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17日訊】前幾天去朋友家做客，其5歲的女兒伶俐可愛，要求我與其一起玩耍，我們倆個玩的很起興。因為孩子玩的高興了，就用抑揚頓挫的聲音給我背頌起四書之一的《大學》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五歲的孩童頌讀《大學》，也許她現在還不能夠懂得書中所說的涵義，但是對於熟背經書的孩子來說，長大之後，她就很容易明白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是從胡適之等所倡議的白話文開始的吧，不過很多年過去後人們都會禁不住的慨歎：從那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過大師級的人物，相反「犬儒」式的文人和學者卻比比皆是。
前幾天打開網頁，看見《環球時報》的文章：「媒體應該是國家利益的看門狗」，那一刻那個標題讓我目瞪口呆，但是作者以所謂的「國家利益」來要求媒體做「看家狗」，那一刻，我對於什麼是「國家利益」還很模糊，我相信那位作者(據說是復旦大學的一名教授所寫)自己一定也是模糊的，因為我讀了半天也不知其所云，因為那篇文章寫的太爛了，才知道他們的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我相信，從小就在「黨文化」中浸潤的人們，對於太多黨文化的說辭，已經失去了分辨的能力，或許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中共的媒體上有什麼話說不出來呢，有什麼謊言不能夠「堂而皇之」的說出來呢？而他們最善用的技倆就是用貶義詞去形容正義的事情，從而弱化了貶義詞的道德譴責作用。
在中共的體制下，寫作者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個人實在是不容易，而做狗就很容易了，放下了做人的尊嚴，可以心安理得的苟且偷生，甚至替主人咬人，偶爾還可分得一些殘羹剩飯甚至還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是不管吃的如何好都不過是狗而已。回頭再看做狗的人也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文革中慘死的也不乏急功近利的人。
那篇要媒體為了國家利益做「看門狗」的標題，多日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看來是我良知的一面從黨文化中慢慢的清醒過來了吧。什麼是國家的利益？我苦思而不得其解，但是我的良知會對我說「我們的良知就是國家的利益」試想一個失去良知的國度會是什麼樣的國度呢？
什麼是國家的利益？那一天當我靜靜的聆聽著5歲的小女孩給我所背頌的《大學》時，我終於知道了另一種對什麼是國家利益的詮釋，曾子的《大學》中是這樣說的：「……此謂國不以利為義，以義為利也。」
因為感慨於此事，昨天又和朋友說起，朋友也很感興趣，和我聊了一會。朋友說：「狗的特點是不分善惡，誰給我骨頭，我就維護誰的利益。」對於中共來說，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高於真理高於人民。而《環球時報》的說辭，讓我們看到了他的「奴才」相已經深入其骨髓了，根本不具備正常人的思維了。做狗的忠誠對狗來說是一種美德，可是狗就是狗，它不具備人所具有的堅持真理的尊嚴。
這讓我想起新華門前的一句話：「為人民服務」。中共也一直在標榜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要做人民的公僕一類的好話。而《環球時報》讓媒體做「看家狗」的說詞，完全把自己做公僕的面紗揭下來了，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而是奴隸；是「看家狗」。
這也讓我想起古人的忠，那種忠是忠於本分，終於天理和正義，而不是做「狗」那樣的人狗。所以新華門門口的那句話該改成「為狗服務」才貼切中共的思維方式。誰是人誰是狗？是狗讓人做狗？還是某人讓狗做人？
媒體是什麼？媒體的本份是什麼？我覺得應該是真實和良知。也就是儒家說的「義」，再說寬了就是「仁、義、禮、智、信」了，媒體的存在意義是以對普世價值來分辨善與惡的，如果媒體沒有了抑惡揚善的自由，沒有了公認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媒體就成了某些邪惡的人、邪惡的政權用來打擊善良的工具，那麼這樣的媒體還是消失的為好，人民不需要這樣的媒體，他的存在已經沒有意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罪惡。
因為在黨的思維中沒有高尚，只有物質的利益，它們理解不了高尚，理解不了古人 「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在中共的思維中，只有鬥爭、鬥爭，再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真的其樂無窮嗎？其實是其禍無窮而已。
那麼在強權之下，我想對於媒體來說，我們有「莫言」的權利，我們有趴下的權利，我們有為其所利用來說謊和害人的權利……，只是我們失去的是做人的尊嚴的權利。
嗚呼，人狗難分的黨文化思維，殘害了自己也殘害了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