中文大學，還有中國信息中心21世紀，三個單位聯合做的，這個是海內外是規模空前的。茅以軾先生都專門寫序，盛讚這個事。我覺得我們研究49年這些事，一定要重證據和事實，我有一句話，可能左右都不討好，叫做「連共產黨我都不誣陷。」什麼意思，就是它沒做的我一定不往它身上栽，它要是做了我也不袒護。就是說我們本著尊重事實的基本態度，不能用共產黨的思維反共產黨，比如說不能像法輪功大劫緣上面九評共產黨，和九評蘇共的思維完全一樣。你對共產黨的思維包括文化，包括它的治理國家的方式和理念都沒有超越，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災難性的。這種思維是災難性的，儘管你反對共產黨。我覺得一定要有超越，那種超越到最後是肯定要達到圖圖大主教說的，就是要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比如我批評共產黨的目的，不是找共產黨報複，我是為了督促共產黨，讓它告知真相讓它承認這些真相，讓它將來會道歉，達成整個社會的和解。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比方我們是開車的，當然你可以開得很猛啊，你說車盤、底盤、遠燈、大燈性能很好，我可以開得很猛，但是有一點知識分子要有一種功能，這種功能很重要，可以這樣理解。大陸的知識分子可能沒注意到這個重要的功能，叫做「鑑證」。這種功能我覺得知識分子要有一種負擔要有一種責任感，我覺得這種責任感就是你要幫助那些，比方講，中共的領導人，這個制度下開車的人，你要協助他把車開好，你要同時要讓坐在車上的人感覺到舒服。我覺得知識分子還是要有一點這樣的責任。儘管你能批評共產黨當然很好，給共產黨提供建議也很好，它采不採取，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不是一個黨派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將來制度解決的問題。我覺得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一黨可以把很多事做好，將來肯定是要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制度是最重要的。我在中文大學遇見林達，我們在一起聊天，她寫的書，總統是靠不住的，近距離看美國。帶一本書到巴黎，這些書寫得很好，對90年代後大陸的知識界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人影響相當厲害。

第九點就是基本維權的人和在言論界、知識界的人的合作，這個人的話，我舉自貢失去土地的農民叫做劉正友（音），這個人在網絡上反對自貢市也比較有名，他經常也到草堂讀書會來，經常也找我們，找王怡、找我探討土地上怎麼維權，包括法律問題，包括怎麼樣從策略上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整個四川具體還有，一個是劉振友，一個是宜賓的也是一個農民維權的，被關過兩次，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了。整個四川，我主要說的是四川，整個全國的話還是有不少。四川和成都有點特殊性，基本上老中青三者互通了，互相往來，互相有個促進和激勵。杭州的互相往來的程度可能沒有成都高，當然杭州很厲害的是它的黨派，五個民主黨都被抓進去了。比如傅國湧，國湧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年輕一代、老一代，互相的交互性……我是隨便拿一個城市和這邊的比，那種交互性的影響就少一些。可能對他們的生存環境包括很多方面，影響度稍微差一點。比如上海，小喬無非就是寫一些文章，而且文章不是特別厲害，但是被那種無恥的跟蹤，這是一個女孩子叫做李劍虹（音）。她到哪，上海國安就跟到哪，就這樣，很無恥。也是在網絡上寫的文章，他去看過鄭恩寵，最主要不是因為鄭恩寵的原因。上海國安管得非常嚴，我現在舉一個朋友，名字還不能說，因為怕如果你們……胡佳（音）的文章我們都寫過。我上還有一個朋友，他親自跟我說的，他說我不管你參加什麼，不管你做什麼，你就是不能發文章，你發了就不客氣。小喬可能就是發了文章，主要是發了文章。這兩天他讓小喬出國，小喬到了瑞典，上海國安說了你不能回來，你必須答應。就這樣，我這兩天才知道。你想一想，我覺得整個中國最左的國安之一可能也就是上海。內地就是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國安越左。成都比較落後。它相對比較寬鬆，除了廖亦武不能出國以外，我們都還能出來，至少目前能出來。這當然不能證明什麼，我只是說民間……

(那有沒有人跟蹤你？)那我不知道，至少我沒有感覺。我這個人是這樣，我的電話，有人說你的電話可以監聽，我說愛聽不聽，我當面說的和私下說的完全一樣。我不自己嚇唬自己，既然我做我就這樣做，我說就這樣說，成天疑神疑鬼的就中了圈套，它要的是這種恐懼效果，共產黨希望你什麼都怕，希望你成天疑神疑鬼的，睡覺起來突然鯉魚打挺起來了，以為有人抓你來了，這樣它的效果就達到了。哪怕你繼續再做，你內心都非常恐慌、恐懼。共產黨很喜歡你這樣，你越這樣效果越佳。我覺得整個來說，我不知道有人跟蹤我，但是我去年六月份、五月份，普林斯頓，陳奎德給我發信，叫我參加反右二十週年，我剛好當時有事，走不了。我在別一本書，給我發了信第二天，我單位就給我打電話，說你到單位來一趟。平時我不去單位也沒人找我。就是四川省作家協會。我不去也沒人找我，我知道單位給我打電話，黨組副書記說今天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我說你從來沒想請我吃飯，你別瞎糊弄我，是不是上面有人來找你了，他還是還說沒有，我說是省公安廳找你了吧。他說你知道，我說我怎麼不知道，我生活在中國，網絡上也很有名，開了個網站叫做牛博網，羅永浩，你們年輕人都知道。我用羅胖子的話說我們都生活在中國，何必裝外賓，你以為我不知道中國是什麼環境，你以為我那麼蠢啊，我們都生活在中國，何必裝外賓。都不傻，都明白。然後他說，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說別的了，就你最好不去。我說如果我硬要去你們會怎樣？他說我也可以漏底，你硬要去，我們也沒辦法，但是這樣不好。我說那行，我可以考慮。其實我知道自己不能去，因為我有事。我就知道我的信箱被偷看了，這就是我拿到的證據。我拿到證據，第二天大概是6月多少號，查得到，因為那個博客還在，標題叫做「警察愛偷看的私人信件」。我就馬上直接說，國安看我的信，警察看我的信，我直接把我寫的，今天雜誌的徐曉（音）的信，寫給王怡的信，寫給余傑的信，朋友的信，我寫的內容，因為我不能公佈他們寫的內容。我把寫給他們的內容就貼到我的博客上，叫做「警察愛偷看的私人信件」，就直接告訴，我說我以前聽說別人看我的郵箱，OK，我也相信有人偷看我的郵箱，但是我沒有直接證據，這回我終於做實了，我敢說你們在偷看我的信。我就直接寫了，我說這個意思是，在目前為止，我們都還行，但是這個就像黎智英（音）先生說，上午講話。黎智英先生很多理念我也讚賞，他說整個二三十年來中國正在發生變化，有很多地方正在擁有自由，我同意他的說法。但是我說你必須這個話要顯得邏輯上自洽，邏輯上有很多周延的話，那麼你必須要自圓其說，必須有後面的補充，才不至於引起很多人的誤解和誤會。就是說，現在我們必須要有這種，我後面說的，這二三十年是有不少的自由，但是政治自由確實是沒有，選舉沒有自由，吏治沒有自由，很多沒有自由。當然生活當中有很多地方得到了自由，但是你要注意，這個自由隨時可以收回去，這個自由，就是我們所得到的自由，是不可靠的，沒有剛性的制度把它固化下來。比方講，這一塊都沒有自由，用剛化的制度乃至用法律上的判例法，判定了下來那麼就是要這樣做，將來發生同樣的事也這樣做。我們現在的自由完全是天威不可測，沒有標準，是最可怕的。比方講我現在跟你們講話，但是下一次我能不能出來，誰知道啊。那不一定，這並不表明，我現在能夠到香港來，這是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它隨時可以收回去。林先生今天時間比較短，我沒有來得及交流，我說沒有後面這段話，前面那段話就會產生很多誤解，就會被利用。那就說明你在論證的時候，你的邏輯上的周延程度、自洽程度一定要高，我覺得你才讓我們感覺到在縫隙當中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它隨時可以收回去，這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我說現在四川省國安顯得比較鬆，但並不表明它一直松啊。它想要動你隨時可以。

(只是相對上海來說。)對啊，相對上海。我覺得整個說來，大陸的維權包括做的，以我所在的城市為例，這就是我對基本的民間運動的一個看法，我想我的長處也不在於講理論，那麼我覺得我寧願說一些事實，寧願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其他的看法，我基本上就講到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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