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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8日訊】中國的知識份子有苦難的歷史。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也曾經有過他們輝煌的黃金時代，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便是中國的讀書人少見的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無限風光的美妙時期。那時候的中國，群雄並立，各個諸侯國為士人們提供了廣闊的歷史活動舞臺。士人各懷絕技，各顯神通，奔走於各個諸侯國，或巧舌如簧遊說國君；或出將入相，幹一番事業；如果運氣不佳，無人搭理，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到另外一家去碰碰運氣，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為了自己的理想抱負和志業，即使奔走在路上，風餐露宿，即使有時候難免有如喪家之犬的窘態，也仍然是底氣十足、無所畏懼的。

所以，當國君們不理睬孔子的時候，孔子也不願意屈己事人，或降格以求，而是悠然自得的做起了老師，辦起了教育事業。所以，當孟子到各國推行他的"仁政"遭到冷遇、吃了閉門羹之後，依然不改其志，用他自己的行動實踐著他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他是書生，也是"大丈夫"。

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猶如正值人生的少年，朝氣蓬勃，充滿生氣，充滿自信，單純而不複雜，熱情而不冷漠，向上而不悲觀。面對功名利祿，他們多能淡然處之，其中的佼佼者寧願清貧也不願、不甘做統治者的犬鷹，很有士人的氣節、情操與風骨。他們的神韻，千百年後已經被歲月、強權、金錢給滌蕩殆盡，我們只能在歷史的故紙堆裏偶爾窺到他們遙遠而模糊的背影了。

百家爭鳴時候的讀書人是幸運的，那個時候的天空很大，那個時候的歷史舞臺也很大，雖然有些動盪，但畢竟給了他們很大的選擇空間，很大的選擇自由，他們可以"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於是，在不同學派、不同代表人物、不同思想家競相發表對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看法的時候，在他們相互商榷、相互攻擊的時候，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時代誕生了。

這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交流的時代，也是一個寬容的時代。於是，中國的士人們將他們的才華髮揮到了淋漓盡致的極致，他們像天空中耀眼的星星，將歷史的天空點綴的異常亮麗。一時間群星燦爛，以至於讓後來的讀書人黯淡無光。

僅就從經濟思想來看，儘管秦漢以後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至唐宋明清達到新的水準，但可惜的是此後的經濟思想鮮有超過百家爭鳴時期的經濟思想之認識水準；尤其是《管子》一書對經濟問題獨到而深刻的認識，敏銳的發現，都令後人嘆為觀止。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僅僅是短短的一瞬，短的讓人扼腕嘆息。像流星劃過黑暗的夜空，雖然璀璨，但此後卻是漫長的黑夜。他是歷史長河裏的一朵浪花，一朵美麗的浪花。此後的歷史長河，似乎是波瀾不驚，思想的浪花卻難以產生了。

歷史的大河似乎是在沉默中向前流動。要不是有了後來的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百家爭鳴差點就真成了是曇花一現了。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士人們的風光日子也就結束了。從此就進入了漫長而寒冷的冬季。秦朝統一中國，也許有很多值得肯定的進步作用，但對於思想文化而言，對知識份子而言，卻是面臨嚴酷的挑戰。

剛剛從百家爭鳴中走來的士人們，尚未意識到他們生存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天下只有一個主子了，你只有乖乖就範，看主子臉色行事，因為你已經別無選擇。天下之大，讀書人卻已經無處逃遁，你想拍拍屁股走人都不可能了。僅僅是發了幾句牢騷，議論了一下時政，就惹得龍顏大怒，引來了殺身之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手段之殘酷、惡劣，對後世的影響之深遠且巨，千百年後仍讓人不寒而慄。後世的統治者，多紛紛傚尤，從而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如墜深淵、如履薄冰，好似進入了萬劫不復之厄境。

當百姓因為說話而導致身首異處的時候，當有權者以言論罪人而隨意處死的時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也就停滯了。焚書坑儒後的秦朝，表面上風平浪靜，士人們噤若寒蟬，已經沒有了不同的聲音，帝王的淫威似乎效果不錯：到處是歌功頌德的阿諛奉承之詞，一針見血的批評時政再也聽不到了。這正是嬴政所企求的效果。

嬴政希望他的子孫萬世統治中國，然而，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的發展卻證明了嬴政開創的秦朝是中國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僅僅二世而亡。歷史的發展充滿了弔詭。本以為通過焚書坑儒，鉗制言論，不讓那幫書生說三道四，有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可是，嬴政哪裏想到，就是他自己給他的王朝做了掘墓人。焚書坑儒之後，天下緘口，秦朝成了沉默的國度。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及至秦二世，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人們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爆發，強大的秦朝就在瞬間土崩瓦解、灰飛煙滅。歷史和嬴政，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然而，秦朝雖然滅亡了，知識份子們終於可以放鬆繃緊的神經，可以喘口氣了。但秦朝的陰影卻始終揮之不去。這個沉重的包袱，一直壓在他們的頭上。百家爭鳴的好時光，是無論如何難以再次出現了。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中國的士人們，雖然一直在努力保持他們的獨立人格，但卻越來越難了，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進入漢代之後，高明的漢武帝摒棄了秦始皇的簡單粗暴對待思想文化和知識份子的做法，而是採取了威逼利誘、胡蘿蔔加大棒的懷柔政策，讓士人們服服帖帖聽他的指揮。他政治上統一了，也要在思想文化上搞統一。於是，他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知識份子不允許像過去那樣天馬行空、唯我獨尊、奇思妙想了，至於異端思想，那是需要消滅在萌芽狀態的。

士人們或自願或無奈地跳進了漢武帝給他們編織好的籠子，從此成為了統治者的應聲蟲，為統治者的政策做解釋、闡述的工作，越來越成了御用的文人。保持獨立思想、獨立人格，在此後的歷史中也越來越艱難了，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更是空谷足音，少之又少了。

在統一的帝國裏，面對帝王的淫威，士人們的確無處可逃。秦朝的時候，一不小心就會因言獲罪，被活埋，連肉體生命都保不住；漢朝以後，小命也許能夠保住，但需要接受統治者的閹割，把士人們獨立的異端的思想閹割掉，保持和統治者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活下來。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有時候甚至需要士人們自願的自戕，才能被統治者接納和賞識，就像明代的時候，很多貧民為了生活、為了榮華富貴，不惜自己閹割了自己到皇宮中當太監一樣。

我們都好像對太監沒有好感，這些人男不男女不女，由於生理的扭曲而導致心理的變態，往往缺乏正常人的健康心理，做起壞事來更讓人驚心動魄，在漢代、唐代和明代都留下了他們興風作浪、禍國殃民的罪惡。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們這些人的苦衷呢。其實，他們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國歷史腐朽文化的承擔者。

也許，我們也沒有資格去嘲笑被閹割的太監。從本質上看，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份子，和太監實在是難兄難弟，本應該是同病相憐的。那麼如果有士人不願意被統治者閹割，也不願意自我閹割，怎麼辦呢？好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儘管專制主義一直在不斷發展，但仍然放了一條生路給這樣的士人：既然不能和統治者一起飛黃騰達，不願意按照統治者的節奏翩翩起舞，那就一邊自己待著去，閉上你的嘴巴。不能夠兼濟天下，只好獨善其身了。歸隱山林成了他們無奈的選擇。

雖然失去了很多，也無法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夙願，但畢竟保持了自己獨立的人格，畢竟沒有被統治者閹割，也沒有自戕。這是值得慶幸的。歷朝歷代，有多少士人選擇了這條歸隱的道路啊。當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時候，放棄了官員的榮華，擺脫了官場的黑暗，一身輕鬆之餘，是不是也飽含著無限的心酸和無奈呢？中國的知識份子，哪個不是懷抱著建功立業的滿腔熱情呢？可是現實卻將報國的熱情粉碎的無影無蹤了。

千百年之後，我們看到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看到他的困苦和心酸，看到他的悠閑和喜悅，我們是該為他慶幸呢，還是該為他悲哀？在全球化浪潮風起雲湧的 21 世紀裏，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高度的今天，我們不是也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嗎？也許，陶淵明是幸運的，他還有山林可以歸隱，他還可以抒發他的人生感悟，留下了優美的詩篇；那麼，21 世紀的現代人，我們的山林在哪裏呢？在密不透風的現代專制體制下，在思想文化高度統一的封閉環境下，我們想逃到山林自由呼吸也不可得了。我們注定了無處可逃。中國知識份子命運坎坷，命運多舛，時至今日，仍然是步履艱難。

儘管面臨嚴酷的生存環境，但中國傳統社會知識份子的精英們，依然抗爭不已，絲毫不減書生本色，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為此甚至付出了身價性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雖然經歷了西漢武帝的打擊，東漢的士人們仍然未完全收斂他們的桀驁不馴，仍未放棄對國家人民的深深的責任感，他們面對腐敗的政治，依然要擔負起知識份子的使命，要為民請命，為民鼓與呼。於是，引來了統治集團殘酷的殺戮，"黨錮之禍"隨即發生。許多人慘遭殺害，但他們的氣節和人格，卻為我們這個民族增添了亮麗的顏色，成為我們的寶貴財富，成為傳統文化中的亮點。

秦漢以降，中國歷史進入了慘淡無光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士人們也隨之沉浮，其地位降到了歷史的冰點。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儘管秀才滿腹經綸，但畢竟手無縛雞之力，在割據與混戰的動盪歲月裏，英雄無用武之地。進入隋唐之後，伴隨著國家的統一與安定，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士人們終於迎來了一個暖冬，或者也可以稱之為是小陽春。

（我沒有用春天這個詞，也許，在不斷加強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之下，從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角度來看，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春天幾乎是很少見的。）士人們遇到了開明也高明的唐太宗，從而開始走出低谷，開始在歷史的舞臺上扮演自己的重要角色。而唐太宗也樂得為他們搭建一個舞臺，通過科舉考試，將天下的士人們為他所用。

貞觀初年，唐太宗看著許多新考取的進士，排成長隊，魚貫而出，非常高興，對身邊的人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也！" 意思是天下的英雄都被我控制，落入我手中。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英雄入彀，皆為君主所用，這應該是值得慶賀呢，還是埋下了隱憂的種子？

從此以後，中國的知識份子抱定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人生信念，耕讀結合，亦官亦學，走科舉之路，很多人獲得了榮華富貴，實現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的夢想。一大批出身寒微的飽學之士，通過科舉考試實現了自己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由社會的最底層而一躍成為國家高級官員、社會的棟樑。鯉魚跳龍門，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其中的佼佼者，如范仲淹、歐陽修等最為出色。

范仲淹兩歲喪父，其母貧無依靠，遂改嫁朱文翰。范仲淹幼時備受歧視，雖家境貧寒，仍潛心向學，借讀寺院，畫粥斷齏，篤學不輟， 26 歲登進士第，終成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至今仍膾炙人口，鼓舞後人。

歐陽修則和范仲淹相比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四歲喪父，家境貧寒，母親以荻桿畫地教他識字，其艱難困苦絕非常人所能忍受。苦難既能毀滅人，也能鍛練人、造就人。儘管經歷坎坷，歐陽修卻嗜好讀書，從不懈怠；治學嚴謹，從不間斷。文壇上他的"三上"故事，佳話流傳至今。

歐陽修成為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史學家和金石學家，成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對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卓越貢獻，奠定了他劃時代、開風氣、雄踞一代文壇的領袖地位。我一直以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成功，是中國傳統社會科舉制度的成功，是傳統社會的偉大成就之一。

當一個社會最底層的人們還有途徑改變自己的命運的時候，甚至能夠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的時候，這個社會難道不是充滿了活力嗎？難道不是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人盡其用嗎？即使是在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能夠創造出類似范仲淹、歐陽修等成功的故事嗎？且不談反右時期、文革時期對文化的摧殘、對知識份子的無情打擊，即使是1978 年之後，在所謂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之後，我們社會有多少條件甚至比范仲淹、歐陽修等好許多的少年永遠失去了學習的機會，失去了接受起碼的初級教育的機會，更不用說讓這些青少年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了。

即使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儘管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但用於教育的支出卻少的可憐，在世界上屬於倒數的行列，比不上週邊的其他落後國家。難怪民間用調侃而無奈的民謠指出了改革的六大"成績"："房產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瘋；醫療改革提前送終；企業改革下崗停工；政府改革機構臃腫；婚姻改革同居成風。"

當然，還並不僅僅是一個錢少的問題，更有深層的制度原因，使得今天的我們不惟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想到達唐宋的水準，也不可能了。當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面臨輟學而無可奈何的時候，破滅的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前途，而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悲劇。

學界多認為 1840 年之前中國是封建社會，其實自從秦漢以來，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已經是大異其趣了。而隋唐以來採用的科舉制度，國家以之選賢任能，社會不再是靜止或停滯不變，而是流動性強；精英集團基本上是開放的。這和西歐的封建社會那種階級凝固不變、社會缺乏流動，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我的感覺，倒是 1949 年之後，我們的社會有了西方意義上封建社會的色彩，而且日趨濃烈。難怪民間順口溜說，中國現在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虛無縹緲的共產主義。"當我們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廣大農民作為二等公民死死的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當我們社會普通百姓喪失了向上流動的希望的時候，不正和當年西歐的封建社會越來越神似了嗎？在西歐的封建社會裏，貴族的子弟永遠是貴族；農奴的孩子永遠是農奴。而我們也正在朝這個方向走。

唐宋時期，的確是中國的士人們比較良好的發展時期之一。儘管安史之亂後，他們再次被拋到了社會的邊緣和底層，但隨著宋朝的建立，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卻被統治集團慧眼相識；同事民間社會也在他們的身上寄託了極大的希望。當普通百姓看到士人們的身影出現在統治集團中的時候，他們感覺未來有了指望，社會的和平與安定有了指望。

"賢乃國之寶，儒為席上珍"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趙宋王朝鑒於中唐以來的武人割據，為避免重蹈覆轍，實行"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時候，甚至出現了皇帝必須與士大夫"共定國是"的原則。趙宋王朝一方面對軍事將領深懷戒備，極力壓低武將地位，以絕其覬覦之心；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升士人們的社會地位，依靠士大夫治理國家。宋朝這種"右文抑武"的做法，是其職官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同時更採取了其他一些特殊制度以優待士大夫。

我們用這樣的詩句來描述宋朝的情況應該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而且，宋朝時期，宋太祖還立下了 "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約，雖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相對於前後其他歷史時期，士人們的生命總算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保障的。也正是因此之故，在宋儒的身上，我們依稀可以看到百家爭鳴時期士人們的神采，看到他們也有個性張揚的時刻，雖然和統治集團關係曖昧，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原則和獨立性。

最典型的當屬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對持不同政見的冤家對頭：當王安石獲得宋神宗支持主持變法時，司馬光寧願放棄副宰相的職位到地方編修史書，也不願意違背自己的意願參與其事；當宋神宗不再採納王安石的施政方針時，王安石寧願放棄宰相職位，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且，兩人僅僅是政見不同，私德、人品皆值得稱讚，私人關係也未必糟糕。這和後世的儒生僅僅將科舉作為敲門磚，作為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相比，自然是兩重天地：知識份子的自由和獨立，達到了中國傳統社會歷史上能夠到達的高峰。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