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七月，清朝在全國實行火耗歸公制度，將火耗一律歸定為百分之十，而且由朝廷統一收取，之後再由朝廷撥發一部份給各級官員，稱作養廉銀。這項事務的推動又比「攤丁入畝」更加困難百倍，因為礙到的是坐享火耗利益多年的貪官污吏。其中不乏王公貴族。

這項問題有多嚴重呢？所謂「火耗」，就是銀子在熔鑄的過程中所損耗的比例。如果曾經到銀樓賣掉不用的舊金飾就會知道，賣金子不是秤了重量，再乘以每公克的價錢就能結帳了，得按成色減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重量。這筆損失的錢，就是清朝時所說的「火耗」。但是成色的耗損其實不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銀樓回收金飾的利潤除了買賣價格的差額，就在這多收的「火耗」上頭。

清朝課稅，規定所有上繳到戶部的稅銀，必須以五十兩銀元寶為一單位。因此各行省衙門從百姓收來的散銀都得熔鑄成合乎規格的五十兩重的銀元寶。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地方官就當起銀樓來了，自動的向百姓收取一筆火耗的錢，這等於是變相加稅。其實百姓該交多少稅，實收了也就是了，熔鑄過程中所損耗的部份，應由政府自行吸收才合理。

這官家開的銀樓收的火耗是多少呢？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八十不等！全看官員有多貪心而定。而這些從無辜百姓身上加收來的銀子，最後扣掉真耗損掉的部份，卻沒有歸入朝廷，全部進了地方官員的私人口袋裏。

素惠繪圖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雍正帝的治國效率，與他有完整的藩邸歷練脫不了關係。一道政令下達，就在全國實行火耗歸公制度，不僅將火耗一律歸定為百分之十，而且由朝廷統一收取。就這樣，到了雍正四年底，國庫的存銀從康熙帝留給他的八百萬兩，上升到三千多萬兩。四年的時間，沒有加稅，沒有內戰，就充實了國庫、減輕了貧農的負擔、解除了商戶的被剝削，還讓國庫水位上升了將近四倍！

苦學出身的清代學者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零一《文史通義》）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千載一時，絕非謬讚。

「黨」是私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矜而不爭就是要有一種超然的姿態不為私利而爭鬥；群而不黨則是說一個君子合群為公，卻不在私底下結黨營私與一小撮人特別好。相反的，小人則飽食終日，群居而言不及義，只為了私利鑽營謀劃。因此說小人是黨而不群。黨爭，也叫朋黨之爭。這黨字拆開來看就是尚黑的意思，不走光明正大、大公無私之路。

今日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有「黨爭」的缺點，但還能在「群利」上理性合作，靠的是中立的政府、軍隊與法治。至於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就完全是所謂的「黨而不群」的小人了。號稱志同道合者，目標是合力報效國家，但最後結果卻是朋比為奸圖利分贓。

關於去除私心的問題，雍正帝在《圓明居士語錄》有一首深具佛法、參透人性的詩：

「人我生是非。是非生憎愛。憎愛心一生。萬有為對待。寡豈能敵眾。處處成滯礙。何如渾物我。悠然得自在。」

譯為白話文的意思是：因為結黨會產生「人」與「我」之分，「是」與「非」也就因而產生。有了此是彼非的態度之後，就會對萬事萬物產生憎或愛的心理；但是結黨的範圍有限，在黨以外的萬事萬物，就成了被排擠、對立的存在。這必然是寡不敵眾，處處碰壁的結局。想要悠然自在，就不該有人我之分，也就是不應該結黨結派。

但從孔子說出「君子群而不黨」開始，歷朝歷代都對「朋黨」施以負面的評價，可是歷朝歷代的朋黨卻不曾少過。到了宋朝，歐陽修作《朋黨論》，將朋黨分為「小人之黨」與「君子之黨」，認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和「以利而聚」的小人是不同的。這是把孔子對君子的要求打了個大折扣。但在歐陽修眼裏，當政爭嚴重的時候，人人自以為是無人願退，結黨結派變成保護自己的必要手段。孔子說的那種境界，已經不是歐陽修、范仲淹這些名相做得到了。當然，如果有一個聖明的天子，能夠做出公正的裁決而不是被一小撮人包圍，這些名相也沒有結黨的必要。

清朝自然也有黨爭。尤其是康熙帝二次廢太子，使得不只一個皇子和其身邊的謀士都興起了爭大位的企圖。這使得一個朝廷裏隱藏著各種小團體、小勢力，想要有所發揮的官吏如果不加入這些團派，與之應酬往來，就別想有升遷的機會。身為康熙帝諸皇子中的年長皇子，雍正帝對於這些朋黨的問題非常清楚，更明白其遺害。所以一即位就宣布了禁絕朋黨，同時又御製《朋黨論》，宣示自己打擊朋黨的決心，給予臣工一個不需要結黨就能發揮所長的朝廷。

勤勉政事，實心辦事

雍正帝自己做好榜樣，勤於政務無一日懈怠，史家一致公認在歷代帝王之中，難有出其右者。他曾在養心殿西暖閣親手書匾「勤政親賢」，左右兩聯則為「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

在朱批奏摺裏，雍正帝經常要求臣工要「實心辦事」。為了使臣工的聲音能夠上達，雍正帝創設了密折制度，這也是解散朋黨的一帖藥方，有心做事的臣工們再也不用為了突破皇帝身邊的小圈子而委身朋黨。◇

本文轉載自《新紀元週刊》第57期【歷史新觀】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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