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談廢除《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必要性

【大紀元6月17日訊】《南方周未》報導了《法學界提請對勞動教養制度啟動違憲審查》一文，經《文摘週報》（2007年12月7日）轉載，文中說：今年10月，經歷被勞教之苦的河南陳超，起訴洛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認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的勞動教養。是一種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違反了《行政處罰法》而應失效。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至今實行幾十年，類似陳超的有關勞教的個人訴訟一直存在，而知識界要求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呼聲近年也是越來越高，2007年12月4日的全國法制宣傳日，69名專家學者向全國人大提交公民建議，建議提出了勞教制度的以下四大法律問題。

一、勞教制度違反了憲法保護的人身自由權；

二、勞教制度與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等上位法明顯衝突；

三、勞教制度與中國已簽署的國際公約無法接軌；

四、從政治管理角度而言，勞教制度是中國一大弊政。特別是最近的現實是，勞動教養已經成為錯案、冤案的溫床和打擊迫害上訪、舉報、維權公民的工具。

以上四大法律問題是從理論上提出來的，而我們由於參予了重慶維權人士李國宏，肖成林的不服勞動教養案的行政訴訟，我們從訴訟實踐中，談一下我們對勞教制度使用的法律依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違憲。先簡略介紹一下肖成林，李國巨集的訴訟情況：

重慶北碚的一根筋農民肖成林，不服錯收農業稅被抄家一案，上訪十年，歷盡艱辛，搞得慘不忍睹，並且三次被行政拘留，仍不停訪息訴，依據不成文的“三拘一教”慣例，2006年12月，重慶勞教委以肖成林在北京上訪擾亂北京公共秩序，送肖成林勞教一年半。事發後，重慶上訪維權人為之不平，首推鐘聲牛，劉廷忠為其申請複查，複查時，重慶勞教委答覆劉廷忠說，只要肖成林保證不再上訪，可立即放人。肖成林拒絕。複查維權失敗。上訪人感到自已法律水準太低。由鐘聲牛特邀重慶後起之秀張起出馬。向重慶第一中級法院提起訴訟。開庭辯論後。於2007年7月，法院以“該案曾向被告申請過複查，要對《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的複查程式的理解和適用的問題走訪研究”為名，裁定中止訴訟。不知幾時又開始訴訟，判肖成林敗訴。上訴到重慶高級法院。儘管我們和肖成林認為一審認定事實不請，依法要求二審開庭審理。因重慶高級法院知道開庭就是出法官的醜。所以寧願違法也不敢開庭。又判肖成林敗訴。

重慶維權人士李國宏先生。多次在網上發表文章，為我們上訪維權人嗚不平。2007年10月中旬，聽說李先生來重慶，可惜重慶上訪維權人大多數都在地方政府穩控中，不准自由外出，因而未曾會面。後來聽說李先生在河南濮陽被勞教一年半。幾經周折。鐘聲牛在永川找到李國宏的夫人，向李夫人表示，重慶為肖成林上訪維權的人們，願意自費到河南為李國宏訴訟喊冤。李夫人說，李家至今沒得到李國宏的《勞動教養決定書》，向法院起訴沒有證據，法院不會接案受理。而且她去河南也沒有見到李國宏，無法拿到李國巨集簽名的授權代理委託書。因此，重慶上訪維權人對李國宏勞教案，插不上手。

從以上兩案來看，我們認為，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公佈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早已違反了國家憲法，使基層的公檢法部門鬧出很多笑話，嚴重降低了法律的威信。現具體說明如下：

一、《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與《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相互矛盾。依據立法法和行政處罰法的規定：限制人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毫無疑義，《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而他又不是由國家主席簽署公佈的法律，因此理應無效。在肖成林不服勞教一案中，23歲的張起首先提出這一讓官府極為頭痛的疑問。而重慶勞教委的代理人——北碚公安分局的張衛東在法庭上辯解說：“試行辦法就是法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是公安部部長簽發的，更是法律。”張警官真是法盲，他的辯解使他在場的頂頭上司和法官都哭笑不得無法下臺。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行政庭就玩滑頭，在經過一年的拖拉，絞盡腦汁後，玩起了文字遊戲，在判決書上說：“勞動教養屬於行政強制措施，不是行政處罰，原告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限制人身自由可多達三年的勞教，不是處罰，這一說法不能服眾。反而說明法官的業務素質太低。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不符合立法法的規定，法官卻避而不說。而在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今天，這一疑問已是眾人皆知，每一個被勞教的人，在訴訟中都會提出這一理由。基層法院怎麼辦？如果依法判決勞委敗訴，政府有多少錢來賠？如果法院不依法而亂判，我國又怎麼成為法治國家？

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對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收容勞動教養。這一條也明顯過時。經修改後的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上，沒有反革命罪，也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因此，勞教的這條規定和我國刑法掛不上鉤。

而官府任意把“反革命”的帽子，可以亂扣在任何人的頭上。文革時扣在劉少奇、鄧小平頭上，說他們走的是反革命路線，文革後又扣在林彪、江青頭上，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當然，說本文作者是“反革命”，我們只有“啞口無言”。可見，這條規定應廢除。

三、《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勞教人員應遵守“五要”守則，“五要”規定的第一要是：“要認罪認錯”。這一條太霸道了。使現在的冤假錯案越來越多，要強逼維權者認罪認錯，失去人道，失去民心。只能讓受害人含冤到死，只能讓貪官更貪更腐，激起民變民反。國家憲法存在就失去他存在的意義，國家與社會怎麼穩定和諧？

四、在具體執行中，《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規定與現行法律不相容。《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不服，由審批機關組織複查，而沒有進行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的規定，而《行政覆議法》和《行政訴訟法》則沒有向審批機關複查的規定。肖成林一案，因先向審批機關重慶勞教委申請了複查。重慶第一中級法院不知該怎麼辦，只好中止訴訟一年，去尋找假公濟私的藉口來搪塞維權者。

五、勞動教養實際是由公安機關一個部門決定。沒有檢察院，法院的相互監督制衡，易產生冤假錯案，在現實中，成為違憲違法的官吏打擊迫害上訪維權人士的工具。

就拿肖成林、李國宏兩案來看，重慶公安部門是以肖成林在北京非法上訪，擾亂北京公共秩序定的罪。如果真有其事，就理應依法由北京公安部門處置，而不是應由重慶方面處理。何況說肖成林擾亂公共秩序的“證據”，全是欲加之罪的政府部門公文，沒有一份固定證據。而公文上的政府部門官員，無一出庭作證（庭前我們依法申請過證人質證。）李國宏就更冤了。網上載明李國宏去河南濮陽為石油工人維權，公安局先說李國宏是“法輪功後又以擾亂社會秩序定罪”，因李國宏的家屬至今沒有見到《勞動教養決定書》，所以定的什麼罪也不知曉，沒准是依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一）款定的反革命分子罪。因為以這條規定定罪證據最充分，李國宏在網上發表了這麼多維權文章，如果在這些文章中斷章取義，找幾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言論太容易了。李國宏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但如果通過現行的司法程式，情況就可能不同了，李國宏能用法律為武器，替別人維權，自然能力不低。肖成林雖然不懂法，但公道自在人心，他三次被拘留案中，兩次行政訴訟全是我們維權者義務代理，一直到再審程式。肖成林雖然沒有第三次提起行政訴訟，但已讓法官出盡了醜，使法院頭疼。李國宏、肖成林案如不是按勞教制度而是憲法的精神進行，檢察院無法公訴，僅是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也不能判他們的刑。檢察院和法院既掩蓋了上司違法利益，還有欺騙世人說他們在“執法”。用勞教來壓制打擊受害人維權，使李與肖兩人各被勞教一年半，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

有人會說，被勞教人可尋找司法救助，提起行政訴訟。這一說法只能在理論上，但實際上是不可行的，這有三個原因，一是目前法官欺軟怕硬，明顯表現是，一般情況下，被告勝訴多。在北京東莊人群湧擠的最高法院接待站裡，原告（上訴人）明顯多於被告（被上訴人）。原告是找司法救助的弱者，司法救助成功者少。二是法官嚴重惰性。表現在二審、再審多是維持原判，改錯的少。三是法官與其他權力部門權權交易，官官相護。這就是世人說的，打官司難，打行政官司更難。告官難於上青天，2007年上半年，重慶在北京上訪被行政拘留的有65人，而被拘留人起訴到法院，儘管公安局的證據不值一駁，而被拘留人有鐵的證據和法律依據，但無一勝訴。肖成林被行政拘留和勞教的三次行政訴訟中，沒有一次勝訴。在法庭上，我們提供了公安部檔和最高法院行政庭公佈的案例，卻被黑法官楊興雲說成是公安部不懂法，最高法院失誤。我們告到北京，最終是楊興雲提前退休，而再審至今無結果。李國宏就更慘了，法院是否受理，還是一個未知數。就是受理了，李國宏也肯定敗訴。

以上眾多的問題，我國司法部門早就知道，但到現在，快十年了，勞動教養的立法至今無進展。我國政府在聯合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出國訪問時，也多次承諾，要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98年11月30日公安部發佈的《公安部關於勞動教養範圍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已作為目前法院審判勞動教養案“不公開”的法律依據。這個通知的第二條就明確規定：“……對各地政法機關聯合發文所作的規定與法律之間的衝突問題，要個案解決。……人民法院在受理勞動教養行政訴訟案件時，要充分考慮農村的實際情況，慎重對待，不要輕易作出勞動教養審批部門敗訴的決定”。因此，上訪維權人又怎麼打得贏官司。

因此我們重慶維權者強烈呼籲，不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應廢除，而與他配套行政檔規定也應一同廢除。(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