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第六章誰扼殺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38)

二○○○年十月，中共當局開始建造互聯網上的三峽大壩。國務院命令網路服務商記錄所有中國大陸用戶的資料，包括電話號碼、上網時間和最近六十天的瀏覽紀錄，這樣一來，原本隱姓埋名的預付網卡瞬間失去了這一優勢，電話號碼或者與電話號碼相聯的姓名為追蹤提供了方便。十一月關閉了所有商業新聞網頁。十二月全國人大宣布所有未經審批的網路政治活動皆屬非法。二○○一年一月規定在網路上傳播有關違反人權內容的報導屬於泄露「國家機密」。二月設置了「網上110」軟體，阻止任何試圖瀏覽「迷信、色情和暴力」網站的嘗試，同時對這樣的用戶進行監控。三月監控系統開始啟動，新浪、搜狐和網易等網站聊天室圍繞江西學校爆炸案展開的討論，包括成千上萬的訊息和相關電子郵件全部消失了；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宣布一種搜集網路上所有流通資訊的「黑匣子」即將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網路進行活動的民運人士，取締網咖的行動在全國展開。倖存下來的網咖必須安裝監控軟體並雇用人手對上網人士進行監視（重慶的公安局和當地軟體公司甚至聯手建立自己的過濾系統，向用戶徵收五十美元的費用，一份網咖和商家根據法律的規定要交納的「保護費」）。發往西藏的電子郵件，假如能到的話，現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輪功內容的郵件完全被刪除。

　　朱鎔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經說過：「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放過一個」。二○○一年春天，中國大陸互聯網速度會因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變得極其緩慢，比如說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中南海上訪週年紀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日）。這是因為實施監控和動態路徑過濾所致（根據可疑跡象阻斷一些用戶上網）。

　　如果說這就是長城2.0版，那麼到二○○一年夏天，互聯網這一新興經濟已經開始萎縮。成千上萬個企業藍圖和經商計畫以及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理想主義者為融入全球經濟所構思的設想都無聲無息地死於這把刀下。

　　十月，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啟程飛往上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他其實是進入一個互聯網警察帝國。也許是為了改變外界對中共的負面批評，或者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中共當局臨時解除了對國外媒體網站的封鎖。當布希的飛機一離開地面，封鎖再次恢復。在二○○二年二月布希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所有關於建議中共放鬆對互聯網控制的議題都以反恐為理由給否決了。（什麼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對互聯網的鎮壓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卻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領導人權力交接的難產、《天安門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輪功網路化的傳播和北京市街頭上的躁動，就知道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麼至少也表現出人民對更多言論自由的現代社會嚮往和追求。中國大陸互聯網在國際上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旅行社在廣告中吹噓的網上支付系統虛假騙人（真實情況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裏騎自行車去收錢和傳送機票）；模仿西方網站；聊天室充斥著低俗下流語言。中共當局需要疏導這些趨勢，即使不能使他們朝著效忠共產黨的方向發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狹隘的中國式自豪吧。

　　他們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多精心策劃的舉動。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縱的道理，他的繼任者們推廣「百花齊放」，也讓互聯網輕鬆一時，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滿共產黨統治的人。當然，也是為了能夠引進西方投資以及美國在監控、加密、防火牆和病毒方面的技術。

　　美國商界對中共鎮壓互聯網不予重視，並為其辯解，認為美國的企業、圖書館和大學也都安裝了網上過濾系統，以防止員工接觸色情和賭博網站。其基本觀點完全與中共當局的對外口徑一致，那就是中國大陸人民認可這種網上限制和監控，甚至發生在自己的家裏，他們也不反對。這是因為他們明白要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為重。然而，最近中國大陸的一個秘密調查報告顯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大陸上網者曾透過代理伺服器繞過防火牆，匿名漫遊於互聯網。
　
　中共對互聯網的鎮壓沒有全面明確的警告和懲罰措施。模糊的規則和任意逮捕捕，對網頁、聊天室以及像「偉酷」這樣的網頁都造成無形的內在壓力（這種鎮壓從某種角度看是在鼓勵「網路企業家」趨炎附勢，溜鬚拍馬）。彼特．拉洛克解釋說：「我們都在自我審查。每兩星期，我們都會把我寫的專欄文章交給審查委員會。我們非常擔心有一天打手們會從門口衝進來。」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聯網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對我說這番話時收起了平時詼諧諷刺的口吻，顯得神情嚴肅。「互聯網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彈弓，會把中國大陸彈射到超級大國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對的，我們花錢，出技術，建造了我們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馬，並把它推到了中國大陸，但是，我們忘了給它做個暗門。

　　假設一個中國大陸用戶正在搜索一條未經封鎖的新聞或者是一個含有民主內容的網址，可能他要尋找的是關於台灣大選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參考》，或者是BBC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新聞；他甭想辦到。如果真成了，反而會讓人感到緊張，因為他進入的網站可能是一個國家安全機構設下的圈套，不是為了收集網路垃圾而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在網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裏成為對他不利的證據。要是色情內容，執法的選擇空間極大，但頂多判兩年監禁。要是政治內容，那就麻煩大了。在聊天室裏胡吹猛砍對中共當局威脅不大，但企圖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網者組織起來，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業、失去家庭與自由。那位在網上論壇打出「推翻共產黨」的中學教師還是非常幸運的，僅以傳播色情為由被判處兩年監禁。
　　這些令人感到壓抑的發展趨勢被兩種噪音所掩蓋。一種來自中共媒體對互聯網經濟的炒作；另一種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書立說，他們的生存依賴於這種經濟的持續增長。
（註：我看見過許多美國駐華記者和商人臉上掛著會意的微笑，對他們家鄉無知的友人保證，中國大陸網路的個人用戶仍然可以繞過防火牆。這一點他們說對了，因為確實存在一些勇敢的網上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會巧妙避開當局的監視，維持與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聯繫。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牆軟體可以識別公安局用於追蹤的電腦，他有不同的網路帳號，兩至三條電話線，可能還有不只一個硬碟來掩飾他的網上身分。中國大陸的地下基督教運動正在努力地與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網路上的聯繫。其孤立的情況還沒有發展到絕對的地步。眾所周知，網上英語課程經常會引用聖經上的語句，這也是應中國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離於系統之外的局外人，主要來自大專院校，他們有專門的技術和功夫去進入那些所謂的「非法」網站，儘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利用那裏的材料搞什麼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學的傑克．戈德史密斯所說的那樣：「規則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資訊的成本」。對絕大多數網路用戶而言，設備、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後果，都使成本變得奇高無比。）他們指出，在數以萬計網咖被警察取締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又冒出許多新網咖；然而，網咖再也不安全了。

　　蔣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來自重慶三十四歲的工程師，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勞教；在被釋放後不久，蔣又因為二○○一年一月在網咖瀏覽法輪功網頁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勞動教養，但根據法輪大法新聞中心提供的消息，蔣在去勞改農場之前就已經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個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國《亞洲新聞》周刊編輯，一次他在一個偏遠省份的網咖上網。他用自己的中文別名登錄網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電子郵件，不一會，老闆就叫他離開。令人感到可怕的不僅是因為他們發現他是一個記者，他們還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後不久，我在中國電視製作公司自己的辦公室用匿名上網，通過一個本端伺服器，打開Hotmail電子信箱（這個瀏覽器自帶的信箱，在理論上是不容易被監控到的）。一位美國本土朋友在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上貼了一則新聞，我對它的標題並不感興趣，這是關於在某個偏遠的省份又處決了一個毒梟。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國」、「動盪」、「勞工」和「新疆」等幾個詞語的下面都出現了中間色調的雙括弧，好像它們被過濾系統選中似的。當我向那位朋友問起這些括弧時，他搞不清楚我在說什麼。當時，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國家安全機構的中央電腦關鍵字搜索程式遺留下來的痕迹，而電子清潔工可能忘記了把它們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機構挑中作為檢查的目標？（在公安局工作的網路工程師證實，那裏經常使用這兩種方法）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他們使用的信箱檢查技術可能出自某個在中國大陸經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郵件出現的雙括弧並不是一次電子故障，確切地說，它是一個故意發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國大陸網民會立刻覺察出來。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個異議人士，但在北京上網令人焦慮和沮喪。我開始注意到電子郵箱的其他怪現象，比如我確定沒有看過的郵件，Hotmail卻顯示它們已經被打開過。因此，我只好遵從中國朋友的建議：寫郵件的時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談一些無關痛癢的主題，比如天氣或正在上映的電影；在郵件的正文，則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寫「法輪功」或者是關於中共領導人的內容，我會顛倒字母的順序或者在單詞之間插入空白把它們間隔開來。我經常清理電腦的暫存區，以免別人輕易地從我的上網記錄上得到相關資訊。我還同時有幾個使用不同別名申請的、有不同功用的電子信箱帳戶。我使用一種收費較昂貴的撥號上網服務－－吉通，據說這家網路上的監控很鬆。

　　二○○一年，在中共實施互聯網管制之前，網民可以透過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網瀏覽，也就是連接另外一台電腦，將其作為中繼站，從而隱藏上網痕跡，繞過防火牆，逃避政府的監控（我經常使用代理伺服器瀏覽美國新聞網站和《南華早報》等亞洲地區的報刊）。在中國大陸，最熱門的搜尋字眼不是「布蘭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費」和「代理伺服器」，這一點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樣調查表明，有10％的中國大陸網民（相當於二百萬的用戶）承認，他們經常透過代理伺服器上網（25％的用戶承認他們偶爾會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戶居然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實屬罕見）。因此，據推斷，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網的用戶約在30％至40％之間。中共當局也「學油了」，它發現了這種情況，麥克．羅賓遜這樣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場整肅代理伺服器的運動開始了。不知中共當局從哪兒搞來一種可以追蹤代理伺服器的系統，以前鎖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兩個月的時間，而現在幾乎可以即時關閉他們。如果一名用戶瘋了似地在網上搜索未被關閉的代理伺服器的網址，並最後終於發現一個沒有被封鎖的，這麼一來反而在幫政府收集黑名單。據傳當局設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誘使那些用戶登錄，並對他們做進一步的監控。即使你認為中共當局沒那麼精明，很多人還是願意謹慎小心，照經驗辦事：如果你在想要進入的網站出現十次登錄失誤，那麼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對你的網路活動的關注。正因如此，沒過多久，我的很多中國朋友乾脆放棄了翻越防火牆的嘗試。

　　西方記者幾乎沒有對中共當局掃蕩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報導，而報導的題材都是什麼資訊產業經濟如何迅速發展、中國大陸網路企業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當局為推廣互聯網「服務」致使地方政府設置了網頁來展現政府對民眾負責等諸如此類的事情。然而強迫人們放棄使用匿名登錄，禁止人們瀏覽被禁止的網站，這是中國大陸互聯網出現的一個令人不安的變化，對中美關係來說也是如此。這對中國大陸用戶觀察EP-3「間諜飛機」等重大事件的態度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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