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黨的總書記是沒什麼能力的向忠發，莫斯科任命他純粹是基於他出身「無產階級」，當過水手、碼頭工人。中共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做決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這段時期代表們大都是歐洲和美國的共產黨人。直接管事的，一個是德國人叫愛斯拉（Gerhan Eisler），以後做過駐美國的情報長官。另一個是波蘭人，化名瑞爾斯基（Rylsky）。這些外國人執掌著中共的財政大權，一分一毫都由他們說了算。他們的中國同事管他們叫「毛子」，因為他們身上的毛比中國人多。於是就有「德國毛子」、「波蘭毛子」、「美國毛子」等。有個背有點兒駝的人叫「駝背毛子」。

這些「毛子」們透過周恩來發號施令。周後來以在外交舞台上風度翩翩而舉世聞名，但真正的周是個強韌決絕、無情無義的執行者。他忠實地信仰共產主義，不惜扭曲個人人格。

周最早接觸共產主義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十九歲的他在日本留學。二十三歲時他在法國入了黨，成為狂熱的信徒，表現之一就是奉行禁慾主義。他是個美男子，女人們為他傾倒，他本人對美女也遠不是無動於衷。剛到法國時，他常常發出這樣的讚歎：「多麼漂亮的姑娘！」他給國內的朋友寫信說：「巴黎是美麗的……婦女也是動人的……」很快他有了個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愛她。許多年後，在一次少見的坦率談話中，他告訴侄女：「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需要「能一輩子從事革命」的人。「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係的。」就這樣，二十七歲的周恩來與同樣狂熱而相貌平常的鄧穎超定下了缺乏愛情的終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給他極其重要的任務：負責創建中共軍隊。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國，在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國民黨軍官裡埋下紅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後，周恩來組織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時，周正害瘧疾發高燒，不時處於昏迷狀態，嘴裡還在喊「衝啊！衝啊！」幾個同事把他抬上一葉扁舟，劃往香港。風浪大，小船顛簸得厲害，他們用繩子把自己綁在桅桿上，兩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從香港去了上海，負責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魚得水，跟他工作過的人稱他為「天才」，說他腦袋後邊都長著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開中共「六大」時，他受到斯大林接見，在會上唱主角，一個人做了三個主要報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導下組建的，他本人親自指揮暗殺隊。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來是一個難得的行政管理家、傑出的組織者，具有一絲不苟的嚴格紀律性，對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這麼一個能幹的人，天性裡卻似乎又有奴性，無論主子怎麼鞭笞他，他都甘心領受。在未來的歲月裡，遵毛之命，他不斷對自己口誅筆伐，無限上綱，用詞之嚴峻，使聽眾都為他難過。

其實在毛之前，周已經表現出這種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過一次詳細的自我批判，「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我自己亦將在黨報上批評我這一有系統的嚴重錯誤。」次年，在黨的中央全會上，一個顯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傾向的「毛子」這樣說周：「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周坐在一旁心甘情願地聽著。

無怪乎周沒有做頭號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沒有制定綱領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給他發命令。這段時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憶周的弱點說：「在組織部的會議上，恩來的發言永遠要佔去全部時間的十分之九。周恩來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行政家，事務處理上簡直有天才，說話的才能也顯然屬於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長久，有一點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開口卻不能自休。話說得有條理，卻不能集中要點；有層次，卻諸多反覆。一些原極淺近的事理，同時聽話的對象又只限於部裡的五個幹部（有時再加上他的太太鄧穎超），他卻會像對小學生教書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釋了再解釋，把一個報告往往拖長到七八個鐘頭，使聽者倦極欲睡。」

周恩來直接處理朱毛問題。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給朱毛紅軍發命令全力支持毛澤東，說毛「絕對不是家長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軍委也是對的：「用不著再組織軍委」 ，毛應當官復原職，劉安恭批評毛批評錯了。劉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戰場。

毛澤東破壞黨的紀律，黨卻給他撐腰，這是什麼原因？說到底，正是毛的權力慾使斯大林對他另眼相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裡，以中共的區區幾千人要奪權，沒有不惜一切的炙熱的權力慾是無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時正值「中東路」事件，中國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蘇聯人手裡的，橫跨中國東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鐵路。這條鐵路跟它沿線的土地當時是外國在中國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為惱怒，組成了一支「特別遠東軍」，一度曾入侵到東北境內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著「佔領哈爾濱、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裡應外合，在中國內地給蔣介石政府製造麻煩。

周恩來寫給朱毛紅軍的關於毛的信，一開頭就講中東路問題，要朱毛紅軍發展游擊區域，擴大紅軍，「準備武裝保護蘇聯」。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特別提到「毛澤東活動的地區」，稱之為發展游擊戰、幫助解決中東路問題的重要地區。斯大林沒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還有個原因。斯大林的頭號政敵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響力。托洛茨基在中國有一小群狂熱追隨者，正在爭取陳獨秀的支持。斯大林擔心陳獨秀會壯大「托派」的聲勢，擔心跟陳有老關係的毛會跟陳走。

這一系列的考慮使莫斯科決定為毛撐腰。蘇聯的媒體此時醒目地宣傳毛，《真理報》（Pravda）在「中東路」事件關鍵的幾個月裡報導毛不下四次，稱他為「領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頭上的一樣。沒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領導人享此殊榮，包括黨的總書記在內。

周恩來起用毛的信遞到了朱德手裡，朱德服從了，派人把信送給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兩層的小樓，天井裡長著一株熱帶風情的棕櫚。他每天享用營養豐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燉湯，外帶一隻母雞。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來的信，卻沒有即刻回到朱毛紅軍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個多月，給朱德施加壓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賀子珍和一對忠實於他的夫婦：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輕的妻子們不談政治。兩對夫妻在黃昏薄暮裡沿著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閒聊，從彎彎的小橋上看農民點著火把在溪裡捉魚，有的用網撈，有的用手抓。有時他們送給毛幾條。毛愛吃魚頭，說魚頭能增強他的腦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英文，充滿湖南腔，惹得朋友們發笑。念英文而不求長進，是毛放鬆心情的一種方式。

朱德和同事們著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來。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隊去恭迎毛，毛這才上路。

毛馬上給上海寫信。周恩來如釋重負，稱毛「來信很積極」，「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時機地向莫斯科明確表態，跟「托派」劃清界線，稱陳獨秀為「反對革命的分子」，提議「普遍地宣傳」反陳。他主持作出反對托洛茨基的決議案。部隊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裝保衛蘇聯」。

毛留下朱德當名義上的最高軍事長官，部隊也繼續叫朱毛紅軍，既滿足了莫斯科希望團結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隊的聲望為自己服務。朱德被壓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經常發脾氣。俄羅斯檔案記載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對軍事指揮官們發作說，他不過是「毛手裡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沒有伸出一根指頭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這樣幹了一輩子，直至兩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後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紅軍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軍黨代表大會宣佈。毛怕官兵反對他，耍了個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槍斃逃兵。當時給上海的報告說：「每次出發差不多都要槍斃些逃兵，擺在路上示眾，但逃兵仍然無法遏止。」在古田毛澤東提議通過一項決議：「不槍斃逃兵。」這使他大得人心。誰知幾個月後古田會議的決議發表，這一條失蹤了。毛已經坐穩了位子，這條決議也就束之高閣，逃兵呢，仍然被槍斃。

毛利用提出這條決議帶來的好感，使其他決議獲得通過，掃除他與絕對權力之間的障礙。一是職業軍人的權威。朱德是職業軍人，而毛不是，於是毛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以破除這一權威。二是選舉，對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選掉的。他譴責這為「極端民主化」，取消了選舉。

紅軍要求平等的呼聲格外高，共產黨的主要號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歡舒適，生活難免不特殊。在井岡山時曾流行一句順口溜，諷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糧上山：「朱老總挑米上坳，毛澤東在後方『打炮』。」毛髮明瞭「絕對平均主義」這頂帽子，來壓制這種聲音。自古田起，特權在中共黨內成為理所當然。

離開古田，剛滿三十六歲的毛澤東志得意滿，在馬背上哼成一首詞。「路隘林深苔滑」，是行軍的寫照。「今日向何方？」他問道。他已計劃好了答案：這就去兼併其他紅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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