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北京植物人》馬建十年鑄一劍

【大紀元6月4日訊】「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未來。如果忘記『六四』事件，中華民族就永遠是一個弱智民族。」──馬建

1989年「六四」事件19週年即將來臨，旅居英國倫敦的知名華裔作家馬建「10年鑄一劍」，推出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這是一部記述六四事件和社會動態的小說，其版權已經被英國、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法國等出版社購買，中文版將於明年「六四」20週年前出版。

「國際筆會美國分會」5月上旬舉辦「國際文學節」，馬建應邀自英來美與會，並出席5月3日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中國社會與新文學」研討會。

馬建在接受《世界週刊》訪問時滿意地說：「《肉之土》（以下簡稱「植物人」）這本書在英國發行得不錯，進了書店的第一展櫃，評論也好。」

為了記載六四這段歷史，馬建花了整整10年時間完成這部長篇小說，故有「10年鑄一劍」之說。

讓記憶閃出自由聖火

談及此書創作動機及社會背景，馬建說，「六四」事件的題材迄今鮮有人寫。如果有人要把這段歷史抹掉的話，身為作家必須要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六四後，北京當局把賴以回憶的一切痕跡都摧毀了，人們漸漸地變成了「只會賺錢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經開始上大學了，但他卻不知道當年的六四屠殺。這不僅僅是政治危機，也是一種道德危機。中國人有句古語：在哪兒摔倒在哪兒爬起來。把歷史砸在原地。可是歷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彿這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從未發生過一樣。

「假如逆來順受，作為一個人就沒什麼尊嚴。忘記過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決定不忘掉。」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未來，那麼，「活在回憶中的植物人最後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
他一臉嚴肅地說：「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寫作中用盡生命，並儘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讓人道主義和思想自由成為唯一的崇高，讓記憶閃出自由之聖火。」

「植物人」一書扉頁上寫著「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和母親們的中國」。

故事的序幕從1986年12月「那場大雪」掀起，背景是導致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學潮」（一般認為，「八九民運」是「八六學潮」的延續）。馬建塑造的主角戴偉是個大學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頭部中槍，當了10年植物人，10年後甦醒過來，發現整個社會大變樣。一直照顧他的母親曾是一名堅定不移的中共黨員，後來卻成為法輪功學員，受中共當局迫害。

這時的戴偉才面對真正的死亡。……

這部小說融入了三種視角：母親、兒子和以詩歌呈現的植物人的內心，「目的是儘量從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說主角面臨絕境，母親同樣被外力壓得喘不過氣。他們的生活不斷地被殘酷而無法擺脫的政治影響，而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也都被無法控制的政治所影響。

這對母子的故事，觸及了六四事件後的經濟社會，個人故事常會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糾纏在一起。這是永恆不變的主題。

靈魂穿過死亡在肉體裡復活

1989年4月初，北京發生了學潮，當時已移居香港的馬建，從香港趕到天安門廣場，目睹了學生們絕食爭自由要民主、趕來鎮壓的軍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場面。他的熱血為之沸騰，在天安門廣場待了一個月，一直陪伴絕食學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東青島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離開北京，到醫院看護哥哥，「六四大屠殺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裡聽到的」。雖然躲過一劫，但也改變他後半生的命運。

馬建在「自序」中寫道：「當時我如被槍擊中，更感到死裡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軀體雖活，心靈已滅。直到有一天看他僅靠手指移動，寫出了他初戀情人的名字時，我便渴望自己的靈魂也能穿過死亡在肉體裡復活，再去觸到那股人間的溫情。三年以後，我便開始描寫這部關於植物人的愛情和政治的小說，我想把埋在肉牢裡的心靈，透過回憶，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為此我和書中被槍擊的戴偉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尋著我常夢見的一隻小鳥守著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馬建指出，「六四」事件後，共產黨立即切斷了歷史記憶，記住過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國人再次被洗腦，人們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說裡的戴偉仍然活在肉牢裡繼續和統治者爭奪著記憶權。「在政治恐懼加物慾橫流已把人漸漸變成了植物人的時代，戴偉確如雨中閃電般在肉牢裡抖動著。在強權社會，每個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當他記住了自己的經歷，那在精神上就是強者了。記憶使人們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而回憶就更使人生變得永恆了。」

作家用真誠觸摸靈魂

「植物人」面世後，英國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報導、評論。英國《衛報》的評論稱，「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帶有強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書，是對那些反抗壓製表達自由的人們的一種極大的懷念」。《Metro》報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對馬建的專訪報導，稱讚馬建呼籲不要忘記歷史，並稱此書「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個認識現代中國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國主流媒體之一的《金融時報》指出，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反映了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按：正確說法應是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英文小說，因早在2004年「六四」15週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天安門情人》）。

馬建憑此書成為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小說獎項得主。此前他的小說已有多次獲獎紀錄，如2001年，他以長篇小說《紅塵》英譯本入圍美國克魯雅瑪（Kiriyama）亞太平洋圖書小說獎；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圍克魯雅瑪獎，並同時入圍英國獨立外語文學獎。2002年，《紅塵》英譯本再獲英國托瑪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他說，獲「中國自由文化獎」感到很欣慰，「因為這是第一次在中文領域獲獎，也就是說獲得了中文同行的認同，這是在外語世界獲獎完全不同的心情。」

馬建談及創作「植物人」的社會背景說，六四後，北京當局「把抹去記憶當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考核幹部的標準，不懺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舊生活」。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富有在於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給中國社會帶來好處。但作為「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規定，「我們只能成為共產黨的理想產品，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犧牲的接班人。我們從小就不准擁有個人意識，不准思想，更談不上體驗自由。……我們的一生注定了要麼反叛，成為自由人，要麼成為體制內的成員，甚至加入共產黨，以明哲保身。」

他說，「六四事件」後，共產黨迫於生存，給人民開放了生路，鼓勵人民發家致富，讓部分人先擁有了資本和財產。在爭取身份認同的商業加專制的社會裡，這條生路成為主流。

今天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擁有了私人財產，並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有錢，以至於貧富差距竟成了執政黨的難題。現在，除了政治受害者，黨和大眾的關係，即專制者和被專制者的關係已經不敵對了。在娛樂、動漫、房地產、拆遷、股票、商業大片、貪腐、明星和財富榜等衝擊下，人們勤奮地去舊迎新，為自己贏得金錢和幸福，擁抱快樂的現代生活。知識界也被經濟金融的潮流擊潰，成為其中的瓜分者，多數名人藝術家、詩人作家、教授學

者都擁有轎車、別墅以及房地產。共產意識其實已消失，蛻變後的執政者家族都以擁有巨額資產為榮，「兩會」（中共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人民代表也已成為富有人的慶功宴會。

他尖銳指出，「這個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為代價的，這個伊甸園其實是座五星級監獄，是喪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費場所，是商業金錢和權力在唱主角的社會。文學藝術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拋棄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墮落，而是沒有掙到很多錢，缺少安全感，但也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質量很好，該有的都有了，甚至說話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緊盯著新聞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論流入媒體，流入人們的頭腦，使人們繼續麻木。……」

在一個死人社會裡復活

基於上述想法，「植物人」一書主角戴偉在馬建的構思中浮現，「我必須通過他的引導返回記憶，在匆匆前行的人群裡，讓他轉過身，去發現記憶和經驗以及生命的尊嚴，他也就從失憶變得懦弱，漸漸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後當他從自己的肉牢醒來的片刻，便感到大眾已變成了植物群體，他成了一個在政治廣場倒下，又在商業中心醒來的唯一活人。」

為什麼要寫一個植物人？馬建指出，他在書中描述的主角，肉體變成了一個堡壘。他躲在這裡面，恰恰躲過了被改造、被洗腦，躲過了不斷地寫檢討來證明自己是錯的。「在這部小說中，他恰恰是活著的人，因為他抓住了記憶。在記憶上，他是唯一活著的人。他在自己的記憶裡，抓住自己的記憶不放，他在自己的記憶裡重新去反省。當他醒來時，他才發現他在一個死人的社會裡復活。」

馬建表達他的文學觀說：「作家應走向文學家，而不是退縮為小說家，他不能背叛記憶時光，並與死亡共生，他能把蒼白的過去呈現給現實，從而令生活充滿人性。作家也應如詩人般對妥協、曖昧與懦弱劃清界線，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專制主義中最殘酷的思想專制，把被填平的記憶重新出土，在這模糊了思想價值的時代，寫出具有憐憫和政治批判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小說故事。」

熱中文學創作的馬建表示，透過文學來描述歷史，讀者可以從中獲得對時代的記憶。作家必須沉思，用真誠去觸摸靈魂。「我尊重歷史，但不會去重複歷史。產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們去做的，即便為此忍受苦難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輾碎中國人靈魂

馬建痛心地說，當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把很多人變成「會賺錢的植物人」，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價值。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在六四後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僅僅是壓了學生們的身體，更多的是把中國人的靈魂輾平了，將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模糊了，讓大家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體，而且這種模糊還在繼續。只要專制存在，人們的價值觀念就不會建立起來，因為很多人在謊言、虛構的現實裡面活著。報紙、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懷疑中生活。沒有一個價值觀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讓你獲得安全。」

馬建強調，「在這部小說中，我想說明這麼一種邏輯：當社會的經濟在發展、不斷地往前走的時候，人們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卻始終沒有任何發展，我認為這種畸形的社會越發展越危險。」

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愛國憤青」，馬建認為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後長大的，他們對這段歷史可以說沒有什麼記憶，而他們的父母也沒有把這段歷史的記憶傳給他們。也就是說在中國，它是一種「斷代」。這些「憤青」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價值判斷。與10個人講話，講的內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著共產黨的標準說話」。

馬建認為八九學生與當代「愛國憤青」都沒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學生們不知道怎麼去做，即使他們想要民主，也還是按著共產黨的模式去做。「我覺得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沒有把自己當作一種力量，還相信共產黨會給他們一次機會。但是，當時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們知道，20萬軍隊向天安門推進是為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

馬建認為當年「八九」的學生和今天的中國學生基本是受害者，這段歷史經驗財富沒有傳給下一代而形成斷代。在小說中，他表現了這種斷代和學生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馬建「按專制邏輯」分析，認為「兩方面都有錯」。一種是專制控制了人的記憶，也控制了人的未來，所以這批學生基本上是受害者。歷史過去將近20年，「我們再看這代人，當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個結論：學生的無知不僅是他們造成的，也是社會造成的。我在小說裡也是要表現社會讓他們『斷代』，也是讓他們失敗，使他們變成了和共產黨很接近的一種方式。比如他們互相奪權，互不信任，最後走到被鎮壓邊緣，他們竟然也不相信。」在這種情況下，馬建覺得奧運是一個大的考驗，它不但要把中國人放在一個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產黨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國際舞台上。

「同時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無知，對自己歷史的無知。」

馬建舉例，他在坐飛機時碰到一個參加對CNN抗議的中國留學生，他說沒有看過BBC、CNN，也不相信。馬建問他：「你相信中國的報紙和電視嗎？」他說：「我當然不相信。」馬建問他，中國的新聞你不信，CNN的新聞你又沒看過，你為什麼去抗議CNN？他的回答也很簡單：「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對我不知道的東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

馬建感慨地說：「一個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而不是有多少錢。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產，它不是人的價值。我想人的價值關鍵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擁有了什麼，你信仰了什麼，你獲得了什麼。這種精神上的東西，有點像愛情。可能是日子過的很差，但內心是幸福的。」

他認為，今天在中國出現的富豪本身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使它的成員變成了富有者，他們要保護自己的財產。「我希望中國奧運能像南韓奧運一樣是民主的開始。我當然希望中國的讀者們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說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們能告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經歷了什麼，這是我們的財富，我們要把這些記憶經驗、人生經驗傳給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說：你要老老實實聽黨的話，你要小心，你要陞官發財。那樣，我們會把社會變成一種沒有價值觀的社會，將來受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在被問及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時，他說：「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在奧運會後不會像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好。中共當局把經濟與奧運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並且拘捕異議人士，造成大量的『奧運災民』。誰去救這些災民？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河水不清的污染，更多的是人們心裡對中共的牴觸。也就是說中共當局和人民是一種敵對的關係，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他說，「民主是人類共同的目標。看看中國周邊的國家現在大多數是民主國家。台灣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國的未來。我想我們這一代會有機會看到中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一搞民主就會亂。我說這是污辱中國。」

馬建最近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時，被問及為什麼要寫「植物人」這部小說？他說是揭開六四歷史真相，提醒人們別忘了尋求真理，摒棄謊言，享受自由，從而喚醒人的尊嚴，讓戴著假面具生活的日子早點消失。

情感與記憶使人強大

他說，在專制社會，人們只有兩種生活選擇：謊言和真實。而作家應該選擇真實，起碼也是真實的提醒者，希望自己的行為與良心保持一致，要說真話。文學的生命長過統治者，長過一個又一個的獨裁政府和審查制度。因此，在最壞的時代，文學都擁有未來。他希望透過這部小說表達社會是座牢獄，人本身也是自己的肉牢，人們最終被控制在複雜的生活裡，渴望超越自我、克服個人恐懼、衝出自我的牢籠。同時表達對小人物的同情，「因為政治對生命的壓迫無處不在，專制和命運從未分離」。

馬建指出，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整個東歐的共產黨國家都垮台了，中共的殘酷鎮壓保住了政權，而且很快發展經濟，成為強國，但在文學領域的思想監控，超過了剛開放的20世紀八○年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懼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鎖進監獄的中國作家就有四十多人，當局直接干預生活」。

「歷史回到我們中間，未來又成為不可預測的。全國上下伴著一切向錢看的快樂，幸福僅僅侷限在由窮變富的生活中。他們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體驗謊言。人們變得自私，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中國對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總會進行嚴厲制裁，已把社會砸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只有陷入自我的隱蔽所。」

馬建向《世界週刊》提供一幅他拍攝的1989年北京作家上街支持學運的「歷史照片」時感慨地說，「魯迅文學院的遊行隊伍在見到我拍照時都非常興奮，但現在這些作家們都沉默了。」他希望讀者在看完這本新書之後，能夠喜歡「植物人」的故事，而且對過去十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多一點感受，他將會非常高興。

他更希望讀者可以對這個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反應，對故事主角的夢想、希望、日復一日的反思感同身受。「身為中國人，我希望讀者可以試著對共產黨有更多的瞭解，特別是飽受摧殘的下層市民。那些在盛世之下，活不出光彩的小人物。在小說中，記憶成為擺脫孤立的力量，它超越了生存的脆弱，也是唯一的自由人，在肉體死亡的掩護下，去擁抱崇高的精神境界」。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週刊》2008/06/01）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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