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四川地震掩蓋了甚麼？

【大紀元6月9日訊】（作者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五月十二日，以四川汶川為中心，發生了裡氏八級強烈地震，撼動大半個中國。這次地震破壞嚴重，僅據中共當局公佈的數字，已經有將近七萬人死亡，數萬人失蹤，總共應該有超過十萬人失去生命，還不要說上百萬人失去家園。這固是天災，但其中不是沒有人為的因素。不過，在中共輿論宣傳的主導下，也在某種奇怪的民族心態中，這些因素似乎都很容易被掩蓋。這裡，擇其要者，提出幾點來加以討論和分析，以就教於有識者。

地震預報、學校倒塌等問題中的瀆職罪

首先，是有關這次地震的預報問題。確鑿的證據表明，國內國外，都有不止一篇已經公開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準確地預測到了在這一地區、這一時段有極高的可能發生強烈的破壞性地震。那麼，隸屬於中國政府的各級地震局，是不是在地震之前對此有足夠的警覺、觀察、研究和預報？如果地震監管部門沒有這麼做，應該以瀆職論處。如果他們這麼做了，確有相關報告呈遞黨國當局，而當局出於各種原因，不向民眾公開這些相關信息，致使傷亡慘重，則相關當局不僅負有巨大的政治責任，按照國際慣例應該謝罪下台，而且做出這種隱瞞決定的領導人也同樣犯有瀆職的刑事罪。現在，網絡上對這次地震的預報問題有一些議論，但是畢竟少從法律角度著眼。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和行政法，這個問題是必須從法律上來追究責任的。此外，那些準確預報了地震的科學家，比如耿慶國等人，據說受到了相關部門的歧視和打擊。這之中，也不僅是所謂人才體制問題，而且同樣有法律問題，必須追究實施歧視和打擊的那些具體責任者的法律責任。是不是因為地震這樣的大災難，因為當局在地震之後的救災中表現良好，因此就可以無視有關震前預報的真相、無視憲法和相關的法律呢？恐怕那既是違背法治原則的，更是太漠視上十萬人民的生命代價了。

其次，是地震中學校房屋大量倒塌、大量學童死亡的問題。其中關係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這就指向政府問責；也關係學校建築質量低劣的問題，這則指向當地某些政府官員與相關建築承包商們之間可能涉及利益勾連的關係。目前，失去孩子的學生家長們，已經開始採取集體行動，包括上訪、請願和下一步可能的法律動作。無疑，這些家長擁有社會的普遍同情。在這個背景下，黨政當局，包括地方當局，雖然也採取了圍追堵截等一些比較具有壓制性的辦法，但還不敢對他們太過分。反過來，當局倒是採取了一系列的軟辦法，例如放寬生育指標、發放賠償，又例如組織對於災區倒塌校舍的建築質量的調查，組織對於包括災區與全國其他地區在內的校捨狀況的核查，還例如國家領導人在災區考察時不斷突出作出針對學童的親民舉動，等等，試圖緩和這個問題上的壓力。這些軟辦法，當然比硬辦法好，但是並沒有在法治精神下指向問題的要害。從更加廣義的範圍來看，這一帶是地震活躍地區，這是早就知道的，為甚麼當地的絕大多數建築，包括學校建築在內，沒有認真實施防震標準？如果政府沒有制定相應標準，政府有瀆職罪；如果制定了相應的標準但卻不去督促執行，相關部門也有瀆職罪；如果執行過程中弄虛作假，那就更應該追究這些弄虛作假者的法律責任了。

救災物款分配與使用的公平與清廉問題

第三，是救災過程中的不公平與腐敗問題。隨著救災款項、物資等從四面八方大量湧入災區，如何公平、有效、清廉地管理、分配和使用這些款項和物資，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地方官僚多年來養成了顢頇和腐敗的作風，不是一次災難所能改變的，雖然一些官員個體可以在良心、責任感、對於懲罰的恐懼感、或者趁機表現以尋求提升的政治企圖心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展現比較正面的言行。而且，在救災的非常時刻，本來就沒有得不到民眾制約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權力其實是陡然增長了。當財與物通過非常規渠道滾滾而來的時候，這就更給了他們更多的腐敗機會。從國務院五月底的最近一次救災指揮部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來看，儘管當局三令五申，這個問題還是非常嚴重的。對受災民眾來說，這意味著他們難以得到及時、相應的幫助；而對於全國人民來說，並不是你把錢和物捐了出去就盡到了責任，而是應該繼續監督政府公平、合理、有效、清廉地使用這些錢和物，否則你的錢和物並不能真正幫助到受災同胞。捐了錢還要知道自己的錢是怎麼用的，這是理所當然的。有人在散佈一種誤解，認為那樣做似乎就是小氣，就是太在乎自己那點兒錢，這種誤解顯然是頭腦糊塗，而對這種誤解的散佈則明顯是別有用心。可以說，捐了錢但求心安，不問效用，那才是一種非常小氣的做法，是很廉價的做法——拿自己的錢不當錢，也不認為自己的錢應該在受災民眾那裏發揮儘量大的作用，只圖自己幾個錢買一點兒良心平安，難道不是很不莊重嗎？

第四，是救災過程中可能忽視的許多所謂次生災害問題。這次地震，受災面積極大，後續災害問題也很大。就後續災害問題來說，就包括可能的強大餘震、疫病、環境污染等很多問題。所謂堰塞湖所造成的洪水危險，也是一個重大的後續災害。在受災最為嚴重的北川縣所出現的水容量巨大的唐家山堰塞湖，這一階段以來一直是救災過程中主要對付的一個目標，為此已經撤離近百萬人口。在這樣的主要目標吸引輿論注意力的同時，其他問題相對就被掩蓋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問題的破壞性就不大，對受災民眾的威脅就不大。比如說，那一帶是軍工及核武器的生產基地，因為地震而失去控制的放射源污染問題；又比如說，當地有大規模的化學工廠，受到地震破壞而產生了水源、空氣與土壤的嚴重污染問題。這樣的問題也許不會有立即的巨大破壞作用，但其長程的後續災害，及由此產生的民眾健康、環境生態、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會是非常嚴重的。如果由於政治上的考量，故意掩蓋這些問題，那就是在向人民犯罪。誰掩蓋，誰要負法律責任。

不能任由大地震掩蓋其他災禍

就受災面積來說，四川當然首當其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其他鄰近地區的災情就可以被忽視、被掩蓋。比如說，由於最近胡錦濤到了陝西考察災情，中國官方媒體才第一次提及陝西也是'重災區'——這是'五一二'大地震發生將近二十天之後才這麼說。此前二十天，又沒有貽誤這裡的救災行動？按道理，甘肅南部的災情，應該至少與陝西南部同樣嚴重。可是，在這次救災中號稱'開放'的中國官方媒體，卻幾乎完全不報導那裏的受災情況。那裏究竟有甚麼神秘的事情出現，讓中共官方對當地情況如此諱莫如深？軍工或核秘密？伊斯蘭回民在造反？由於信息的不透明，許多地震災區到底出現了甚麼情況，外界不得而知，大家的眼睛實際上是在被中共媒體所指揮，不往哪兒看，當然也看不到。這種對災區顧此失彼的忽略，太不公平，也太不人道。那裏的民眾得不到關注和救援，這也明顯是天災後的人禍！

最後，還有那些由於所謂'舉全國之力抗擊地震災害'所掩蓋的其他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那種在安徽首先發現、繼而覆蓋大半個中國的所謂'手足口病'——說是 '所謂'，是因為迄今中國衛生當局並沒有清楚地說明過這究竟是種甚麼病。截止五月十三日，根據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告訴到訪的美國衛生部長的數字，全國已經發生六萬九千例，死亡三十八人。可是，自從十三日之後，到本文撰寫之日，整整三個星期，好像這個傳染病在中國忽然不存在了，忽然停止了傳染，全世界（當然首先包括中國）再沒有哪怕隻言片語對這方面的疫情有所報導。再一個例子，是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這個問題本來已經很嚴重了，當局原來發誓要在今年把它控制在百分之四點八。可是，五月份的實際升幅，卻達到了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百分之八。對此儘管有相關報導，但是明顯地被有關抗震的'主旋律'給邊緣化了，沒有人出來負責任地解釋，這對民眾生活意味著甚麼，為甚麼政府沒有能力達到自己提出的控制通貨膨脹的指標。近年來，中國天災人禍不斷，尤以今年為甚。但是，在當局的操作下，這場大地震把這些災禍都給掩蓋了，而在人們的心理上也把它們都給淡化了。問題是，就像當年的'非典'危機所顯示，一旦脫離了民眾和媒體的關注與監督，這類事情只會更加惡化，直到不可收拾，受害的還是中國民眾。由於當局能夠從這次大地震救災當中獲得巨大的政治利益，由此藉機掩蓋其他危機，任由那些問題禍害民眾，這難道不也是天災中的人禍嗎？

圖為醫護人員正給孩子們口腔消毒防止'手足口病'蔓延

大難當前更不能排斥理性問責

當然，說句公平話，這種'掩蓋'和人禍背後，也有人們的心理因素。當全國的注意力、乃至全世界對於中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地震的時候，其他的嚴重問題就似乎一夜之間在中國都消失了。現在出現只談地震救災不及其他的狀況，其中應該有當局故意引導的因素，但是，再說一句公平話，這也不光是當局的問題，而是也顯示了這個民族的致命弱點，那就是情感化，單一思維，嚴重缺少是非、公平、法治觀念。人是感情動物，情感強烈並沒有甚麼不好；可是，人也是理性的動物，一個人如果總是用情感代替理性，情緒上來了就喪失思考能力，那恐怕也不是此人之福。面對四川大地震，這麼多同胞遇難，大家情感強烈，這不僅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很正面的——那就是說，這證明這個民族還富有同情心，還沒有完全被強權和金錢所異化。但是，如果以這種感情為藉口，排斥思考，排斥理性，排斥問責，排斥批評，那就不大正常了，更是非常不正面——所謂不正面，就是說，對於這個民族本身的利益，沒有甚麼好處。

也許，這並非整個民族的弱點，而僅僅是一些所謂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媒體精英的弱智，而這些弱智者偏偏佔據了主導民族思考的優勢地位。不錯，中共領導人這次對於地震的反應異乎尋常地快，也表現出了對於救災的充分重視。由此得到了國內國外不少掌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鼓掌的人，因此就不容許別人提出質疑、提出批評、提出警告，拿甚麼' 大難當前，不許說三道四'的大帽子壓人，那就很不好理解了。強調'大難當前'，你是說民眾的大難呢，還是說中共政權的大難呢？如果是說民眾的大難，那麼，很明顯，相對於十萬民眾死亡、幾百萬民眾喪失家園，領導人哪怕做得再好一些，也不僅是應該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絲一毫都對得起民眾的，有人為此提出一點批評，不是應該受到歡迎嗎？當然，如果說話者擔心的是中共的命運，不過是借死難民眾說事，要壓制批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沒有這等危機，沒有這等在危機中賺取的榮耀，尚且不能容許別人說話呢！

回顧我們民族的健康心智

一件事情做得還算好，批評者就沒有張口的權利了；看見同胞死亡，反而不能容許對於死亡原因的思考和批評（注意：這裡並不是批評死難同胞！），而只准哀傷或讚揚（注意這種自相矛盾：大家都在哀傷，可是有人可以在哀傷中分心去讚揚政府，別人不可以在哀傷中'旁生枝節'去批評政府），這都是情感化、單一思維、不論是非的典型表現。十分情感化的情感，其實往往並不強烈，至少並不深沉，就像兒童的哭泣，可能看起來比成人的更為哀傷、更為激烈，但忘得快，情緒轉換得也快。十九年前，天安門前也是情感振奮，'六四'之後也是群情悲憤。可是，曾幾何時，那些在天安門廣場振臂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人們，那些在六月上旬的紐約、巴黎、東京遊行示威的同胞，早已經'鹹於維新'了——他們現在都擁護當前的中共政權。當然可以擁護，就像可以反對一樣；問題是，他們自己發現他們昨天的強烈情感都是錯誤的。當然，一個人可以明天發現自己今天的錯誤，這也許是進步的表現；問題是，如果別人今天就指出了他們當時並不完全正確的時候，他們明天只會更加記恨這樣的人。他們今天的情感更強烈，就像在歡呼奧運火炬、仇恨藏族同胞（請告訴我，你們認為藏族是你們的'同胞'嗎？如果是，為甚麼要仇恨他們？如果不是，為甚麼藏民不能獨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誰能告訴我，這究竟是表明他們的情感最為豐富呢，還是表明他們的情感其實很廉價呢？

6月4日晚上,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在永隆學校點蠟燭,演講, 播放記錄片《天安門》等形式聲援「天安門母親運動」,紀念六四19週年。(Photo/桑傑嘉/西藏之頁)

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事情千頭萬緒；在這樣的大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更是如此。一個巨大的危機來了，把其他問題全都掩蓋起來，我認為不是建設現代化民族的一個好辦法；任憑危機來調動和支配情緒，也許會很有戰鬥力，但卻同時也變得不寬容、不理性、喪失反思能力，我認為也不是一個偉大民族健康、成熟的表現。我已經說過，近年內不再評論中國時政。這次躊躇再三，當然也有擔心說這些話要為人、為這個政權所忌恨的私心。最後，還是破了一個例，實在是十萬同胞的死亡深深震撼我的心靈。在巨大的悲哀來襲的同時，我感覺我還有理性、有責任感，這種理性和責任感促使我寫了以上的話，希望四川地震在掩埋了十萬同胞的生命、百萬國人的財產之後，不要再掩埋太多東西。不要再掩蓋真相，不要再掩蓋責任，不要再掩蓋其他荼毒民眾的危機，也不要再掩蓋我們的健康心智。庶幾，人禍可以減少，天災或可禳之。

2008年6月1日，汶川地震逝者'三七'之日

此為祭，並為'六四'十九年祭

（為紀念六四19週年，《動向》特選此稿提前上網）(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