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看中國記者界腐敗現象

【大紀元11月9日訊】(BBC中文網站/尤翠茵報導) 11月8日，中國記者節。和護士節和教師節一樣，記者節是中國三個僅有的行業性節日。

可中國記者真的那樣受到尊重嗎?

「打點記者現在變大事啦！」、「防火防盜防記者。」、「不要錢、不罵你的就是好記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曄一口氣數著。

看來現在的中國記者不是每一個都值得在記者節被歌頌。

陸曄說看到新聞系學生辦活動最忙碌的是拉贊助，活動內容講甚麼變得不重要，因為沒有贊助，便沒有錢，沒錢便很難吸引人家來報導。

學生時代已經開始被污染了，更不要說不時出現一些冒充記者敲詐企業的新聞。

最近一起將記者以及假記者問題推向聚焦點的事件，就是《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蘭成長因威脅揭露黑煤礦而被毆打致死一事。

關注新聞自由的組織如無國界記者等認為此事顯示中國記者受到粗暴攻擊，十分值得關注，但當地警方卻說蘭成長在死前預謀勒索有關煤礦。

誰是誰非？讓人納罕。新聞自由和腐敗怎麼好像變成了孿生兒?

作為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記者，感受很複雜。思想走回多年前。

「不要問不要臉的問題！」

2000年，我到北京採訪人大政協會議的時候，其中一項工作是採訪當時的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與國家領導人的會面。

那次會面在人民大會堂的香港廳舉行，大家可以拍攝三分鐘到五分鐘的領導人握手時間。香港記者沒甚麼機會可以向國家領導人提問，這五分鐘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看誰的問題可以得到領導人「垂青」回答。

領導人還沒有進場前。一個國務院男新聞官粗聲粗氣的向我們吼叫：「你們不要問一些不要臉的問題！」

在另一個場合，一個更高層的國務院新聞官衝著我說：「你公司過去的記錄不好，不用想我們會接受你的採訪！」

「不要臉」？「記錄不好」？這是甚麼意思？他們說的「不要臉」是質疑領導人決定的問題，他們說「記錄不好」的機構是香港最受市民信賴的傳媒機構。

過去種種的經驗讓我發現，新聞在中國大陸是權力機關的一個工具，記者只可以在狹窄的空間中做一點的事情吧。中國記者總像被綁手綁腳，沒有甚麼新聞自由可言。

他們的報導可以到某些層面，但是一越雷池半步，便會粉身碎骨。

但是這些年來，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似乎已經走出了我這套思想。越來越多的揭露行政失當的報導，越來越多的批評報導，但是也越來越多一些記者敲詐企業的新聞。

競爭會帶來腐敗？

陸教授一口氣說了數個案例涉及記者敲詐的案例：《財經時報》記者、《中國食品質量報》四川記者站副站長、《消費日報》浙江記者站以幫助「曝光」採訪對象的方式騙取金錢、《中國工業報》河南記者站常務副站長要挾當地建設局、《中華工商時報》浙江記者站站長以發表批評報導曝光相要挾……

腐敗的原因是甚麼呢？陸教授說問題是競爭太大，而記者站往往是總部創收的重要渠道，於是記者站要尋租，而這當中就出現了發生問題的空間。

就像《中國貿易報》關於山西記者站蘭成長被毆打致死事件，他是不是「真記者」好像變成一個重點。報導說蘭成長在死前給分配了一年十八萬元的創收任務，這事都是意有所指，但當中的真相是怎樣呢?

陸教授說，在大陸「一個記者可以毀掉一個企業」，所以不論是否真有其事，於所有報導，企業都會給錢打發，就是有了這些空間，才會誘發貪婪的人性。

她說：「選擇當記者的人，一般來說不會是想發達的人。可是記者生存狀態不佳，社會地位、職業保障都很低，階層分化導致心理失衡，這是其中讓記者走上腐敗的原因。」

倫理邊界泛化，「車馬費」或「紅包」被媒介行業視作新聞生產過程中消息源付出的必要成本，成為默許的職業習慣。

但制約貪婪人性的制度呢?

陸教授說，批評報導本質上是行政系統自上而下授權媒介，對下級單位進行監督的報導手段，所以在缺少行業監管和職業道德約束時，很容易演變為利用行政系統獲得社會資本向下級單位進行「權力尋租」的腐敗行為。

「記者可毀掉一個企業」？

在一個香港記者的眼中，這樣的事情不可想像的。要競爭，靠的是各做各的新聞，看誰更受到關注和歡迎，要找廣告或是其他金錢上的東西，都是由傳媒機構的商業營運部負責。別說收紅包，只要收到禮物，都是要捐出來的。

而且在一個講究公信力的媒體環境，所謂「一個記者可以毀掉一個企業」的情況根本便不發生，因為讀者會分析真假，記者也會很介意自己說話的真假。

還有在一個開放的空間，你可以買通我給你蓋著這個黑材料，但你可以買通另外所有的記者為你蓋著同樣的黑材料嗎?

事實上，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要求各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對報社記者站人員重新登記，希望作更多規管。結果管是管了，做新聞的限制更多，但敲詐勒索的情況還是偶有發生。

後來和陸教授再談，她說：「當局也在整治，但是和所有領域的反腐敗一樣，制度性的原因，如果制度不根除，總歸是治標不治本……」

想起一個比喻，在中國反腐敗，就好像自己坐在椅子上要搬走椅子。同樣適用於一個和行政當局充滿扣連的新聞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