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6日訊】得知方勵之先生去世，不勝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勵之，正面來說，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和89年民主運動中的作用；反面來說，是中共官方宣傳中他的那個在美國使館避難的鏡頭，至今還是很多犬儒主義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歷史的長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托，用科學語言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在中國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戰極權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根本信念。
這種挑戰後來從科學發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後使方先生成為中國政治中的「異議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們應該看到，方先生不是一個政治家，本來也無意捲入政治，是他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迫使他無法和專制教條妥協，是這種思想上的不妥協推動他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個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體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進入中共科學最高學府和研究機構。但一旦當他接觸到和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的專斷教條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學時，我想，是人性中對真理的追求推動他走上了和專制主義做鬥爭的不歸路。
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方先生確實屬於極少數，因為在那個時代，不少人對「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這個教條在內心同樣不屑，但他們對真理的堅持從來沒有超出科學的領域。
我沒有機會見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間多次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和他聯繫。當時我正在寫一篇關於毛主義宇宙論和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文章，那篇近兩萬字的文章2006年發表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採訪過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說的兩個細節，而它們本來都沒有甚麼很直接的政治意義。
第一個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讀書時，從一本非主流的參考書上看到哥本哈根學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話。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界，從列寧開始，海森堡的那個學派就是批判對象，說它在量子領域的理論是「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是反辯證唯物主義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義」。
海森堡的那句話大意是說：布洛金采夫寫了那麼多頁，就是為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布洛金采夫是當時蘇聯著名的科學家，在「全盤蘇化」的中國也很有影響。他寫的物理學教科書必須遵從列寧的「科學思想」，甚至為其作註解。方勵之說，這句話對他思想的衝擊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開朗之感。
第二個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時，唯一能找到的有關科學的書竟然是一本關於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著作。正是這本書把他帶上了研究宇宙學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直接通向對時空無涯，運動永存這個毛主義信念的懷疑。當方先生接觸到60年代國際天文學界的一些重要觀測結果時，他就在1973年復刊的中國物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學語言表達了這個懷疑。那篇文章立刻給他帶來了毛主義者在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的批判。那段歷史，需要另文說明。
就這樣，兩個和現實政治完全無關的細節竟然在方先生思想發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與其說這兩個細節有多麼了不起，不如說那個制度的意識形態對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麼全面，但正因為如此，又是多麼的脆弱，因為它處處皆敵。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甚麼不但是歷史真相，而且連某些科學理論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識形態要壓制和屏蔽的對象。
附上我2004年發表的一篇和這個話題有關的文章。
科學──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另一個來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開放》雜誌上金鐘先生發表了一篇關於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個細節：當年北大和清華學物理的學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學生是物理系的，清華技術物理系一半學生是右派。金先生為此問過北大當時最有名的右派學生(也是物理專業的)譚天榮，譚說：這是因為物理系的學生喜歡刨根問底。為甚麼物理系的學生喜歡刨根問底呢？譚先生說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學的是數理邏輯，受的思想訓練比較嚴格。這就是說這種思想訓練容易和共產黨的教條發生衝突。
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因為它補充了一個通常被忽視的獨立或者自由知識份子的思想來源。1957年和中共發生衝突的知識份子中，一部份人是在舊中國受到傳統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份人是共產黨自己培養起來的、在1949年以後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這後一部份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變比前一部份人更值得研究，因為他們並不是通過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密切接觸，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經驗而完成這種思想轉變(雖然這種西方理論仍然非系統地反映在一些「內部」出版的書刊上)，而常常是通過個人經歷。這種個人經歷可以是對所謂社會主義新社會的真相的認識(例如黨內的殘酷鬥爭，農村的普遍貧窮，社會上的階級歧視和政治特 權)，可以是通過對共產主義革命歷史真相的瞭解，也可以是通過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閱讀。在邏輯和知識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當 然是四卷毛澤東選集所無法比擬的，也比列寧的要多一些說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當時，這幾乎就是年輕一代尋求真理的知識份子的全部思想來源了。
一，科學與馬克思主義
但是，譚先生的話告訴我們：在所有這些來源之外，中國1949年以後獨立知識份子還有一個思想來源，這就是科學真理和科學訓練。
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毛澤東思想更不是科學，但它們都自命為科學，還要指導科學，這就和真正獻身於科學的人們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國生物學家對蘇聯李森科學派的鬥爭中已經有了表現，但這種衝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現在中國物理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懷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物理是一門特殊的科學，物理學中的微觀和宏觀部份，即基本粒子理論和天體物理，尤其是宇宙學，接觸的是物質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結構，而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門。
馬克思主義和別的意識形態相比，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分析歸根結底並不是建立在對人和社會組織的行為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之上。這種宇宙觀由一套簡單而清晰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物質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物質內部充滿矛盾，這種矛盾就決定了物質是運動的，這種運動是有規律的，可以被人的認識所掌握的。物質的存在是無限的，它的運動也是無限的，時間和空間都不過是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因為物質和運動都是無限的，所以時空都是無限的，宇宙在宏觀和微觀上都是無限的。
這套原則據說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規律，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想都統一在這套規律之下。因此掌握了這套規律的人不但能解釋社會，也能解釋宇宙和自然。這就是為甚麼馬克思主義的各派掌門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為哲學家甚至科學家。
馬克思主義這種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說，早期反映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上，他寫的就是古希臘的原子論，後來他和恩格斯有一個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學由恩格斯負責，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列寧有《哲學筆記》和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這種宇宙觀在文革時期的海外可以說表現在秘魯恐怖主義共產黨「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身上。「光輝道路」的兩個主要領導人都是大學教授，主要領導人古茲曼號稱「安地斯山的小毛澤東」，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康德的空間理論，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國接受過訓練。「光輝道路」的另一個領導人卡瓦塔也是一個哲學家，在他們給學生講課時，都能在半個小時之內從宇宙起源講到人類社會的階級矛盾。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哲學思想的深度和複雜性上，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和後來的毛澤東古茲曼之流沒有區別，而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原初理論中就已經包含了毛澤東思想和古茲曼主義的基本元素。
毛澤東號稱對自然科學有三大興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奧的科學。但他自然科學的底子不要說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寧也無法相比，大概勉強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無系統。但就是憑著他對唯物辯證法的堅信，他從1955年起就教訓中國科學家，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宇宙是無限的，「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這套「無限可分論」成為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不斷尋找對立面，不斷發起運動和鬥爭的「科學」根據。
因為在毛澤東看來，說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那麼文化大革命和「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就是合理的，對於當時當下而言是動亂，放在整個宇宙秩序中卻是和諧。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想這三者都服從同一套規律。
毛的這套「宇宙論」信念貌似科學，實際上不過是所有前現代統治者從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術信仰出發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法性的現代翻版，是二十世紀的甲骨文和「天命」論。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義者還津津樂道於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學學科中，物理是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係最密切，或者說最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影響的。從這個角度出發，不難理解譚天榮所說的「追根究底」 是甚麼意思。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學物理的大學生中有這麼多右派。當然，物理專業的學生當時成績最好(尤其是清華技術物理系的學生，當時是挑選出來造原子彈 的)，因此思想和個性相對獨立的人比較多，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二，方勵之現身說法
更有說服力的是方勵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對方先生的訪談中，他告訴我，他最初就是通過科學開始懷疑官方意識形態的。方先生於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讀書，當時教科書都是從蘇聯過來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蘇聯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學家布洛金采夫寫的，書本身還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說教和對西方當代科學家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哲學理論的批判。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方先生發現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學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話，這句話就是針對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說：布洛金采夫寫了那麼多頁，就是為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方勵之說，這句話對他思想的衝擊是非常大的，因為本來任何學物理學到一定程度的人，都會覺得列寧說的那些沒有道理，列寧在他的《唯批》中對另一個奧地利物理學家也是哲學家的馬赫的批判也是亂扣帽子。但是如果沒有碰到這麼一個一針見血的批判，可能這種懷疑和不滿就難以達到徹底否定這種教條的程度。
方勵之先生說，當時在北大的學生和北京的物理學家中有和他類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對問題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樣。方先生後來在反右中丟掉了黨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為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個志願成立的天體物理研究小組。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也許很難相信，在毛澤東年代，尤其是文革時期，參加一個非官方的研究天體物理的小組是有政治風險的，研究宇宙論也是如此。因為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學中，越來越多的觀測資料都傾向於宇宙是有限的結論，儘管這種結論並不 是最終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來表達。於是研究天體物理和宇宙學就免不了要碰上這個直接挑戰馬克思主義命門的問題。很多物理學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不願意研究宇宙學。
但科學家的責任感驅使方勵之和他的同道投身於這項研究。方先生說，當時他並非有意要挑戰官方的宇宙學論斷，但問題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沒法不去碰那些教條。他們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幫在科學領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辯證法雜誌》發生了衝突。《自然辯證法》發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體物理學中的「異端」，甚至還「邀請」方勵之等參加「討論」，引誘他們暴露觀點。
但是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大學和南京天文臺等地科學家的支援下，方勵之等人對宇宙論的研究一直堅持了下來，這在「四人幫」嚴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個奇蹟。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嚴酷，也不可能達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學界用科學方法觀測到的資料的程度，就像教會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遠鏡看到的宇宙現象。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真理和觀測資料成了思想異端的庇護所。
方勵之(還有後來的許良英)等人與馬克思和毛主義宇宙論教條的戰鬥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後期。直到1986年，胡喬木還專門寫信給北京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對這份雜誌發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宇宙無限「的文章興師問罪。可笑的是，無論是四人幫還是後來的毛主義左派，都把為了堅持宇宙無限的信念而被教會燒死的布魯諾抬出來為自己辯護。但事實上，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提供了相反證據的時代，在共產黨中國和蘇聯，正是那些認為宇宙有限的科學家成了英勇無畏的布魯諾。
以方勵之和許良英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科學家，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重要組成部份。他們在80年代為自由民主的大聲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開信) 正是建立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用信仰壓制科學、威逼科學為信仰服務的痛切認識上。而這條重要線索，正是發端於50年代中期，在雙百運動中初露頭角。
因此，科學(包括科學知識、科學訓練、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和憲政、法制、人權、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等等一起構成了今天自由主義的思想陣營。
這條線索之所以重要，更在於它從終極意義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統治意識形態在知識論上的合法性。我們今天回顧反右的歷史，回顧1949年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艱難成長的歷程，不應該忽視這條線索。
（原載《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號。文字有所修訂。）
——轉自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