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之旅我的中國情結

期待有一天，一個懂得仁道治國，尊重自己優美傳統文化的新中國能夠出現……

十九世紀前往北美洲興建鐵路的中國勞工。（維基百科）

有一所華文學校，本來所有的學生與家長都致力於學習中華文化，但是當一位好事者提倡「掛國旗、唱國歌、掛國徽」時，立刻引起楚河漢界的紛爭……

海外華人即使在異國落地生根，對「中國」二字卻是刻骨銘心，無時不忘，總稱自己為「僑民」。於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承傳千百年的驕傲與榮光，也就流動在每一個華夏子民的血液中，即使綿延兩、三代，也仍舊說漢語、讀漢書，不忘自己是個「中國人」。

然而，曾幾何時，台灣人出國旅遊時，會特別聲明「我不是中國人（Chinese）；我是台灣人（Taiwanese）。」時代演變下，也出現了「美裔華人」、「新加坡華人」、「香港華人」等等的稱謂。分散在各地的外籍華人，漸漸出現各種或大或小的矛盾衝突。以往敵愾同仇、萬眾一心的中國人，為什麼會分崩離析，一至於此呢？

不論是因為營生、避禍或是戰亂，以往的中國人總認為自己遷移他鄉僅是暫時，所以稱之為「華僑」，意思就是僑居當地，終有一日要歸返故土的意思。學者龍應台就舉了一個例子，說明這種忠於民族血緣的之死靡他：當她到古巴旅遊時，參觀當地華人墓園，赫然發現所有的墓碑都清清楚楚的刻上這些人是隸屬哪一縣、哪一村的，同時所有的墓碑都面朝東方──可見老一輩中國人對於漢血統的認本溯源望眼慾穿的渴望。

由於華僑對中國赤膽忠貞的熱愛，身居海外，遭逢風起雲湧的民主巨變，隨著滿清積弱不振、喪權辱國的發展，孫中山先生登高一呼，建立新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瞬間燃起各界華人偌大的希望。當時許多華僑不惜傾家蕩產，只為濟助革命事業。據記載，國父發動十次革命，百分之八十的經費由華僑資助。尤其第十次壯烈的廣州黃花崗之役，經費全來自華僑。成仁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華僑。稱華僑為「革命之母」，可謂實至名歸！

然而家國不幸，對日抗戰旋然又起，海內外紛擾不寧。爾後的中共政權，又因共產獨裁主義、長期與周圍國家處於敵對與冷戰狀態，華僑頓失百年來的依歸。在文革腥風血雨的恐怖震盪與摧折下，華僑不僅逐漸放棄回歸大中國夢想，更爭先恐後的逃離中國。

於是，為了融入當地國家的政權，也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誠，海外華人不再視自己為暫居異鄉的「華僑」，改稱其為永久居留異邦的「華人」。從此，回歸祖國的「華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處於異國謀生、陷於地域與黨派之爭、面對認同異國文化，處理移民地國家種族歧視等種種問題的廣大華人。

近年來，海外華人在各國菁英與專業人士的快速崛起，引發各界矚目。二零零四年，芝加哥市場調查公司SPECTREM集團所作的調查發現，亞裔人士（其中以華人為最多數）在美國的財富迅速增加，成長將近5%。二零零七年，美國聯邦人口普查局於矽谷移民人口的研究發現，華裔移民收入比一般家庭高出許多。據統計，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在美國各族裔家庭中是最高的，比白人家庭高15%，比全美國平均水準高26%，亞裔儼然已經成為美國當代最富有、最有能力的消費族群。

研究亞裔乃至華人富有或是表現卓越的原因，主要在於文化因素。例如他們非常注重教育，是美國族裔中教育水平最高的，也因此大部份從事會計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的職位，子女也因注重教育而延承優質條件。而亞裔人士的家庭結構穩定，少有離婚或分居，擁有傳統的家庭觀念，也是一個突出的特質。

華人之所以能夠成功，並不是一蹴可幾的，其實是歷經了一個漫長奮鬥的過程。一位在台灣結識美國在台協會外籍官員，遠嫁美國十多年，赴美定居後考上會計師，目前在美國華盛頓DC任職會計師的陳柏如小姐，今年三十七歲，育有一女。她說初來美國，幾乎所有的華裔人士都會感受到歧視：「前一位美國老闆就是這個樣子，明明我的能力比較強，但是他會安插其他白人比較高的職位，即使他們的能力與年資沒有我好……直到經營不善，要把公司賣掉之前，才坦白的對我說，很後悔沒有委我以重職。」

如今備受上司與客戶肯定的陳小姐的體會是，來到這裏的華人雖然剛開始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例如上司與客戶冷漠的對待，但是自由的美國會給予豐厚的時間與機會來證明你的能力，而勤懇踏實的華人往往能成功。這也是海外移民的過來人之談。

海外華人秉持著「同源同根，離鄉背井」的心態，本應該互助互持，也會引發困擾。陳柏如小姐說：「這裏的華人交際圈，大部份都會加入教會，而教會有分支分派，從事社交互動，但是像我就沒有，也就比較孤立……。大家抱著的心態都是中國人，本來就要互相幫助，但是就我所知，常常他們也會互相指責對方，或是埋怨連連……如也移民到這裏來的堂嫂和我聊天時，常常抱怨有台灣或是大陸教友的孩子，僅有幾面之緣，但為了小孩留學要找學校，一家子來她家住了很久，就是抱著包吃包住的態度，一大早就等在桌前要吃早餐，好像理所當然的樣子。」

上述的問題還算事小，在海外，若是「獨派」遇上「統派」，或是中國打壓台灣的議題，兩方難免一番唇槍舌戰，不歡而散：「最不愉快的，就是我曾遇到一位大陸高幹子女的移民太太，總是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常常說著要武力統一的話，言語當中很不客氣。」的確如此，造成海外華人分裂的最大因素，就是「政治意識的壁壘分明」。

研究海外華人權威的新加坡學者王賡武教授，在一場由龍應台主持的學術研討會中，就提到一所華文學校，本來所有的學生與家長都致力於學習中華文化，但是當一位好事者提倡「掛國旗、唱國歌、掛國徽」等事務時，立刻引起楚河漢界的紛爭，從此之後學校內永無寧日、爭吵不休，簡直令提議者悔不當初。

美國的《休斯頓記事報》（Houston Chronicle）也報導過當地華人分歧的奇特現象：當地的華人中心有三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中國人活動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以及「台灣人活動中心」（Taiwanese Cultural Center），它們雖然相隔僅幾條街，但政治觀點卻是截然不同。第一所由台灣政府設立，第二所大部份都是來自大陸的華人，而第三所是贊成台灣獨立的團體。儘管外表看來，三家華人活動中心看起來都很像：都提供華語學習、書法、繪畫舞蹈和武術教學，也擁有華文書籍的圖書館、活動舞台和桌球場地。但由於政治意識的隔閡，常會引發政治議題的對抗，彼此攻詰與不睦。華人在教育、藝術與文化上完全的一致推崇，但政治上卻莫衷一是的奇形怪狀，不啻令外人見了可笑、華人感到可悲。

王賡武教授明確表示，雖然不知道未來的文明如何發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這麼多歧異的觀點中，如果能鎔鑄並體現一個高質量的、大家都認同、都喜愛的中華文化，產生一個磁性的效應，那麼不僅是中國人，相信所有旅居海外的華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自然會擁抱中華文化。這是一個至為崇高的夢想，卻也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

無論政治如何分裂演變，中華文化底蘊的深厚綿遠，始終是身為華人生命本質裏最繫戀的一部份。陳柏如小姐育有一女辛西雅，今年十歲，每週六都會到當地禮拜學校去學華語：「大部份的華人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講中文。DC周圍這裏學中文風氣很盛，常有相聲比賽、聯誼會，同鄉或校友聯誼會。」

大部份華人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學中文，接觸傳統中國人思想與觀念。

她進一步解釋：「我希望孩子學中文，主要是讓她能接觸傳統中國人思想與觀念……在這裏，有些西方的價值觀是我難以接受的：目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法、作風都很難讓人接受，年紀輕輕卻很懶散，他們只追求即時的、短暫的快樂，每天刷卡也不顧後果……。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得到中國文化的一些陶冶，但是在這裏，也希望她能在中西文化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從離散流亡的偷渡者、苦力與勞工，到科技、財經方面成就卓越的華裔菁英；從備受排擠、語言不通、迫切尋求認祖歸宗的傳統中國人，到排斥學習漢文字，除了黃面孔、黑眼睛的外表外，自衣著打扮到頭腦思想都極端西化的華人第二代；華人所認同的文化意識與文化斷層，可謂分歧極大。

當問到身為一位在美的華裔人士，對於自己的文化有何期許的時候，陳柏如小姐很誠懇的說：「我希望世界上的人，或是大多數的美國人，可以改善對華裔的印象，當然並不容易，也需要全體的中國人一起努力。我只能要求從自己本身做起……，我在工作上盡力的完成每一項任務，努力做的比別人更好，儘量的達到完美，博得朋友與客戶的欣賞與信賴，就是期待和我接觸的人當中，如果有人對華裔的印象不好，如果他能透過我的勤奮與努力而改變對華裔的印象，那我的付出就值得了……哪怕是只有一個人改變他的印象，那也就夠了。」

海外的華人要如何摒除心結，在異國擁戴屬於自己的文化？中華子民是否仍有覺醒自己乃是輝煌聖裔之後，凝聚漢唐泱泱民族風範意識的一天？

正如同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在一場「中國命運與台灣前途」的演講中所說：「……我有我的民族立場，我知道在海外有各種各樣立場的中國人，我說我只有一個立場，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立場，這個立場說簡單就兩句話，我們一切愛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們的民族進步；我們一切愛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們的整個民族能夠真正地進步，而不會去為了一個部份的局面的利益去影響我們整體的利益，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利益。站在這個民族的立場上，那我們就能夠真正地為中國說話，為了中國的進步講我們的心裏話。」

辛灝年先生的夢想不能實現，是因為有太多既得利益者壟斷與阻絕了說真話的權利。然而能夠預期的是，當有一天，這樣誠實與自由的夢想終能實現之際，必定就是中華盛世再臨的一天。◇

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當地華人對國家的認同。(Getty Images)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東南亞的華人則自稱是所在國華人；而香港和台灣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究竟，中國人和華人有區別嗎？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最後一站是廣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車時，訪問了多個中國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決心：開放關於新加坡民眾不得訪問中國的規定，雖然那個時候距離新加坡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還有十多年。「我意識到要消除國人對偉大『祖國』心懷浪漫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到中國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立國之後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而不是對共產黨中國的認同。「中國在重振文明之後會有怎麼樣的命運和發展，中國人誰也不會懷疑。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續了四千年不曾間斷。我們這些過番客，斬斷了自己的根，尋覓另一種氣候另一片土地重新紮根，欠缺的正是這種自信。」《李光耀回憶錄》

李光耀的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當地華人對國家的認同，他們是新加坡的華人而不是中國大陸的華人。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數量，一般的估計為六千五百萬人。其中台灣兩千三百萬，香港近八百萬，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各國約兩千萬，其他主要分佈在歐美國家。

在英國當電腦工程師的林先生來自馬來西亞，他和太太都是馬來西亞第二代的華人，國語和福建話、客家話都很好。「我是華人，也是馬來西亞移民過來的英國人」，林先生這樣總結他自己的身份認同。但他的女兒，從小在英國長大的Linda卻認為自己根本就是一個有華裔血統的英國人。

「我們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但從小學中文講華語，親戚鄰居很多華人，但Linda不一樣。」林先生解釋說，在先進的歐美國家，華人文化上的優越感遠不及在東南亞，這是年青一輩困惑的地方。

在歐美國家，老一代的華人仍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陳先生從廣東台山來美國已經有三十多年了，至今仍然看中文電視讀中文報紙，但已經生兒育女的兒女們，雖然仍然可以聽懂中文，但用中文完整的溝通已經有困難，而第三代就已經非常美國化了。

東南亞和歐美國家華人的身份認同區別，和所在國家的情況有很大關係。在東南亞華人經濟和社區功能十分發達，而在歐美，華人相對分散，必須非常本地化才能擠入主流社會。

英國BBC電視台曾經播放一個有關福建非法移民的節目。節目中介紹說，香港和鄰近的廣東省居民十分富裕，但北方的福建卻很貧窮，受過的教育有限，他們根本就不是同一種中國人。顯然，英國人對中國人的身份有很多困惑。

實際上，海外中國血統的人士，對自己的國家身份認同也同樣困惑。比如在美國，華人有來自中國大陸，有來自台灣，有來自香港，有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有原先國籍仍然是中國，到美國才入籍的越南、柬埔寨華人，也有早已在東南亞國家入籍之後才移民的華人。

不同類型的華人之間往來不多，有自己的社區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語言和近代歷史。從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即使入籍也是如此），而東南亞的華人則稱自己是所在國華人，而香港和台灣的華人，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通常稱自己為香港華人和台灣華人，但也有人堅持自己是香港中國人和台灣中國人。

海外華人來自不同地區，有自己的社區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語言和近代歷史。(Getty Images)

「華人的稱呼，主要是東南亞、台灣和香港的移民用來區分自己和中國大陸人的，」旅居法國巴黎的學者蔡崇國分析說，「其實中間也並沒有太明確的定義，因為在英文和法文中沒有這樣的分別，如果硬要說的話，可能『中國人』這個說法有更多的對中國大陸的認同。」

中國人移居海外在明末便已經開始了。大量福建廣東的沒有土地的中國人，由於生存競爭嚴酷而移居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各國為主。清王朝一度斥之為天朝棄民，鄙夷之情溢於言表。而海外華人因為較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衝擊，而又對滿清異族的不滿，因此成為孫文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雖然受到母國和所在國的各種歧視，但當年的海外華人往往執著地堅持自己的文化，並且通常選擇不加入所在國籍，或者是不放棄自己的中國國籍。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對海外華人頗為照顧，並承認他們的雙重國籍身份。然而自中共建政之後，出於對共產黨的恐懼，東南亞各國採取不承認雙重國家的政策，當年許多華僑因此寧願選擇回歸中國。同樣，中共政權也不承認雙重國籍，這裏有對海外華人不信任的原因，也有外交上討好各國的原因。

如今，擁有雙重國籍的華人已經很少。由於生計所迫，絕大部份華人選擇歸化外國籍。

旅居在瑞典的茉莉，是在海外活躍的異議作家，一九八九年之後在湖南的監獄中度過兩年時間，一九九二年之後離開中國。「因為身份決定了發言的份量」，茉莉認為，「雖然加入瑞典籍仍然可以寫文章批評中國，但我認為保留中國的國籍，對中共進行批判更有力度，更有說服力。」

不久前剛剛被釋放返回美國的楊建利，和目前仍在中國監獄中服刑的王炳章，也都選擇不加入美國國籍。這種堅持以中國國籍身份對中國制度進行批判和（希望）改造的態度，在海外的異議人士中並不少見。

海外民運活動人士楊建利及王炳章等人，堅持以中國國籍身份對中國制度進行批判。圖為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楊建利在返美後參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奧運自由衫跑步活動。(新紀元)

記者在英國曾經見過一位黑人的譚先生。這位譚先生並不是長得黑，而是根本就是一個黑人。他得知記者來自中國之後，對我自稱他也是中國人，見我不信的樣子，便拿出他的證件指給我看，他確實是姓：Tan。

他告訴我說，他的爺爺上世紀三十年代從廣東農村去牙買加當了甘蔗農場的工人，後來自己開了商店，娶了一位黑人妻子。譚先生的父親是最小的男孩，也娶了黑人為妻，因此我見到的譚先生，完全就是一個黑人的模樣了。

譚先生說，爺爺堅持在家中說中文（估計是粵語），所以他的伯父和姑姑們都可以說一些中國話，但他父親卻只能懂而不會說了，譚先生對此十分遺憾。他說，爺爺後來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但家中仍然有祖先牌位，伯父和姑姑都仍然按時上香。

這讓我十分好奇和吃驚，但最讓我吃驚的是，這位完全不會中文的黑人譚先生後來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並讀了多本中國歷史書籍，當然是英文書。他總結說自己最不喜歡日本人，原因是「中國強大幾千年從來沒有入侵日本，但日本一強大馬上就侵略中國。」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自稱是中年「憤青」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泉，他大為興奮，認為這證明了吾道不孤，不但有為數眾多的中老年「憤青」，也有海外的黑白「憤青」呢。

中國文化中最令人疑惑內容之一，就是「忠」和「仁」的關係。忠孝仁義，是對中國文化的高度概括，忠的對象是：天、地、君、親、師，君代表政權，作為人倫世界中「忠」的第一排序。然而孟子說：「王有過，諫之，再諫不從則去。」而且，中國人並不認同萬世一統的政權，「為君不仁，征伐可也」，所以中國人同樣認同湯武革命。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想過要「東渡九夷」移民朝鮮。

現代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政權的認同，經歷了極為極端的周折。中日戰爭期間，東南亞華人同仇敵愾，集資抗日，熱血冷骨，顯示了對當時國民政府政權的高度認同。

共產黨建政之後，華人大部份仍然持有相同的態度。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主要組成人員多為華人，民眾間因韓戰中共對抗全球第一強權美國而感自豪。然而中共對「海外關係」的整肅，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卻硬生生改變了東南亞華人的態度。

在中國經歷了中共徹底改造之後，如今中華傳統文化更多地體現在海外華人聚落。所謂「禮失求諸野」，實為當今一大寫照。因此可見，海外華人的這種身份認同，更多的是中國承傳了千年的文化，而不是政權。

已經去世的國學大師錢穆，把中國文化歸結成為「道德和藝術」，以和西方的「宗教和科學」進行對比。他認為道德和藝術，正是一種向內的文化，因此中國人不以外面的指標作為人生的標準，儒家重道德，而道家是藝術。這和我們通常的淺表認識大為不同，究竟《道德經》是老子著述的。

錢先生認為，中國道德的中心是「人倫」，修身齊家治國，從人倫而天下，由內逐漸而外；而道家的藝術，不反映在可以由人評論鑑賞和可以出售的外部世界，而反映在心境上。恰如莊子所說「官知止而神慾行」，停止了外部的認知和追求，才能發展人類內在的神性。

錢穆認為，中國的改造必然由傳統的中國人倫文化而起步，這正如要登山必從腳下第一步開始。別人的路再好，我輩也只能從腳下這裏開始。他認為中國的士文化有十分先進和優秀的成分，去粗取精分清良莠，將有大成就。誠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不良成分，也有很多落後的內容，但精華仍在，經過數千年的鍛鍊，改造之後完全可以和現代社會配合而成長。

而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等於失去了繼續生存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華傳統文化的巨大生命力，決定了中華民族巨大的生命之力。尤其在當今世界物質化外求的潮流下，更顯得異常可貴。

華人在東南亞的成功，除了忍耐、變通和更為刻苦耐勞之外，鄉黨、宗族、行會等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些「非政府組織」都是根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運作的。

一九八八年李光耀在北京和趙紫陽見面，趙紫陽當面問李光耀對《河殤》的看法，李的觀點是，《河殤》太悲觀了。他認為日本和四小龍的實踐證明，家庭、宗族和國家認同，社群利益優先，以及忠孝仁義的儒家價值觀在現代經濟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是儒家價值觀，在現代經濟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完全可以很好地適應當今世界發展的最佳範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真正追究到文化優勢的卻很少。十多年前，「亞洲價值觀」被提出，受到了許多人的批判，當然也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事實上，這個「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是儒家價值觀。否則很難解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儒家文化傳統更深的地區和國家發展速度更快的事實。

李光耀的觀點值得重視。關鍵在於，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並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需要和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相融洽。儒家的「人倫」道德，容易導致政府官員家族和宗族腐敗，因此現代西方的人權、法制和民主等價值觀，是一個重要的平衡機制。而中國的真正復興，必然需要借鑑中國大陸之外華人在這兩方面平衡整合的成功經驗。◇

香港回歸中國十個年頭了，但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民眾對「中國人」有多少認同？地道港人Freeman說：「身為中國人，我絕對是愛中國的文化，而不是愛這個政權。」

曾幾何時，香港被稱作世界最大的華人街，本來屬於中國領土部份的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一百多年。雖然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十個年頭，但在「一國兩制」的前題下，習慣了自稱「香港人」的香港市民對「中國人」這個名稱又有多少認同？

香港被稱作世界最大的華人街。(clipart)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我是拿中國護照的，我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覺得有人權思想、有人道精神，能做一些對他人有益的事，這就是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與愛護中國是沒有大分別的，我們國民身份認同並不是愛—個政權、一個政黨，而是愛中國的同胞，愛中國的大地山河，愛中國的傳統文化，即使是持有別的國籍，也不妨礙你做這幾樣事。」

司徒華認為，作為華人，當然對中華這個民族會更加關心，談到人權、人道、幫助他人也都應該從身邊做起：「如果我們對自己身邊的人不關心，又如何幫助其他的人？中國人是我們的同胞，假如我們愛全世界的人，首先應該關心的是中國人。」

REBUILDHK網主Freeman是很地道的香港人，不過，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不再只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他說：「香港回歸後，我覺得很明正言順地我是中國人，尤其經過十年的時間，我覺得回歸後，自己的角色也慢慢地改變。無論叫我做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意義不大，但我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改變的，以前會關心香港的事務，現在會擴展到關心國內的人和物。」

還記得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於二零零五年四月被捕後，同年八月五日，中共官方新華社報導程翔被控以間諜罪正式逮捕後，接著是「輿論先行」，部份香港親共媒體接連對程翔進行了負面的報導。

當中包括傳出自稱其情婦的人物出現，後連日報導指程翔因為結識「情婦」黃偉而誤墜間諜網。此時，當事人黃偉專程由深圳來港，接受媒體採訪，斥責有關媒體捏造事實，並強調她與程翔只是朋友，她並否認曾經出賣程翔。

當黃偉接受採訪完畢後，電台有聽眾打電話說，覺得在中國發生這種事，有感愧作為中國人。

程翔於二零零五年四月被捕後，部份香港親共媒體接連對其進行了負面報導。圖為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程翔獲准假釋返港後首次公開露面。（Getty Images)

去年有機會在印尼逗留了兩個月，知道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兩次嚴重的排華事件，一次是六十年代，另一次是在八十年代。不像在其他地區，印尼華僑的外貌，很多更像印尼本土人而不像中國人，從名字上也看不出他們的中國血源。

印尼曾經發生過兩次嚴重的排華事件。圖為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印尼雅加達發生排華暴動，華人商店遭焚燒，民眾正忙著搬運貨物。(Getty Images)

在我接觸過的印尼華僑中，有告訴我說，不希望做中國人，寧願是印尼人。也有印尼華人認為，不應該突顯華人的背景，而是應該同化當地的文化！從印尼華人的外貌、他們的心態和想法，我看到了生存本能的一種反射，急於融入主流社會的背後，隱藏了中共迫害中國同胞的見證：中國華僑在印尼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排華事件都在中共奪權後發生的。

六、七十年代，不少的印尼華僑回中國，說是為了建設祖國，滿腔熱情換來的是財產的掠奪，無盡的批鬥……

現在印尼的華僑圈子也是中共緊盯的範疇，一些華僑出於希望祖國強大的心態，誤以為中共的霸道強勢是一種強國表現，不願去深研中共侵犯同胞的纍纍罪證。

問Freeman可有身份認同方面的疑惑？他說，前一陣子香港流行講「愛國論」，在這之前，確實感到自己在概念上有點混淆，很想去釐清這些概念，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愛國不等於愛黨，他說：「愛我們的同胞，愛我們的文化才最重要。」

Freeman續說：「身為中國人，我絕對是愛中國的文化，而不是愛這個政權。」聽到印尼華僑的情況，Freeman有感華人仍在苦難中，在香港還是比較幸運！

民主黨中常委林子健認為自己「當然是中國人！」他說，因為家裏的教育從小就灌輸他民族感情，所以他很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對於一些中國現時的現狀，林子健覺得這不代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我覺得現在中國除了需要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外，還需要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倫理和道德操守，這是中共建國（奪權）後造成的很大的破壞。

現在人與人互相之間的不信任，看到中國毒食品如頭髮醬油、大頭嬰兒奶粉等，可以看到做奸商的全無人性和良知，這是整個中國社會現在的狀態，共產黨執政期間，子女鬥父母、學生鬥老師，人與人之間不信任，這是文革所帶出來的後遺症，這就是共產黨的統治！」

林子健認為，現在強調經濟發展，講利字當頭，以經濟掛帥，都以賺錢為先，毫無道德操守，倫理道德沒落，不是一個富強中國。他說：「富強不單是看經濟，還要看國家的公民教育等，這樣才能成為富強的中國、令人驕傲的中華民族。」

保育人士何來說：「我看我自己首先是一個香港人，然後才會看我作為華人這個身份，因為地區性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雖然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十年，但中國這個國籍對何來是模糊的，她說：「對於曾經在殖民地生長的人，對國家的觀念是模糊的，我需要思考國家觀念的認同感和我們的生活狀態到底是一種什麼的關係……我不認為，我外表是中國人，我就是一個中國人。現在的香港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認識很簿弱，甚至不認同，因為港人沒有本土資源去把持這種價值觀。」

當了一輩子家庭主婦的港人溫太太說：「總括來講我是中國人，但如果要將華人、中國人、香港人分開來講，又是一種分化，我自己覺得我是中國人，無論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就算我曾經有過英國護照，我都是屬於中國人，因為我的確是中國裔。」

溫太太感概地說，「本來中國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在以前亦出過很多文人，孔子、孟子、莊子等，中國傳統的思想是很好的，但為什麼現今會變成這樣？後期我們中國人很自私，自己人鬥自己人，突然間沒有了那些文人，不是鬥死就老死，在文革時，文盲是最好的，可能是容易管治的原因，要管治他們的思想，（中共）不要給人民思想太開明，聰明和有智慧，那政府就好做事，那中國就是這樣斷層了，沒有文化去約束人的心。」

她續說：「雖然我已作為外婆，但對於我的女兒及孫女，都是讓她們有個人思想，我不可能控制她們的思想。」溫太太也覺得現在香港的年青人缺乏自信和沒有一個目標，就算有理想有目標，也都不夠遠大和正確，所以對現時的年青人太失望。

當文員的岑小姐認為，自己在香港出生叫香港人，現在已經回歸中國，那就更加肯定自己是中國人。她認為，大多數香港人沒有民族意識，回歸中國後，自己覺得開始有尋根的感覺。

在香港退黨服務中心，有一位青少年對退黨義工表示，覺得中共太壞，不願做中國人，長大後要到外國去！生活在中共的統治下，黨國概念被有意地混淆，需要一番的思考，才能辨識那些偷梁換柱的技倆。

回歸十年，在香港人尋根的路上，尋回的不單是釐清了的概念，還有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