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23日訊】我在十二月二十二號，世界末日前經歷了使用計算機以來最大的一個事故，一篇寫好的《紀念<九評>發表八週年之二》，「談文化與政治關係」的文章，在寫到倒數第二句結尾時，來了個電話，在接電話時沒看計算機就順手存了盤，結果嚴重，不知道在哪兒發生了一個錯誤。文章存完後就再也調不出來。白幹了十天！不過，最後，可以自慰的事，二十二號世界末日沒有發生，我是幸運的，因為為此我就還有機會在聖誕節期間重寫，否則的話可就一時失足千古恨了。
然而我的個性使我的工作方法是「狗熊掰棒子」式的，從來不願意再回頭看自己做過的事情。一個想法，從來不願意重複兩次去寫，演講兩次。這一次依然如此，遲遲不願接受這個煎熬。可「紀念之一」兩週前就發出了，所以末日後，節日前，急性子的我覺得還是先和大家交流一點文章的想法，末日倖存的感言好了。
我原來計劃「紀念《九評》發表八週年」先寫一組三篇文章。第一篇談「信仰和科學」，第二篇談「文化與政治」，第三篇談「文化國家與政治國家」。丟失的這篇是之二，關於文化與政治關係。其中我探討了文化和政治的關係後，又具體談了文化問題的討論與八九年後中國所謂民運的變化走向，及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關係，最後寫到台灣。在談完時下台灣與大陸交往的問題後想點一下題，五十年前的台灣儘管政治劣勢，可有文化根基，如今的台灣政府和四五十年代的相比，儘管經濟優勢，政治上主動，但是缺少文化的眼光，乃至文化基礎。結果最後一句還沒打出，計算機就出了問題，沒存上盤。
由於文章寫在末日前，在末日的「熱潮」中我突然想到，我的這篇文章不過是想說明，這個二十二號的末日可能是容易度過的，但是世界如果不接受東方的文化，一定有遲來的末日。因為對此我們中國人已經在中國深切地感到，當代中國正在走向絕路，並且幾乎每個人都有這種末日感，稍有能力的人都紛紛離開中國逃向世界各地。
當代中國為甚麼會如此黑暗與墮落，難道是因為滿清和傳統中國的原因嗎？對於這個問題，誰都不能夠否認，它當然不是來自滿清的腐敗軟弱，而是貨真價實地來自百年來的錯誤西化。
滿清和傳統中國帶來的物質、技術，乃至社會的落後的影響應該說早在辛亥革命後就已經是過眼煙雲，不再能夠推波助瀾，起決定性的作用了。二十年代後，無論是列強的侵略，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還是四九年後一系列的災難性的當代的問題都是由片面西化帶來的。
為此可以概括說，中國從「文化中國」走向「政治中國」，導致了當代所有的罪惡。這個變化是因為西化的影響。
而對於這個問題，從更廣闊的人類發展的背景上又讓我們看到：西方從中世紀前的「宗教國家」走到現代的「政治國家」，固然解決了人類社會的一些問題，但是卻產生了另外一些甚至依然可以說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可以說現代的國際社會的這些政治問題，乃至環境和社會問題都是這個「政治國家」帶來的問題。
民主化解決了一些西方中世紀「宗教國家」曾經給人類帶來的問題，可無法徹底解決當代社會的這些問題。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尤其是最近十年國際社會發生的金融危機，恐怖主義，西方政客和東方極權主義的勾結給中國，給世界帶來的問題，再次讓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現代社會的悖謬。
歷史沒有結束，也沒有發生所謂文明衝突，但是卻在現代化的框架中讓人們感到糾葛與絕望。
單靠民主制、法制，個人自由、自由經濟，無法解決環境問題，政治上濫用權力的墮落，人性的墮落，地球和人類面臨的形形色色的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問題。徹底解決這些問題讓人再次感到，大約還是必須要靠人類的自我「文化」，自我「教化」。法制占主導地位的困境讓人們深切地感到，道德與倫理在社會中，乃至統治制度中占主導地位對人類的社會存在，人類和自然的關係中可能應該更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現代社會的悖謬，走出困境。而這就是孔夫子為中國社會倡導確立的文化思想的核心。其實這也是法輪功學員們所倡導的，讓西方人難以理解，感到惶惑的「真善忍」，自我修養。
其實，這並不是甚麼新的東西。啟蒙時代的西方先者們在從宗教國家走向政治國家時，就在彷徨中感到了這點。所以法國的啟蒙主義者思想家那時候非常推崇中國。對此唯利是圖的政客與商人當然不可能認識到這點。因為他們只認物質，只認眼前，所以他們鄙視中國，從物質上剝削欺壓中國。而恰恰就是就是這些人，他們甚至認為崇尚文化的中國人不需要人權和民主，是二等公民。
最重要的不是制度！這使我想起了法輪功的一句箴言，法輪功不是治病，而是教人如何「做人」。這個現代世界難道最重要的不也是倡導、確立如何「做人」嗎！
所以，末日雖然過了，可它讓我想到，當今世界如果沒有徹底的反省和改變，沒有一個當代世界的「仲尼」誕生，世界末日還是在慢慢地到來。為此，現代人類面臨的問題同樣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常如夜，世界有末日」啊！
末日後，聖誕前，丟了文章，末日沒來，可有些關於末日問題的想法願意呈現給大家，供朋友們聖誕節節日期間咀嚼玩味。
2012-12-22 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