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1916年5月9日，邱吉爾在返回倫敦的當天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獲准回來休假”，並打算“繼續盡其在議會和政治上的職責”。過了三周，《倫敦公報》宣佈，W‧Z‧S‧邱吉爾放棄了他的中校軍銜。這是陸軍部批准邱吉爾退伍時的一個附加條件。從此之後，邱吉爾就再也不能要求在軍隊中任職了。
邱吉爾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來，不僅需要一定的經濟地位作保障，還需要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名譽。前一件事的解決在他來說要更加容易。作為一名著作豐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著地位顯赫的政治經歷，他的文章可以輕易地換取豐厚的報酬。1916年7月，他為《星期日畫報》寫了4篇文章，並獲得稿酬1000英鎊。照此計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取不比他當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對的報業巨頭，並不反對利用他的影響力擴大報紙的銷路。《星期日畫報》的編輯稱，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該報的發行量就達到了250萬份的創紀錄數字。
但是邱吉爾要想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聲譽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達達尼爾事件給他造成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致於他的演講往往被“達達尼爾的事怎麼樣？”的叫喊聲所打斷。因此，他渴望政府儘快公佈有關達達尼爾海峽和加利波利戰況的檔。議會中要求公佈有關此事檔的呼聲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來並不願意公佈有關檔，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無視議會的要求。最後找出的折衷辦法是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聽取有關證詞，並負責提交一份有關此事的報告。
達達尼爾海峽戰事調查委員會由克魯默勳爵主持。1916年9月，該委員會開始聽證。邱吉爾於9月25日開始作證。他對調查委員會聲明，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計畫，在批准實施時得到了有職有權的海務大臣們和海軍顧問們、首先是費希爾的明確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經海軍專家們的同意之後才做的。但是，“我在這裏要為對我提出過內行的勸告和那些參加戰事的人辯護。這包括所有的人而無一例外。因此，我要說，我不希望將責任轉嫁到在海軍部任職的任何一位軍官身上”。邱吉爾認為，“對這些戰事進行非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變化無常的因素。所有的戰爭都是玩骰子遊戲。勝利只能同各種冒險交織在一起”。不過他也承認，在導致失敗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其中陸軍反復變化的態度使基奇納應負一定責任。
10月4日，調查委員會舉行會議審查邱吉爾的證詞。他所說的大多數情況被費希爾所確認。費希爾稱讚了邱吉爾，說“他具有勇氣和想像力！他是一位富有戰鬥精神的人！”此外費希爾還指出，達達尼爾戰事最熱烈的支持者是繼任海軍大臣的巴爾弗。
1917年1月調查委員會發表了第一個闡明此事的報告，其中對邱吉爾進行了批評，認為他未能確保把“海軍顧問們的看法明確擺到戰時委員會的面前”。但報告主要的批評對像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陸軍大臣基奇納。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這一期間沒有召開過戰時委員會，同時戰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給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確性的感覺。報告批評基奇納未能好好利用總參謀部，從而導致“指揮混亂和缺乏效”；此外，他在調派軍隊方面也有貽誤戰機的問題，因此曾遭到邱吉爾的抗議。但是由於基奇納已於1916年6月在去俄國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為自己辯護了。
儘管邱吉爾對這份報告並不滿意，認為它“粗枝大葉，很不精確”，但他在下院仍說它是“一項公正的檔”。對於邱吉爾來說最為關鍵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擔的責任，現在由這個國家從議會、軍隊和艦隊的整個一代人中湧現出來的一批最傑出的人來分擔了。”因而他卸下了一個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上的被動局面，為他東山再起帶來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間，邱吉爾在下院顯得相當活躍。他經常作為反對派前座議員的發言人，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來批評政府。他對後方的大量兵力浪費現象提出批評，為傷亡慘重的前線部隊抱不平；他主張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項積極的募兵政策；他對把傷癒士兵再派往前線提出異議，認為應徵召未服過役的人去代替；他對法國戰場上的大規模進攻戰提出疑問，認為代價太大而並未達到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還對英軍後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據的指責；他認為應對航運業實行國家控制，降低運輸費用；他主張對食品實行定量供應，以取代單靠提高售價來限制消費的不妥對策，因為漲價是“最殘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對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邱吉爾還花費時間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緊迫問題寫了許多文章，試圖在輿論界直接施加影響。
在政府內部，勞合—喬治在許多政策問題上的主張與邱吉爾極為相似。勞合—喬治對首相阿斯奎斯的許多做法心懷不滿，早有意圖動搖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經有過幾次大的政策分歧，勞合—喬治以辭職相要脅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協。但是時至11月初，政府在關於尼日利亞的敵產政策問題上又發生重大分歧，使雙方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 下院就此問題進行了投票，321票對117票的結果使首相一派敗北。勞合—喬治將這次投票結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發難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標誌，他向首相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組政府，建立一個指揮戰爭的小型委員會，把戰爭的指揮權由首相等少數閣員手中移交出來，要求政府採取更大的步驟以確保戰爭的勝利。阿斯奎斯拒絕交出權力，於是勞合—喬治提出了辭職。當保守黨領袖博納‧勞在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勸說下轉而支持勞合—喬治時，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辭職。12月6日晚，英王召見勞合—喬治，要求他出面組成新政府。
邱吉爾本來以為勞合—喬治的新政府中會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的頑固反對，勞合—喬治只好把邱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邱吉爾知道後極為生氣，從F‧E‧史密斯家中憤然而去，認為勞合—喬治“對我不好”。其實他並不知道事情的內幕。 儘管勞合—喬治與邱吉爾在過去曾有過一些分歧，但勞合—喬治對他相當瞭解，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本來勞合—喬治有意讓邱吉爾參加新政府以發揮他的才幹，但來自保守黨的強烈反對使他未能如願。勞合—喬治曾就此事在回憶錄中寫道：
“溫斯頓‧邱吉爾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為政府的重要參加者，是當代最傑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當首相時，他已經有幾個月不當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黨黨員。他出眾的智慧、不容懷疑的勇氣、孜孜不倦地認真研究軍事藝術的精神，能夠使他成為戰時內閣的一位重要成員。在這裏，他那容易衝動和喜怒無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見在被採納前可以經過討論和檢查。像他那樣性情急躁和智慧無窮的人需要嚴格控制。遺憾的是，保守黨大臣，除了巴爾弗和愛德華‧寇松以外，都一致堅決反對他參加政府。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把排除他作為自己參加各部領導的先決條件。博納‧勞特別不信任他。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說服博納‧勞不要反對邱吉爾，並提出理由說，讓邱吉爾當個批評家要比他作為政府的一個成員更加危險……博納‧勞回答說：‘我寧肯讓他始終都是我的對手。’”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遺憾。我不能為了讓邱吉爾能領導一個部而冒有損於政治聯合的危險。政治聯合是政府的基礎。”
12月10日，勞合—喬治通過他們共同的朋友喬治‧裏德爾帶口信給邱吉爾，向他表示了歉意；並答應一有機會就幫助邱吉爾。勞合—喬治的確這樣做了。他先建議讓邱吉爾擔任航空委員會主席；當這一嘗試失敗後，他又安排邱吉爾擔任軍需大臣。這一次勞合—喬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斷，他先把反對邱吉爾的主要人物諾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國，然後改派現任軍需大臣艾迪生去負責研究戰後重建問題，接下來未同博納‧勞進行磋商，就宣佈了對邱吉爾的任命。這一冒著政治風險的任命成為既成事實，使被排擠出政治圈外長達20個月之久的邱吉爾又重返政壇。——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