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大紀元6月18日訊】突發性事件、災難，往往最能反映一個社會和時代的特點。「文革」時期的三次大地震，就將那個時代的特點暴露無遺。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公開發表，拉開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發生時，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經十分激烈，楊尚昆、陸定一、羅瑞卿等一些高層領導人已被漸次打倒，「序幕」已近尾聲，第一幕即將開始。

地震發生後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新華社關於邢台地區發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邢台發生地震的消息，標題是《黨和政府領導人民大力救災》；據3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由中共中央委員、內務部長曾山率領的中央慰問團，10日分成五路到達地震中心地帶，對災區人民進行親切慰問。以後，又陸續報導抗震救災情況。但對周恩來總理在第一時間趕往災區慰問視察，當時卻並未公開報導。

當時的報導，已開始顯示「文革」特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一定能戰勝災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區」的報導，必須加上「以深厚的階級感情關懷受災人民」這個副標題。因為，當時特別強調「階級」，反對、批判抽象的普遍的「人」，強調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不能提「愛心」、只能提「階級情」。

但此時畢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階段，針對那種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來批告赴邢台救災宣傳的解放軍某部：「一個月救災宣傳工作，要同時幫群眾搞生產，在春耕春播、追肥澆水間隙中進行宣傳教育，決不要停止生產來參加學習，以致延誤農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8頁）如果對當時的背景缺乏瞭解，則很難理解周恩來此「批告」之不易。此時已開始提出「政治可以衝擊一切」、「一定要保證政治學習的時間」，而且羅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就是在軍隊搞「大比武」、反對「空頭政治」。周恩來仍「批告」前去專做宣傳工作的解放軍要在生產的間隙進行宣傳教育、「決不要停止生產來參加學習」，是有相當風險的。

雖然電台和報紙對邢台地震的報導時斷時續，並很少上「頭版」，但畢竟時有報導，還是起了相當的動員作用，一時全國支援邢台災區蔚然成風，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送來了240匹良馬。

1970年，「文革」仍處高潮，1月5日，雲南通海發生7.8級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消息，標題為：《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人民，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災鬥爭》。這則消息只是籠統地說，「我國雲南省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一次七級地震」，沒有地震發生具體地點，對災情隻字不提，而且將震級調低為「七級」。邢台地震時，新華社消息的標題的主語是「黨和政府」，此時的標題主語則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標題的主語之變，也從一側面反映「文革」的個人崇拜。以後，《人民日報》便再也沒有登載有關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當時通海地震幾乎不為全國人民所知。新華社這則消息，也是外國有關機構測得地震、作出報導或詢問後，周恩來在外交部上報的有關材料上批示，要由新華社發一簡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詢問後，才不得不發出來的。在四川省革委會、成都軍區關於派團前往災區慰問、救災的電報上，周恩來批示：「重點應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鼓舞士氣，加強醫療（五十餘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醫療隊二百人，並帶藥、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園。」（《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43頁》）

1月9日的《雲南日報》的頭版頭條是《人民日報》沒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問電，但通欄黑體大標題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親切關懷我省災區人民」，當時突出的不能不是「個人」。同版還刊登了新華社消息。以後斷斷續續有關於地震的報導，但版面位置並不重要和突出。突出的仍是諸如「清理階級隊伍」、「鎮雄縣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澤東選集》」、「徹底批判反動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救災報導，也充滿了這樣的「話語」：「千條萬條，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災區革命人民的頭腦是第一條。地震發生後，省革命委員會派專車專人，星夜兼程把紅色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主席畫像送到了災區群眾手中。還組織了許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幫助災區群眾開展抗震救災工作。」「力量的源泉，勝利的保證。受災地區廣大群眾從毛主席語錄中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爭取更大的勝利。」「千支援，萬支援，送去毛澤東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戰鬥在抗震救災第一線的昆明部隊廣大指戰員給受災地區群眾送去最強大的武器，用毛澤東思想宣傳群眾，武裝群眾，熱情向群眾宣傳黨中央的慰問電。」

2000年1月，雲南通海縣舉行大地震30週年祭集會，回顧那場慘痛的劫難，並在事隔30年之後首次在正式場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傷人數和財產損失情況，才使通海地震廣為人知。尤其應當感謝的是雲南通海縣作家楊家榮，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收集有關史料，採訪許多當事人，記述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使發生在西南一隅、人們知之甚少、不被人關注的這一段悲劇進入了「歷史」，避免了被遺忘的命運。在《大劫難的回眸：通海7.8級大地震30週年祭》（《邊疆文學》2000年第1期）一文中，楊家榮詳述了當時的種種情景，許多舉措，確令後人難以置信。在災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臨時住房的時候，源源而來的是「精神食糧」：數十萬冊「紅寶書」、數十萬枚毛主席像章和14萬封慰問信。災區向國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園。雲南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秘書組1月9日電話通知：不搞捐獻活動，已捐獻的物品全部退回，集體的退給集體、個人的退給個人。

楊家榮曾採訪多位指揮通海抗震救災領導人，詢問當時傷亡具體情況，一位原昆明軍區領導人對他說：當時「關於死了多少人，是絕對不能問的，誰問誰犯錯誤，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積派兵搶險」。雖然他是抗震救災的核心指揮人員，也不知道具體傷亡情況。事實上，直到「文革」結束後數年，1982 年民政部委託雲南省民政局調查統計此次地震人數，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準確數字。

在通海大地震中，還規定新聞記者不准進入災區，只允許科技工作者進行拍攝，對災情只能拍物，不能隨意拍人。這些規定，在以後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鋼在唐山地震時還是軍人，曾隨部隊參加過唐山的抗震救災，他在幾年前的一次演講中證實了此點。他說，進入災區時嚴禁帶照相機，如果帶了，不僅照相機會被沒收，人也會被抓，「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機從廢墟裡把死者搬出來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誰秘密地拍下來的，在當時那是犯法的」。

在《偉大的轉變》（見本報2008年5月26日43版）一文中，筆者對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後強調「以批鄧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災壓革命、壓批鄧」的種種怪現狀已有評析，茲不贅述。

回顧「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災，無非想將其與此次汶川抗震救災略作比較，使人對歷史發展的曲折、對時代與社會的巨大變化能有更加直觀的感受。

──轉自楊支柱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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