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06日訊】我的父親是中共所謂的「老紅軍」，在這種家庭背景下，我畢業後從事了和我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的公安工作。我是「二級警督」，這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中女警最高的級別。
對社會的失望中找到希望
我的工作讓我常年和各種各樣的犯人打交道。那時的我，酒杯不離手，香煙不離口，一根接一根，一天三包到不了黑；工作中頗有威嚴，有一種「你別惹著我，你要惹著我，我跟你沒完」的作風。很多犯人一聽到我的名字都害怕，一旦他們被抓，就謊說是我兒子，刑警就把他們放了。後來刑警們問我有幾個兒子，我聽到後說：「我就一個兒子，從來不幹壞事。再有這樣的，給我狠揍。」我對壞人嫉恨如仇，決不手軟。
在辦案中，我秉公辦事，為民做主。那時，我相信，只要把社會上的各種壞分子清理掉，社會就會好起來。
可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完全改變了我的想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個外地包工隊頭頭在本地耍流氓，案子交到了我手裡，在我正準備著手調查的時候，那包工頭的的同夥衝進我的辦公室給了我一個耳光，揚言：如果我調查，會讓我吃不了兜著走。
打人者當時就被抓了起來，可是沒幾天就被放跑了，原來是市委書記打了招呼。打人者和市委書記有關係。
我哪裏受過這窩囊氣啊！為了這一個耳光，我開始上告，狀告市委書記和動手打執法人員的凶手。我的狀子一次次地向上告，上邊一次次地派工作組下來，可是都是一屁股坐在市委書記那邊，都被腐敗過去了。
我嚥不下這口氣，利用家庭關係，上告信寫給了中央某常委，上邊派人下來調查，可是，來的人受賄後全都做出一個假調查上報了事。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接受不了。
我想不通，我秉公辦案卻挨打，壞人逍遙法外。
我慨歎，像我這種身份的人都遭到這種待遇，老百姓可怎麼活呀！
我蔑視那些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大小官員們，表面上唱著高調，背地裏都是官官相護，沆瀣一氣。
共產黨完了，沒有希望了。
從那以後，我開始進出廟宇，期望在佛教中找到心靈的寄托。可是不久我就發現，現在的所謂佛教也不是一塊淨土。我又一次大失所望。
看到社會上的人們在花花綠綠的物質世界裡盡情地享受著，我感到很悲哀，可是，我又很迷惘，人生在世，到底甚麼是我要追求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法輪功開始在中國大地傳播。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聽到了「真、善、忍」。這三個字在我心底發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我到處尋找法輪功，尋找煉功點。為了找到法輪功，我特意跑到北京，通過父親的戰友，在總參大院我終於找到了法輪功，得到了《轉法輪》。從此我開始了真正的修煉之路。
大忍之心化仇恨
我在公安系統工作，打罵別人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現在我修煉了，要聽師父的話，要做一個符合「真、善、忍」標準的人。說說容易，做起來還真難，但是再難我也要改變自己，因為我是個修煉的人了。
有一次我的西鄰居家裝空調，打眼打在我家的牆上，我和打眼的小伙子說：「挪挪地方。」鄰居家的小伙子聽到了，破口大罵，用非常污穢的語言來侮辱我。我聽了心裏很難受，我比他媽還大的多，他怎麼這麼沒教養呢。他的罵聲招來很多人。我在家不出門，只想著：我是修煉人，遇到矛盾要忍。
不管那小伙怎麼罵我，我就不吭聲，一心要以大忍之心來化解矛盾。但他不依不饒，還以為我會報復他，晚上把到他家去給他媽看病的衛生所所長給打了，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很快他的母親病重生活不能自理。有一天她摔倒在外邊，我不計前嫌把她扶起來，她非常感動。
穿著警服去上訪
一九九九年，中共裡面的一些人開始處處刁難、打擊法輪功，後來各地情況越來越惡化。為了維護正常、合法的修煉環境，四月二十五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平上訪。那一天，我穿上警服也去了北京。當晚，上訪得到和平解決，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回家了。我暫時留在北京沒走。
第二天，我正在一家餐館門口，忽然跑過來幾個婦女，看我穿著警服，就跑到我身邊，說她們是法輪功學員，有幾個警察在抓她們。於是我叫她們到餐館裡坐下來，我出錢叫老闆每人給端上一碗麵，她們幾個人都哭了。我說：「誰也不許哭，都給我吃。」然後，我站在門口把著門。警察一看我穿警服不再問甚麼就走了。
送走了那幾位同修，我回到住處，一位老者告訴我：「趕快脫下警服。」我說：「我是公安。」他說：「你已經退休了，不是警察了。」於是我脫下警服疊好放在枕頭下。剛收拾停當，警察就來了，他們要找一個穿警服的人，當時我一身便服，他們沒找到就走了。我就這樣神奇地度過了險關。
迫害不停 講真相不止
這些年來，我利用一切機會向人們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菜市場、汽車上、馬路邊、小河旁、公園裡、早市上……到處都留下我的足跡，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去。只要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停止，我就會一直把真相講下去。
(責任編輯：簡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