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今年是戊戌變法一百一十週年，戊戌變法，是秦始皇消滅諸侯六國，開創大一統王朝時代之後，中國的又一次命運大轉折的事件，它也是中國兩千多年當中不同於任何一次改朝換代的革新嚐試，具有體制性根本改變性質。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中國的命運發生了災難性的大轉折：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路途斷絕，中國從此陷入軍閥割據混戰、武裝集團持槍「訓政」的泥淖，最終墜入共產浩劫的煉獄，備受煎熬，時至今日。戊戌變法的失敗，決定了此後中國一百年大外患、大內戰、大饑荒、大內斗、大專制的悲慘命運，戊戌變法的失敗斷送了君主立憲制這一代價最小的轉型機遇，使得中國此後走了近百年的大彎路，死了一億以上的人，至今，連晚清時的改良成果都得不到；至今，這條大彎路仍然沒走到頭。

許多人認為：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的失敗是必然結果。這是似是而非的觀點，因為結局的既成事實性並不能證明結局的唯一性。何為「必然」？就是某事發展注定會得到某種結果，再無別的可能，「必然」性也就是注定性和唯一性，某事的發展，如果除了甲種結果以外，還有獲得乙種結果的可能，或者還有其他可能，那麼，甲種結果就不能稱之為「必然結果」，除非相比獲得甲種結果的可能，其他的可能性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那麼，戊戌變法在歸於失敗之前，是不是絕無勝算的可能？或者比起失敗的可能，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性微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完全不是：戊戌變法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因為當時改良派要對付的滿清權貴派別是一個無知的派別，而不是一個一開始就蓄意對抗變法的頑固派，如果處理得當，慈禧集團未必成為扼殺變法的劊子手。

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不僅有相當大的成功可能，也有著豐裕的立於不敗之地的可能：只要策略得當，改良（革）派即使不能一蹴而成，也完全可能保存實力，完全可以避免飛蛾撲火、滿盤皆輸、遭到一網打盡的結局。

可見，失敗，並不是戊戌變法的必然結局，總有許多想當然的人，那些對歷史事件的結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動輒以「歷史的必然」代替具體的分析，這類人不是中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毒，就是以冠冕堂皇的藉口，掩飾自己的無能或懶惰。

許多人以國民素質低下為由，來證明戊戌變法失敗的必然性，這同樣是似是而非的謬論：

戊戌變法完全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良運動，是有序的統治集團的自我改造，它完全由權貴精英設計、發起、掌控、引導，並不需要國民大眾的參與，因此國民素質低下與否，對戊戌變法這樣的君主立憲改良的成敗沒有決定性的影響；戊戌變法的成敗，取決於權貴精英集團支持變法和反對變法力量對比和博弈，雖然慈禧集團掌握著實權，但是慈禧集團並非就是生來的反變法集團，而是在康有為等人發起的奪權攻勢的挑戰下，才站到剿殺變法的立場上。在招致八國聯軍之禍後的最後七年中，慈禧銳意革新，其變法力度，比起當時康梁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甚至還作出了化解滿漢隔閡的努力，其政策之開明，在滿清統治者當中是空前的。這就說明慈禧並非觀念上的守舊派1。

可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改良派失策有關，既不是因為慈禧的觀念守舊，也與國民素質無涉。近代以前，日本社會也和中國大同小異，是一個儒家人治社會，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其國民大眾可曾有多少 憲政素養？可是因為當年日本改良派策略得當，人家明治維新就成功了。

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主要原因，是康有為等人的失策。

康有為既是戊戌變法的思想啟蒙者、又是這場中國君主立憲運動的開創者、同時也是這場改良運動的主要策劃人。由於當時年僅二十八歲的光緒帝長期受慈禧挾制，眼界、學識和政治經驗都嚴重缺乏，因此，變法期間被光緒帝倚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為，成為變法運動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作為戊戌變法的靈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為的一言一行，對戊戌變法都有關乎成敗的影響。

康有為的最大失策，就是一開始就把實權派慈禧太后集團打成變法運動的敵人，這是一條極其愚蠢的變法路線。因為戊戌變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良，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必須藉助最高權力才能行得通，而當時的最高當權者是慈禧太后，光緒帝不過是個徒有虛名的傀儡。慈禧太后是朝廷的「一把手」，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康有為不可能不知道，康有為要想變法成功，就非得取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可，至少不能夠引發慈禧集團的反對。因此，在推動變法的「公關」路線上，就決不能疏遠慈禧太后。

然而，康有為卻反其道而行之。康有為自發起「公車上書」以來，在鼓動和參與策劃、領導維新變法運動的三年中，向光緒帝上書進言覲見不下數十次，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慈禧卻從未求見一次、上書一封，完全是一副不把慈禧放在眼裡的姿態2。對任何一位幕後的最高統治者來說，這都是不尊重、不友好的態度；對任何一位幕後的最高統治者來說，這種背著自己與自己的前台代理人積極謀劃的行為，都是不能不引發疑忌的行為。

在整個鼓動變法、領導實施變法的過程當中，康有為卻始終把慈禧太后撂在一邊，通過光緒帝頻頻發號施令，甚至作出重大人事變動。康有為先是讓光緒帝頒旨，撤掉了慈禧心腹大臣李鴻章的總理衙門大臣一職；繼而又撤掉懷塔部、曾廣漢等禮部六堂官，換上自己的人馬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充任軍機處四章京，企圖謀取變法的權力。這些人事變動的發號施令，都背著慈禧，或者由光緒帝「先斬後奏」3。

康有為甚至鼓動光緒帝成立「參謀本部」，自統六軍4。

這完全是一種扶持光緒向慈禧奪權的姿態，這怎麼可能不招致慈禧的敵視和鎮壓呢？

康有為非但不尊重慈禧，還從儒家歧視婦女的理念出發，斥責慈禧為禍亂朝綱的「妖婦」，心存推翻慈禧之念，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維新變法怎麼不發展至與慈禧集團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當時的慈禧太后，牢牢掌握著清廷的最高權力；慈禧是個權力慾極強的女人，視權力為命根子，垂簾聽政的範圍內，決不容他人染指；康有為要搞君主立憲，不去找慈禧而去扶持光緒，不去尋求實權派的支持，反倒一開始就觸犯實權派的大忌，等於把改良最需要的東西--最高權力，一開始就推到了改良運動的對立面，奉行這樣的愚蠢路線，戊戌變法焉有不敗之理？

康有為排斥慈禧太后的路線，不像是一個要搞君主立憲改良的路線，倒像是一個宮廷的爭權奪利路線，使得改良運動一開始就深陷所謂「帝黨」與「後黨」宮廷內鬥的漩渦當中，使得改良派羽翼未豐、立足未穩，就遭到實權派的殘酷剿殺。

有人認為慈禧太后頑固守舊，因此改良派不可能通過慈禧實施君主立憲，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康梁鼓動變法維新的時候，正值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慘敗不久，對前「藩屬國」日本割地賠款的空前恥辱，極大地刺痛了包括滿清統治者在內的國人自尊心，一時間群情激昂、人心思變，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迅速崛起，激起了清朝一批開明官僚對變法維新的嚮往，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當時清廷湧現出一大批傾向維新變法的官僚，其中有帝師翁同酥、封疆大吏張之洞、劉坤一、岑椿萱、陳寶琛，張之洞等人，都是實力派地方官僚。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當權派集團，因為對日戰爭的失敗權威掃地，面臨空前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也不能不謀求出路。對日戰敗後，慈禧對主持對日戰事的李鴻章就深為不滿，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免去其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儘管李鴻章是他的心腹重臣；慈禧還提拔袁世凱，以西式方法培訓陸軍。可見，當時的慈禧是有求變圖強的意思的。

慈禧雖然不懂得君主立憲制的道理，但對變法維新並沒有偏見，她也並不是一開始就反對變法維新，她對康有為等人本來也沒有成見。從權威史書的記載來看：慈禧對變法派的敵視，自始至終不是出於理念，而是出於捍衛自己權力的權術家的本能--康有為集團種種做法，讓慈禧確信，所謂「變法維新」，是一場要推翻自己的政變。

慈禧對維新變法的敵視態度，完全是康有為的路線造成的，如果康有為一開始就擁戴慈禧謀求變法維新，局面將完全不同：嗜權如命慈禧固然不會同意建立英國式的虛君立憲體制，也一定會同意倣傚明治時期的日本，建立由她繼續掌握實權的實權君主立憲體制，因為，變法維新能夠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重樹威望、鞏固她自己的權力。

擁戴慈禧，而不是光緒謀求變法維新，這是變法維新唯一的成功之途，康有為對此卻渾然不察、至死不悟，他把戊戌變法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地推到袁世凱頭上，痛斥袁世凱「告密」的叛賣行徑。實際上，貽誤變法的不是袁世凱，而是康有為自己，康有為對慈禧的策略，一開始就注定了戊戌變法失敗的命運。

與慈禧的關係，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在當年的變法維新集團中，也不是沒有人看到這關鍵之處。王照一開始就主張擁戴慈禧變法，但是這一正確的主張卻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所否決。可見，在儒家的影響下，中國政治精英對女人干政的偏見是多麼根深蒂固，以致妨礙了正確的決策，儒家的影響，導致中國人在歷史大轉折關頭錯失千載難逢的機遇，釀成了此後的百年大悲劇。

改良派的第二大失策，就是把慈禧的心腹重臣李鴻章打成變法維新的敵人。1898年五月間，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創立強學會，宣傳君主立憲制思想、理念、常識，不僅獲得知識士人的廣泛響應，也得到滿清權貴、公卿、官僚們的積極支持，朝中大臣翁同酥、李鴻藻的門生、張之洞的兒子和門生、曾國藩的孫子、乃至軍中將領袁世凱、徐世昌、宋慶、聶世成也參加了強學會，並且向強學會捐贈了銀兩，強學會學會聲勢迅速壯大，事實上成為中國第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獨立政黨組織；這一時期，梁啟超還與麥孟浪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獨立刊物--《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政黨刊物，在北京廣為傳送，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理念。

當時的形勢，對改良派非常有利：由於改良派擁有了近代意義的政黨組織、媒體，也就據有守舊派無法比擬的潛在優勢，如果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能夠存在一年以上的時間，改良派的陣營很可能會取得對守舊派力量上的優勢，屆時，守舊派即使存心阻擋變法，也難擋得住了。

但是，在此重要關頭，變法集團領軍人物康有為卻作出了另外一個愚蠢的決策：拒絕李鴻章入會。

李鴻章是滿清洋務運動的發起者和操盤手，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史實表明，李鴻章人是一個很能接受外國新事物的人，絕非守舊之輩；李鴻章為官多年，政治經驗和管理經驗極為豐富，而且長年擔任權臣，在朝中、軍中親信眾多、人脈關係深廣，醇親王奕繯、慶親王奕劻都是李鴻章的支持者，袁世凱、徐世昌、宋慶、聶世成都是李鴻章一手提拔起來的將領，在當時中國的經濟和實業領域，也遍佈著李鴻章的親信；更重要的是，在漢人當中，李鴻章是最受慈禧信賴的心腹重臣，慈禧對他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李鴻章剛開始不僅沒有敵視改良派，而且還對康梁等人和強學會的前途十分看好，否則，他決不會捐獻兩千兩銀子以求加入強學會，李鴻章的舊部袁世凱等人對強學會的大力支持，未嚐不是李鴻章的善意的姿態表達。

改良派一旦接受李鴻章，與李鴻章共謀變法大事，必然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改良派和守舊派的力量對比格局，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架空慈禧；若有李鴻章的支持，強學會和《中外紀聞》完全可能長久的存在下去；若有李鴻章的幫助，康有為等人很可能也不會走出過早挑戰慈禧的臭棋。

但是康有為等人卻因為李鴻章對外軟弱、更兼是對日戰敗的責任者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者，就把李鴻章拒之門外，視同洪水猛獸5。這是一種缺乏遠見的狹隘做法。

李鴻章固然負有賣國的罪責，但也應該看到：李鴻章的喪權辱國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無奈之舉，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不簽訂賣國條約，日軍就會直搗北京，而中國的軍力根本無法抵禦。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如果沒有李鴻章週旋於列強之間，清廷早就覆亡，中國早就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連洋務運動都沒有條件搞。

李鴻章對外固然軟弱，但其謀求中國富強的誠意是明顯的，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把中國推上了近代化的台階，增強了中國的國力，使得當時中國的國力和近代化的程度在亞洲名列前茅，這是不容否認的史實。李鴻章富於經濟頭腦和外交才能，又主持洋務運動和外交多年，因此極富眼界、外交和經濟管理經驗，其治國的實干能力在當時中國不可謂不首屈一指。而且，李鴻章的政治能量很大，其故吏、門生、親信遍佈朝野，同樣人才濟濟。變法維新決策集團雖然年富力強、也很有學識和銳意進取的精神，但是政治經經驗和經濟管理經驗都十分缺乏，亟需李鴻章這樣的久居官場、經驗豐富的老練官僚的扶助。

但是，康有為等人對李鴻章的優勢卻視若無睹，僅因為李鴻章的「喪權辱國」對之大力排斥、全盤否定，還發起聲討賣國賊的「清流物議「運動；康有為還說動光緒帝，於變法期間下旨免去了李鴻章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些敵對措施，終於導致李鴻章惱羞成怒，轉而與維新派為敵。

李鴻章先是授意御史楊崇伊對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進行彈劾，導致強學會《中外紀聞》成立僅三個月就被實權派查封，維新派還未成氣候，就喪失了輿論陣地和積蓄力量的載體，也喪失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在李鴻章轉變的影響下，一大批官僚也轉而與維新派為敵、或與維新派保持距離，這樣，康有為變法集團就喪失了制勝的中堅力量，變成了一個缺乏權力含金量的、書生氣的小團體，從此無力抗衡守舊派6。

更嚴重的是，由於李鴻章於慈禧的股肱關係，維新派對李鴻章派拒，大大加深了慈禧對維新派猜忌，加速了禍患的到來。

明智的用人之道，是用之所長、避之所短，康梁等人，因為李鴻章的「賣國」，就全盤否定其人的價值，他們忘記了「有容乃大」的古訓。用人上的無道，使得改良派在朝中陷入寡助的境地，為敵對陣營輕易摧垮。

改良派的第三大失策，是體制改革的「一刀切」。

從1898 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二日，改良派通過光緒帝一共下了近兩百條變法的諭旨，但是其中大部份未得到遵行，有的甚至遭到官僚們的消極抵制7。這是為甚麼呢？不是因為變法不好，而是因為變法的方式「一刀切」，沒有給予官僚和地方社會準備、緩衝的餘地，變法也沒有配備相應補償辦法，補償因變法利益受到衝擊的官民群體，因此，戊戌變法又把一個個新的群體打到了變法維新的對立面。

五月五日，光緒帝下詔廢除科舉制度，卻沒有出台相應的安撫政策，解決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出路問題。於是這一變法立時得罪了全國幾百個翰林、幾千個進士、幾萬個舉人、幾十萬個秀才與幾百萬個童生，其中的舉人、秀才、童生花了十幾年乃至大半輩子的時間攻習八股文，因為變法，這些人的四書五經一下子等於白讀了，他們難有其他的出路，怎麼不對變法維新恨之入骨？

改良派要想順利穩妥地廢除科舉制度，就必須在設立新式教育制度的同時繼續保留科舉制度若干年，在若干年的時間內逐步擴大新式教育招生數額，同時逐步縮減舊科舉制度教育範圍，這樣，隨著新教育體制的成熟，科舉制度也可以「安樂死」，這樣就能把對無辜者的傷害減到最小，也能把變法的振蕩減到最小。

維新派的另一項改革是諭令將全國的廟宇、寺院、祠堂一概改為學校，太廟、天壇、社稷壇、孔廟、關廟除外，這徒然又得罪了全國的和尚、尼姑、道士和農村各家族的族長，將他們趕到變法維新的對立面。

本來，搞新式教育的校舍一下子不夠，可以採取廟宇、寺院、祠堂兩用的方法，也可以採取官方和民間共同籌資、引進外資辦學的辦法逐步擴大新式教育，而決不用封閉廟宇、寺院、祠堂。古話說，「慾速則不達」，康有為等人徵用全國廟宇、寺院、祠堂辦學的激進措施，企圖一步登天，一口氣改換中國教育局面，這完全是一種不理智的行為。

這其中，最有損於改良派的維新措施是政府機構的改革：改良派通過光緒帝，於七月十四日發起政體改革，先是下詔拆除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七個不適應近代政府的朝廷機構，又要一舉撤銷湖北、廣東、雲南三省的巡撫，和若干省份的「鹽道」、「糧道」、「通判」等官職，由於沒有緩衝餘地，這項改革措施使眾多的官僚丟了官，他們許多人當然恨死了「維新」二字。

在機構裁撤的基礎上，改良派還準備設立「制度局」，以取代中國王朝傳統的「三省六部」制，建立近代政府；進而藉助近代化的政府召集國會和地方議會，制定憲法。結果，因為機構裁撤所引發的強烈的牴觸，「制度局」的設立寸步難行，一籌莫展：無論是總理衙門，還是軍機處，對這項改革都持異議，拖延不辦。

面對這樣的困境，康有為不僅不去反思變法的方式方法，提出兼顧各方利益的變通方案，反而鼓動光緒帝採取激化矛盾的殺人手段，他慫恿光緒帝說：殺幾個守舊的大臣，法就變了。

天底下哪有那樣便宜的事？且不說光緒帝缺少殺人的刀把子，改良派鼓動皇帝砍守舊派的腦袋，守舊派還會坐得住嗎？康有為要殺人，別人當然也會起來殺他，於是，本來不敢那麼早公開反對變法的守舊派和保既得官職派，被逼得向慈禧求救，他們當然要誇大形勢，極力挑撥光緒和慈禧的關係、竭力慫恿慈禧反動政變。

康有為變法維新集團的被鎮壓，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

因為以上的種種失策，戊戌變法既失民心、又失官心、更觸怒了最高當權者，孤立無援、障礙重重、四面碰壁，不迅速失敗才是怪事。

戊戌變法的失敗，注定了王朝帝制在中國的垮臺，中國由此而滑落到轉型的歧途上：辛亥革命後，維繫民族、國家完整存在的唯一慣性權威因為滿清的覆滅而突然消亡，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外國侵略者乘虛而入，最終國家政權為外國扶持的極權勢力竊奪。如果辛亥革命後清朝能夠繼續存在，中共即使在中國產生，也絕沒有奪取政權的機會。

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的大國，也是一個毫無民主土壤的大國，美國式的共和制，是最不適合中國的體制，這已經為辛亥革命後的歷史所證明。與宗教傳統和民主土壤相對照的是，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王朝帝制傳統，中國數千年來，君主都是維繫文化、民族、國家存在的樞紐核心。

在沒有宗教維繫文化、民族、國家的情況下，捨棄了君主，文化、民族、國家的完整存在必然出現問題，那種時候，只有獨裁、專制、極權的力量才能夠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統一。因此，清朝垮臺後不到四十年，中國大陸就淪為中共極權統治的人間地獄，這帶有某種必然性。

中國特殊的國情、民情和歷史傳統決定了：只有藉助君主這個橋樑，中國才能夠順利地實現憲政民主。當前中共即將垮臺，但是中共的垮臺不等於中國民主化的成功，如果中共垮臺後，新政權的建政者再次倣傚美國民主制的化，那麼中國人的苦日子有的是，新政權很有可能重蹈民國政權的覆轍。

我相信：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順利地建成了憲政民主國家，一定是因為採取了君主立憲制、或者相當於君主立憲制的政體。因此，重新審視戊戌變法、正確地汲取康有為等人的經驗教訓，就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曾節明 成稿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九日中午

注1：黎東方《細說清朝》之135節：慈禧的最後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2、3、4、5、6：黎東方《細說清朝》之130節：百日維新；另參見：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第6冊 飲冰室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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