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44)

23 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 1941～1945年 47～51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這對毛澤東的打擊非同小可。蘇聯是他的資助人、他的希望，一個被削弱的、自顧不暇的蘇聯顯然不能對他像以往那樣幫助了。多少天來，毛都睡不著覺。★（毛事先就知道相當準確的德國入侵時間，也通報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日記裡寫道：「德國將襲擊蘇聯……日期—— 一九四一•六•二十一！〔粗黑體為原文〕」這是季米特洛夫唯一記載的警告。情報是中共地下黨員閻寶航等獲取的。德國二十二日果然入侵蘇聯，克里姆林宮感謝了中共。）

首先，如果他跟國民黨真的大打起來而又打不贏的話，毛不能指望蘇聯出馬幫他。他馬上命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

對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觸犯。德國入侵以後，斯大林日夜擔憂東西兩面受敵，要中共牽制日本，保證在日本侵蘇時幫蘇聯打日本。莫斯科來電問毛：如果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為了鼓勵毛行動，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發電報說，這就陸續寄一百萬美金來。兩天後，共產國際要中共訂出「具體步驟」。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日本打蘇聯他們應該行動。一向謹慎的劉少奇給毛打電報說：要是日本向蘇聯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反攻，以牽制日本。毛認為日本一定會打蘇聯：「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但即使如此，中共軍隊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給劉覆電：「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讓蘇聯人自己去打：「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他對八路軍負責人彭德懷說，任何與蘇軍的作戰配合，都只能「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對部隊他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還在對莫斯科說他的軍隊如何強大，光八路軍就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九人。可現在毛對莫斯科申辯說他的部隊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據地在縮小，彈藥快沒了一一形勢日益困難。」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親自給毛打過幾次電報要他牽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國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戰前夕，幾次毛都婉言拒絕。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蘇聯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議他們誘敵深入，退到烏拉山脈去打游擊。有人說毛拒絕幫忙是認為蘇聯快不行了，崔可夫將軍甚至說毛想利用希特勒的進攻取代蘇聯。有流言說毛曾說：「斯大林打不過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拼不贏八年的法西斯主義。」
多年後，有人問莫洛托夫：「我們明知毛這樣對我們，我們怎麼還要幫助他？」莫洛托夫囁嚅道：「是的，是這樣，是這樣。我知道這不好解釋，但你不能這樣看問題。」「我們看去是像傻瓜，但我們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澤東彼此是瞭解的，他們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使他們不時發生衝突，但共同的長遠利益把他們連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對毛多麼惱怒，他從來沒停止過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蔣介石了，毛有了閒暇。他著手整黨，要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萬黨員。九成以上是抗戰以後加入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年輕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志願從國民黨管轄的城市來到中共根據地。這批年輕的志願者對毛特別重要。長征老幹部和根據地農村入黨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們教育程度比較高，毛未來的政權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黨，這批熱血青年首當其衝。

這些人之所以志願參加中共，是因為在抗戰開始後年輕的知識分子顯著向左轉。蘇聯那時是中國的主要、甚至僅有的同盟，向中國提供抗日的軍火物資。愛屋及烏，人們也就認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對國民黨的失望瀰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權多年。國民黨沒能剷除中國大地比比皆是的貧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長征前製造的慘劇人們要麼不知道，要麼忘了，要麼不相信，歸結於國民黨的宣傳。也有人以為中共改變了政策，就像它許諾的那樣。抗戰初期，中共的行為也讓人覺得它真是變了，不少外國人，甚至傳教士，都這麼相信。邵力子主持國民黨中宣部期間，為中共改頭換面出了大力。斯諾書的影響就更不用說。

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全城」。

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人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裡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裡。」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分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裡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

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

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裡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掛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

「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裡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

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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