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7日，當邱吉爾的軍需大臣的任命宣佈後，立即引起了輿論界和政界的強烈反應。《晨郵報》的評論尖刻地嘲諷道：“儘管我們還未發明永不沉沒的艦船，但我們卻已經發現有不會倒臺的政治家。……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預料，他會繼續鑄成有損於國家的大錯。”知名社會活動家貝雷斯德福等宣稱：“首相無權做出這種違背公眾輿論的任命。”

保守黨的政治家們紛紛起而反對：陸軍大臣德比勳爵以辭職相威脅；殖民地事務大臣沃爾特‧朗寫信給勞合—喬治說，這“很難讓我的許多朋友繼續給予支持”。保守黨後座議員們不僅集會表示反對，還組成了一個40多人的代表團約見了博納‧勞，向他提出質詢。這些敵視邱吉爾的情緒“使內閣危機日趨嚴重，威脅政府的生存”。

儘管博納‧勞對勞合—喬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邱吉爾一事很感惱火，但是從大局出發，他不願意因此事而斷送了聯合政府，因此他表態說，如果首相認為這項任命有助於打贏戰爭的話，那麼他有權作出這項任命。這才使反對浪潮逐漸平息下來。此事使邱吉爾認識到他是多麼地不受歡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勞合—喬治原來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這使他在性格和處世上都有了些變化。雷平頓曾評論說，邱吉爾“看起來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從未見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這樣好的變化”。

勞合—喬治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對邱吉爾其人做過深刻而較系統的剖析，勞合—喬治寫道：

“為什麼保守黨人如此冷酷無情地反對他呢？自然是他過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對他的憤恨。他做事從來不留餘地。他退黨後攻擊自己原來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熱諷自己過去的觀點，給自己造成長時間的嚴重後果。戰爭開始後，民族危機迫使各黨派進行暫時的休戰，黨派糾紛和內部爭論暫時停止，或者是被忘卻。

但是，保守黨人忘不了、也不寬恕邱吉爾轉到敵對營壘裏去的行為，忘不了正在保守黨混亂不堪的時候，他向他們猛烈開火，給予致命的打擊。倘若他在自己成長的政治家庭裏是一個忠實的兒子，那麼對他參加達達尼爾海峽打敗仗的責任就會不加過問，其他方面的犧牲也將是為人民作出的貢獻。邱吉爾的錯誤成了憤怒的保守黨人懲罰他背叛黨的最好藉口；他們用他自己的恥辱當作鞭子把他趕下臺，而揮動鞭子的仿佛不是愛報復的黨員，卻是忠於職守的愛國者……”

“邱吉爾的政敵承認，他有傑出的天才，他剛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們提出一個疑問，與英國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相比，為什麼他的崇拜者多，擁護者少？他們指出，在政治上處於最困難的時刻，連伯明罕的約瑟夫‧張伯倫和蘇格蘭的坎貝爾—班納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當地人的堅定支持。邱吉爾從來不會在自己周圍籠絡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於維護這方面的關係。這一點僅僅用邱吉爾從一個黨投到另一個黨的情況來解釋是不行的。

英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偉大的活動家並不是在哪個黨內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個黨裏結束它。可見，真正的原因不在這裏。他們問，為什麼他如此不可信賴，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們自己是這樣解釋的。邱吉爾的頭腦就像一台強有力的‘機器’。但是構成這台‘機器’的材料有某種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礙‘機器’的正常運轉。這是怎麼回事呢？批評家們也說不明白。一旦‘機器’出故障，不僅他本人，連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們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們的意見，在鑄造他的‘金屬’中隱藏某種致命的弱點。當時邱吉爾的批評家們就是利用這些弱點作為拒絕發揮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們從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時刻必須加以利用的缺點，而這一缺點可能帶來的新的危險又不得不防。”

“對於他的才幹，我另有看法。我認為，在他的行動可以受到監督的條件下，他那善於創新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是無價之寶。誰都不懷疑，他具有遠見卓識、富於想像的天賦。他關於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的設想，還有他最先瞭解坦克的意義，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他這方面的才幹。具有這種才能的人是罕見的，十分難得。在極其危險的時刻，應當充分利用這類人。
如果能夠警覺地對待他們，他們單獨做出的貢獻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貢獻大。

“我認為，這就是應當讓邱吉爾進入政府的理由。我瞭解他過去的保守黨朋友對他的仇視情緒，也知道，如果讓邱吉爾在政府裏任職，我要冒很大的風險。當邱吉爾的政敵聽到我的打算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那種瘋狂勁頭，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在幾天內就發展到如此地步，內閣籠罩著危機，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我承受了這一切風險。儘管我偶爾後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對的。我的同事們有些猶豫，我還是堅持己見，因為邱吉爾對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了戰爭的勝利需要大量的軍需品，他使軍需品的供應不斷增加。”

勞合—喬治最後說：“邱吉爾的前途取決於他以後能否使人相信，他不僅勇敢，而且謹慎。”

就像邱吉爾在任商務大臣時那樣，他現在不得不辭去丹迪市的議席，再參加補缺選舉以求重新當選。由於兩大政黨間的競選戰已告暫停，所以與邱吉爾競爭的只有反戰的禁酒主義者愛德溫‧斯克林傑。邱吉爾在丹迪市發表了幾次演講，他強調自己是主戰派，對取得戰爭勝利有堅定信心。“如果說在這個島國的歷史上，不列顛有一段堅如磐石的時期的話，那就是現在。”他要求選民們不要為次要的爭議，比如說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諷對手“打算同德國媾和，以阻止在蘇格蘭進行的酒類買賣活動”。他的妻子克萊門蒂娜在他因公務必須返回倫敦時，代替他在集會上發表演講。結果，邱吉爾以超出對方近3倍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當選。

軍需大臣不是戰時內閣成員，不能參加重大政策的制訂，所以邱吉爾曾私下抱怨說，他只是“執行戰時內閣命令的小夥計”。但是這個“小夥計”卻領導著一個約12000人的龐大組織機構，並使英國大部分工業部門高速運轉。邱吉爾的前任們由於只沉溺於“煩瑣的和並不重要的瑣碎事務之中”，都未能對該部的各個部門實施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導致了嚴重的混亂局面。邱吉爾的老朋友喬治‧裏德爾等人事先提醒他說，軍需部絕大部分“身居領導地位的人”都不怎麼聽指揮，因此必須對軍需部進行較大改革，需要設立某種執行委員會來控制該部的50個下屬機構。

邱吉爾到任後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於是他建立了軍需委員會，由10余名成員組成，其中大半是實業家，由他們每人分管幾個部門。他把埃迪‧馬什召來任私人秘書，又把原海軍部的秘書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馬斯特頓‧史密斯請來負責軍需委員會的秘書處工作，很快就理順了軍需部內的關係，使各項工作順利地開展起來。他在9月初寫給勞合—喬冶的信中說：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門，幾乎與海軍部一樣富有意義，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既無須與海軍將領爭執，又不必與德國兵作戰；我為能同所有這些聰明的實業家在一起而感到高興，他們正在竭盡全力幫助我。同能幹的人們在一道工作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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