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2010年4月29日，《南方週末》上刊登了季羨林之子季承回憶父親的文章。說到文革，季承的文章寫道：「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確確實實整了大批群眾的材料，即所謂黑材料。當我看到那堆積如山的材料和部份內容時，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他的這段話是說，第一，造反派是整群眾黑材料的罪魁禍首，黑材料是造反派整的。第二，文革令人恐怖的所謂紅色風暴，也是源於造反派。這樣一種理論，大量地見之於報章，也見之於許多領導同志的講話。這種理論，可以稱之為造反派文革罪行負責論。
不久前，看到另一篇文章，是瞿秋白之妻楊之華的女兒寫的。講到瞿楊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一個勁地說是四人幫的迫害。瞿是個文學家，當過中共的領袖。他是書生氣質的文人，他的這種氣質是不適合當中國革命的領袖的。結果，他以所謂極左路線而受到批判。他在紅軍長征時被當作留守人員，不久，他被俘。他被殺之時，坦然而慷慨，國民黨人對他還算人道，居然沒有將他的喉嚨割斷，讓他吃了頓好酒好飯，還聽任他唱了國際歌，聽任他喊了幾句萬歲之類的口號，然後才執行死刑。他後來被黨所推崇。周恩來曾作過報告，對瞿秋白推崇備至，號召全國向秋白學習。1965年，戚本禹發表批判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毛澤東對瞿秋白臨死前寫的《多餘的話》非常不滿，作了嚴厲的批評。周恩來對主席的思想歷來緊跟，於是也立刻在多種場合批判瞿秋白。文革風暴興起以後，有一次他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又點名批判瞿秋白。這一次講話影響巨大，周威信崇高，他提供的炮彈當然不會有錯，革命的人們連夜行動，將當年黨隆重安葬在八寶山烈士墓地的瞿秋白掘墓毀屍。文革中，瞿秋白的妻子楊子華也被迫害致死。楊之華當年在新疆坐過軍閥盛世才的牢，吃了苦，但沒有死。如今，楊之華坐上了無產階級的大牢，親身體會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終於折磨致死。楊之華的女兒在寫這一段歷史時，義憤填膺地說，她們的母親和父親受到林彪、四人幫集團的迫害。不過，我覺得瞿楊的冤案與四人幫關係不大，倒是與毛澤東、周恩來關係密切。瞿秋白定性為叛徒的時候，他被掘墓揚屍的時候，四人幫還沒有誕生呢！林彪集團也毫無形蹤。楊之華被迫害致死，也壓根兒不是四人幫指使的，現在居然也要四人邦和林彪負責起來。
對於文革的責任，有一種很流行的理論是兩個集團負責論。這是中國社會目前的主流觀點。例如，由某歷史學家主編的國家重點哲學社會科學課題《中國通史》第二十二卷中第三章《劉少奇》中指出，1966年，「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957頁）該書在論述文革的發動時指出，「1965年11月，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這篇文章的發表和隨之而來的在文學藝術領域裡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姚文元點燃的。毛主席千不該萬不該，竟然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要是不支持，文化革命的發動，他就沒有什麼責任了。劉少奇被打倒是因為江青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文革的發動是姚文元的文章。總之，毛澤東無須對文革負責，該負責是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
中國人真是個健忘的民族，歷史才過去幾年，但是已經是「真作假時假作真，無為有處有為無」了。現在，中國人在不斷的灌輸之下，已經普遍認為，文革的上層責任者有兩個，一是四人幫集團，一個是林彪集團，文革的下層責任者（也是直接的責任者）有一個，那就是造反派。造反派被認為是文革的直接破壞者和直接加害者。在許多種回憶錄裡或歷史書中，都將文革的苦難和國家的損失，一股腦兒地推在造反派的身上。許多時間以來，大量的文章、文件、回憶錄、報告文學，都在討伐造反派。造反派，成了文革時代所有罪惡的承擔者，成了文革時代所有壞事的作惡者。例如，辭海「造反派」這個詞條中說，「不少造反派在造反的名義下拉幫結派、亂打亂鬥，使全國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狀態。」從來沒有人問一下，造反派是甚麼時候產生的，是怎麼產生的？造反派真的做盡了壞事嗎？他們真的要對文革的罪惡負責嗎？他們能負得了這個責任嗎？
我是經歷過文革的。當時的幾乎所有的群眾組織，都稱為「造反派組織」，因為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的信說，造反有理，他老人家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老人家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1966年我在革命大串聯的時候，在全國參觀過數十個城市和上百個大學，參觀過無數全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展覽。會上展出那些抄家的成果、鬥教授、鬥群眾的照片等等，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應有盡有。但是，取得這些成果的時候，造反派還沒有誕生，四人幫還沒有誕生，林彪集團還沒有形成。瞿秋白墓地的破壞就在這個時間段裡。我所經歷和瞭解的文革，與上述兩位的回憶錄的結論是有矛盾的。他們說的，不符合文革的史實。
第一，季大師被整黑材料，瞿秋白被掘墓揚屍的時候，當時領導運動的，在中央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破四舊，橫掃一切，鬥教授，鬥鬼風（所謂牛鬼蛇神，總之是被認為有問題的人），抄家，揪反動學生，打教師，剃陰陽頭，驅趕北京十萬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等等，都是在黨委領導文革時出現的。第二，文革初期各種單位的運動，都在黨委的領導之下進行。鬥爭誰，拋出誰，都是由各級黨委確定的，與造反派毫無關係。第三，在運動初期，造反派還根本不存在。在學生中間，初期的紅衛兵組織是在黨委領導下產生的，產生的時間至少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號召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即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在工礦企業，是在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前夕才開始產生，在一月風暴期間達到高潮。運動初期造反派還沒有誕生，運動完全處在黨委領導下，季羨林的兒子說運動初期造反派整了大批群眾的黑材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現在，連老幹部、連學者的回憶文革的文章，都將歷史事實說得似是而非，顛顛倒倒，歷史完全變成了一堆糊塗賬。這種糊塗賬的產生，是有些人為了一黨一派一夥一己之私，故意地把水搗渾的。因此，厘清文革的歷史責任，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
文革責任的內涵
文革責任的內涵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發起、領導文革發生的歷史責任。即，文革為什麼得以發生，是誰發動的，是誰領導的，等等。策劃、發動、領導文革的人，最應該對文革的罪惡負責。
第二個，文革中執行、推行文革錯誤路線的責任。文革中的錯誤路線的推行，是有一個過程的。文革的發展，也是有著不同的階段。各個階段中由不同的人領導著，起著不同的責任。例如，文革的初期，劉鄧曾領導過運動，他們推行的文革路線，是抄家，鬥鬼，破四舊，抓反動學生。有一個階段，文革是由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的，但後來，毛澤東本來寵信的王關戚又被毛澤東打倒了；1970年起，毛澤東親自選定的無產階段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林彪副統帥又不被信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進了秦城監獄了。可見，文革的責任問題，是需要分析的。有些人在文革中雖然也被批判，但是，他們實行的文革路線，其殘酷性和危害性並不比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遜色。另有一些人，內心與發動文革的人、提出文革路線的人是不同的，但是，他們也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地執行著文革路線，在歷史面前，他們也是負有責任的。
第三個，是文革中種種歷史事件的責任。這些歷史事件的責任，大都沒有認真地清理，全部簡單化地放在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兩個大籮筐裡。這是需要認真查清的。例如，文革初期的抄家風、破四舊風，抓反動師生風、鬥教授風，打人風，掘墓風，等，是怎麼產生的，是誰操縱的，是誰的責任？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湖南滴水洞，他沒有下過抄家、鬥鬼、抓反動學生的指示，他甚至沒有想到過，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們會那麼激烈地批鬥朱德。這些大破壞活動，都不能讓毛澤東直接負責。又如，文革初期中國陷入了所謂紅色恐怖，它是怎麼產生的，是誰在領導？這是需要認真清理的。1966年夏天文革初期北京及全國的鬥爭知識份子風、抄家風、北京大規模打死人命事件，等等，究竟誰是發動者，誰是直接責任者，誰是施害者？有一些嚴重的歷史事件，有必要查清歷史事實，查清領導責任。例如，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等大規模殺人事件。歷史是需要搞清楚的。我們應該對後代有個交代。
這就是說，對文革的責任要作具體分析。當年發起、領導或執行文革路線的人，如今多數作古，活著的也是垂垂老人了。這更需要客觀地搞清事實，分清責任。我們需要客觀地，實事求是的分析。現在，把一切責任推給四人幫、林彪集團和造反派，這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經不起理論分析的。
林彪集團不應對文革的發生和破壞負主要責任
說林彪或林彪集團要對文革的歷史負主要責任，這種說法不夠正確，依據不充分。
首先，林彪從來沒有對文化革命的綱領、計劃的制訂有所參與。也沒在文革初期和整個過程中，參與全局性的領導工作。
作為文革準備階段制訂的綱領性文件的《二月提綱》是劉鄧搞的，第二個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是陳伯達、康生等人搞的。林彪都沒有介入。林彪介入文革，主觀的心態上是被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要選林彪當接班人，林彪是不情願的，推辭的。九大中將林彪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寫入黨章，不是他所願，他曾四次拒絕，兩次書面表示拒絕。後毛澤東有批示，一定讓他當副統帥，他將有毛批示的文件撕碎、擲掉，由葉群撿了起來。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書面報告要求辭職養病，也沒有同意。此後，林彪對文革處於怠工狀態、邊緣狀態。
第二，林彪對文化革命是有所抵制的。
毛澤東在文革初起時，暗示林彪要給江青在軍隊裡安排一個職位，林彪作了抵制。他在日記中明確表示，不能讓那「婆娘」插手軍隊的事情。當毛澤東帶信林彪，要求給江青安排軍內職務的時候，林彪要求有毛澤東的書面指示，結果毛始終不願意寫，林也始終沒有安排江青職務。當毛澤東委託江青到部隊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林彪的態度是冷淡的，後來見報的所謂「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文藝座談會紀要」，是毛澤東作主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給江青造勢。這個做足了聲勢的文藝座談會，其實是毛澤東委託江青開的，毛澤東用了林彪委託的名義，是為了避開丈夫委託妻子的尷尬。這個座談會，實質上與林彪無關。到九大時，林彪提出的建議是：結束文革；對文革中被整的750萬人應取寬容態度；解散一切群眾組織，發展生產，國家進入正常秩序。197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前夕，林彪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提出五點看法，「請主席指教：對文化大革命設一個時間；全面恢復黨組織、政府部門、各機關企業、農村公社、社會秩序；抓戰備，發展國民經濟，解散一切群眾組織，停止內戰。黨內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萬多人的案例給以明確、寬恕處理。」歷史地看，這些建議是正確的，有益的，如果照著做，可以極大地減少文化革命的損失。這樣的主張，周恩來沒有直接提出，是由林彪直接提出來的。這些建議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林彪主持的、由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主旨是要結束文革，發展生產。這個文件被毛澤東所否定。後來毛澤東採納了張春橋主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九大報告。林彪在九大念的報告，並不是他內心的主張，他是奉命讀報告。出於對報告精神的不滿，他此前沒有看過報告。葉群事後說她擔心林彪念錯，林彪則憤憤地說，念錯才好呢！可見，林對九大報告的精神是不滿的，內心是抵制的。
第三，林彪集團至少在文革初期，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文革初期，邱會作、李作鵬等人都受到很大衝擊，缺乏與林彪結成集團的條件。即使這些人後來得到了解放，擔任了重要職務，與林彪也沒有親密關係。據吳法憲的說法，他們幾年中與林彪難得見上一面。這種疏離的關係，與所謂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是不相稱的。幾年不見面的反革命集團，是不可思議的。其次，退一步說，即使後來成了一個集團，也只存在於1969的九大到1970的廬山會議的一、二年間。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被認為是反黨陰謀集團，毛澤東發起了批林整風，陳伯達被捕，黃吳葉李邱被逼檢查。1971年，林彪死於蒙古的溫都爾罕，他的幾個部下也在那一年被關押。文化大革命仍然繼續著。文革的後半段，林彪派系的人，死的死，關的關，批的批。此後，文革又熱鬧了五六年。早已死去的林彪、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團，怎麼能對十年的文革負責呢？再其次，林彪、黃永勝他們的權力十分有限，林彪雖然是副統帥，實際上他沒有權，他也不要權，也不管事。黃永勝幾個，至多只管軍隊的某一個方面。對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司法的進行、教育的發展，等等，他們無法負責。他們的權力極其有限，他們無權管全局性的工作，至多只是軍隊部門的辦事人員而已。要讓林彪等人負責，不是很勉強嗎？
十年文革，林彪介入是毛澤東硬拉入夥的；介入後，林彪是不大管事的；後五年，林彪早已經死了，要負責也負責不起來。因此，文革的責任，是無法讓林彪負主要責任的。更何況，林彪倒是第一個批判文革路線的人。他對文革的批評，標誌著文革的失敗。當然，林彪對於文革不是一點責任也沒有。他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起了很不好的影響，最後，造神運動也被毛自己所否定。毛需要林彪支持的時候，支持了造神運動，從造神運動中獲得了許多好處；不需要林彪的時候，又否定了造神運動，從而體現了偉大領袖謙遜的優秀品質。這樣，他個人崇拜的目的達到了，體現優秀品質的目的也達到了。偉大領袖的偉大領導藝術是多麼爐火純青啊！
四人幫對文革也不負主要責任
四人幫對文革是要負一定責任的。但要讓他們負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也是不合理的。四人幫不應對文革負主要責任，也無法對文革負主要責任。
首先，文革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都沒有介入。那時候，四人幫根本沒有產生。四人幫王張江姚中的第一位王洪文還在上海一個棉紡廠的保衛科裡當一個小科長。四人幫是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王洪文調任中央起才逐漸形成的。毛林翻臉是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事件發生是在1971年。而此時，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文化革命破壞性最大的過程已經過去。此時，劉少奇已經打倒，破壞極大的抄家風、批鬥風的高潮已經過去，清理階級隊伍已經完成，老幹部開始逐漸解放。四人幫形成以後的主要活動只是批林批孔，只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而這兩個階段，在翻江倒海的文革中只是餘波，其破壞性與文革高潮期相比，那是不可相比的。
其次，四人幫只是一個秀才班子，他們是毛澤東文革思維的鼓吹者，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文革中所有的全局性事件或重大事件，例如倒劉、批林、批孔、批水滸、批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是毛澤東直接決定、直接領導的。批評周恩來的運動，也是毛澤東直接主使和策劃的，而且似乎沒有通過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人，而是通過王海蓉和唐聞生這兩個小女子。如果沒有毛的授意，四人幫根本不會這樣做。四人幫是左的，對文革是有危害的，但是，他們並不是文革禍害的主要責任者。他們至多只是執行者，信仰者，文革思潮的鼓吹者。但後來把四人幫的責任誇大了。歷史學家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說，「1965年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澤東錯誤地支持了它，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發生。」這個大歷史學家簡直是在說笑話。姚文元一個普通的作者會自說自話地寫這種文章嗎？沒有江青的組織，這樣的文章會發表嗎？江青沒有毛澤東的旨意，她有這個膽量嗎？一篇文章會導致文化大革命嗎？說海瑞罷官一文「導致」了文革的產生，把文革的責任推到了姚文元的身上，這與歷史的真實相差太遠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有錯誤的，但是，它與文革的責任是另一回事。
再其次，四人幫至多在主管意識形態方面掌了一點權。其權力十分有限。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還有許多更重要的部門，他們是管不了的。例如，經濟部門不是四人幫所掌控的，但經濟照樣到了崩潰的邊緣；外事部門不是四人幫插手的，外交方面有很多成績，但也有許多錯誤；公檢法部門並不是四人幫直接掌控的，但是，問題仍然非常驚人，四人幫對此也是難以負責的。
四人幫當然對於文革的錯誤是有責任的。他們的責任主要在於，他們是極左路線的鼓吹者和部份的執行者。四人幫是在中央路線下工作，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工作，執行的是中央的路線，或者是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路線。因此，文革總體的錯誤，全局性的錯誤，應該由中央負責，由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負責，而不應由四人幫負責。
順便說一下，四人幫與黨內老幹部的矛盾，與華國鋒等務實派的矛盾，是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如果黨內有民主機制，是完全可以通過民主的程序求得解決的。一時不能統一，也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不必、也不應用非常規的手段去解決，應該用路線鬥爭的辦法解決。用這種方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開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四人幫的唯我獨革的左派幼稚症是一個重要因素。
造反派更不應對文革的罪行負責
造反派組織是文革時期特殊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群眾性組織。它的產生，一是因為毛澤東出於他的政治需要，需要衝擊一下他的政敵劉少奇的社會基礎，即幹部基礎。在他的潛意識中，六二年7000人大會上，幹部們大都站在劉的一邊，他們是修正主義上台的社會基礎，因此，需要審查一下，衝擊一下，讓他們觸及靈魂。對他們的衝擊需要群眾運動。二是中國社會確實長期壓制了相當一部份人，他們在文革初期也是受到壓制的。這些受著種種壓抑的人們，內心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舒張長期受壓心態的願望。三是文革初期劉鄧領導下的文革，把文革當作一場新的反右運動，引起了廣大群眾對這條路線的不滿和反抗。因此，一旦群眾可以自由成立組織，響應毛澤東號召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便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了。
現在造反派被妖魔化了，彷彿一切壞事都是造反派幹的。這與文革的歷史事實是相違背的。造反派是不應、也是不能對文革負責的。
第一，造反派是文革風暴掀起相當時間後才產生的。
文革破壞最嚴重的時間是在1966年初期6-8月這個階段，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壞階段。文革中，抄家、批鬥、噴氣式、陰陽頭、遊街等破壞性極大的社會事件，都發生在這個階段，大批人被打死、殺死，許多人自殺，也都是發生在這個階段。而這個階段中，造反派還沒有誕生。自然無法對文革初期的破壞性後果負責。造反派是在八月召開的八屆十一全會起到上海「一月革命風暴」這個時段中逐步形成的。當時全國形成了各種造反派組織，例如上海的工總司，紅革會等組織。而1966年的抄家風，鬥鬼風，牛棚風，破四舊風等早已發生。對此，沒有問世的造反派是無法負責的。
其次，造反派從來沒有單獨掌過權。
1966年文革初期，運動由劉鄧領導。期間，各地的文革運動，基本上在黨委嚴密領導下進行。各地的運動，一是由各級黨委拋出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作為運動對象，發動群眾進行批鬥；二是拋出對左的路線跟得不緊的幹部作為運動對象，以此表示自己緊跟運動，掌握運動的領導權。許多領導運動的人這樣做，一是為了保護自己，二是襲用了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的常規模式。文革初期全國各地大破壞、大抄家、大鬥爭的橫掃牛鬼蛇神運動，都是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這一期間中央的領導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文革初期各地的破壞，應該由各地黨政領導負責。中央應該由劉鄧領導的書記處來負責。全國的運動，包括全國的鬥鬼風，抄家風，打人風，等等，都是在劉鄧領導期間發生的。這一期間文革運動發生的事情，根本不能由造反派來負責。造反派此時不僅沒有產生，後來參加造反派的許多成員還受著壓制和批判。例如文革初期，清華大學的蒯大富被劉少奇直接委派的以劉的老婆王光美為核心的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蒯大富後來成了清華造反派的領袖，但他怎麼能對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的運動負責呢？而且，在中國，群眾組織從來就沒有什麼權力，他們只是黨領導下的工具。文革中的造反派組織，也同樣是這種狀況。這就如中國的工會，婦聯相似，它們什麼時候負責了嗎？能負責個什麼呢？
即使是劉鄧和他們文革初期壓制群眾的路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受到了批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運動也還是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期間，多數造反派並沒有產生，有些地區和單位產生了，但談不上掌權。1966年8月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造反派才逐漸產生，這是因為反右運動後，中國人一直心有餘悸。直到上海一月革命風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了賀信，各地的造反派才迅速產生和和活躍起來。但是，作為群眾組織，他們的能量很有限，他們所做的，都是以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為依據的。他們也批鬥過所謂的走資派，這是不對的，但是，不能讓他們對全局性的運動負責，因為中央的516通知、十六條是這樣號召的，中央二報一刊的文章，也是這樣鼓吹的。文件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只是聽從黨的號召罷了。這些造反派，只是毛澤東政治鬥爭棋盤上的卒子。
1967年一月革命風暴後，毛主席號召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些造反派成員參加了領導班子。但是，革命委員會中的造反派仍然是少數派，仍然受壓制，決定不了大局。這個權力機構中，主要是老幹部掌權，或者軍代表、工宣隊掌權。革命委員會或者是軍代表說了算，或者是老幹部說了算。造反派中的一小部份，被結合進革命委員會，但是，他們是少數，而且沒有經驗。造反派實際並不掌權。至多三結合中占三分之一，多數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數不當一把手。因此，他們不能對革命委員會的行為負責，不能對文革負責。
文革發展到1968年起，文革逐步轉入整肅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此時，造反派們如泥菩薩過江，更不能對文革的破壞負責了。造反派在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又逐漸受到整肅。開始是對造反派整風，接著是聲勢浩大的清理階級隊伍。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基本上是清理造反派。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1971年的清查516運動，基本上都是整肅造反派的運動。等到60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中學生，無論什麼派，大半趕到了農村邊疆，不再介入文革運動；大學生基本分配出校，或進入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有些則分配到工礦企業，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工礦企業中的造反派被整被批判的情況非常普遍。他們中的許多人退出了革命委員會，淪落到了普通百姓都不如的地步，被整得灰溜溜的。在這種大氣候下，造反派們自保都很困難，處於挨整的地步。這種情況決定他們不可能對文革的錯誤負責。
再其次，從文革歷史看，破壞性最大的兩個階段，都不是造反派參與的。
第一個大破壞階段是文革初期的橫掃時期，時間大約在1966年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一時期的運動對廣大人民群眾造成極大的傷害，也給地富反壞右及他們的子女造成極大的傷害，造成對知識份子的極大傷害。這一階段的運動是在劉鄧的領導下進行的，各地、各單位的運動，都是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此時，還沒有造反派，沒有群眾組織，一切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當時有抄家，去抄家的人是黨委決定的，抄誰家是黨委決定的；當時有批鬥，批鬥的對象是各級黨委拋出來的。例如，上海在文革初期，先是拋出周谷城等一批學術權威，再是拋出一批黨內的「走資派」，都是黨委決定的。
第二個大破壞階段是在清理階級隊伍期間。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中央接二連三發起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實際上是清理造反派。清理的結果，造反派被整得灰溜溜的。造反派多數是受壓制、受傷害的一方。他們處境艱難，失勢失位，不可能對文革負責。
毛澤東和黨中央應該負主要責任
文革的責任，由那個群體來負呢？不能讓群眾來負，不能讓民主黨派來負，不能由造反派來負。民主黨派在文革中沒有起到好作用。也沒有起多少壞作用。他們基本上處於艱難的境地，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它們也是受害者。民主黨派的成員，在57年遭受了一次反右運動的大劫，在文革中遭受了更大的大劫。民主黨派中的許多成員在文革中九死一生，歷盡屈辱和磨難。也不能由造反派來負。其理由已如前所述。
文革的責任，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負。因為毛劉的鬥爭，是黨內鬥爭，是黨內鬥爭擾動了全國，連帶全國人民為之受難；也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它當然應該對執政期間中國發生的歷史性事件負責。更因為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都是由黨主持起草的，由黨通過併發布的。它不負責，誰負責呢？
共產黨的責任，主要是由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負責。它不能由廣大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一般幹部來負。許多黨的幹部在文革中也受到種種衝擊，文革中的初期或重新掌權後的某個階段，他們或許有某種責任，但是，他們基本上是文革路線的執行者。廣大黨員和一般幹部，更不應負起責任。責任應該由黨中央來負，由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們來負。他們對於文革的發生，要負主要的責任。對於文革的全局，要負主要責任。因為文革的路線，指導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中央主要領導討論通過的。
文革的個人責任，主要應該由毛澤東負責。不應由林彪負責，不應由王張江姚負責。
第一，文革是毛澤東謀劃已久的運動，他作了周密的分析和運籌。文革是他親自發動的。文革的主要目標，是他確定的。文革的主要戰略步驟，是他計劃的。1965年12月26日，毛澤東請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吃飯時說過知心話，交過底。林彪回家後在日記中寫到此事時說，他聽了毛澤東的話，「驚出一身冷汗，中國要天翻地覆了。」日記中寫道，「北京市委、宣傳部等要倒台。」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林彪聽毛澤東交底後所記的日記那樣。第二天，毛澤東也覺得自己說得太露了，打電話說，「昨天酒吃多了，說的不算數。」但是，酒後吐真言，它正好說明，文革是毛的有計劃的行為。他給親信們交的底，不是酒後之言，而是有意識的交底。
第二，文革的綱領，大的運動步驟，大的方針，都是在毛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的。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他親自修改、審定和批准的。
第三，九大以後不願意結束文革，繼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毛澤東的意志。1969年召開的九大，已經達到了毛倒劉的目的。當時，陳伯達周恩來林彪等黨內多數人主張結束文革，發展生產，毛澤東卻拒絕結束文革，將文革一步一步地引向深淵。那次討論九大後方針時，毛澤東板了面孔，堅持要繼續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
第四，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是全黨全國的最高領導，是文革的最高領袖，是最後的決策者。他是文革的發動者、決策者、領導者。他和他領導的黨中央，應該對文革這段歷史負起歷史的責任。如今，讓毛澤東身處事外，讓別人來對文革負責是不符合文革的歷史事實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劉鄧有不能推脫的責任
劉少奇鄧小平雖然整體上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又起著雙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他們對於文革的形成是有責任的。在文革初期，他們對於文革巨大的破壞作用，是要負重要責任的。
第一，他們是文革初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文革初期一系列破壞性很大的舉措，都是在他們實際領導文革期間發生的，甚至是在他們的領導、支持下發生的。文革初期，毛澤東不在北京，運動由劉鄧領導。是他們決定派工作組，甚至直接讓劉自己的老婆去領導清華大學的運動，支持當時北京高校師生鬥教授，鬥反動學生，抄家，破四舊等一系列影響巨大的步驟。他們當時坐鎮北京，領導著文化革命運動。文革中破壞最大的第一輪風波都是在他們直接領導下發生的。北京和全國初期的紅色恐怖是在他們領導期間發生的。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文革研究者王亞琴研究，這一階段是文革中打死人人數最多、自殺最嚴重的一個階段，也是法制破壞最嚴重的階段，殺死一個人，就如殺死一條狗那樣輕飄。如果誰出身不好，誰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誰家當了右派，他們的家裏就可以有各種人前來抄家，批鬥，毆打。北京在文革初期，十多萬四類分子和他們的親屬被趕出北京，數千個老師和社會和平居民被打死，高校成千上萬學生和老師被打成反革命，成千上萬的教授被隔離批鬥、打掃廁所、打入牛棚，等等，這些歷史上罕見的暴虐的國家行為都發生在劉鄧主政期間。對於這些文革的破壞性行為，劉鄧有的默認，有的明確表示支持。劉少奇就派了自己的妻子在清華大學整了不少師生，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支持自己的兒女鬥爭學校的領導。這個階段，北京和全國出現打人之風，劉鄧也根本沒有予以制止。劉少奇甚至對女兒學校的校長作了批示，羅致罪名，橫加指責，造成了嚴重後果。有報導稱，鄧小平的女兒參與鬥爭和毆打校長，造成嚴重後果。劉鄧實際上領導或支持了北京和全國學校中鬥教授、打老師的歪風。
第二，劉鄧間接、直接導演了文革的鬥爭模式。
文革初期的鬥爭模式，非常像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反右運動的模式。劉鄧也是這樣理解的，他們把文革當成一次規模更加巨大、風暴更加猛烈的新反右運動。這種模式，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已經輕車熟路，運用自如。劉少奇在廬山會議時對彭德懷的猛烈批判，所使用的模式，也是這種模式。他也相當熟悉了。因此，可以說，劉鄧正是運用著以前自己親自領導並親身實踐過的鬥爭模式和運動模式來領導文革初期的運動的。
文革初期，劉鄧還直接主持了對朱德的嚴厲批判、對彭羅陸楊的批判，導演了殘酷鬥爭的文革模式。鬥爭朱德，是在劉鄧的直接主持和領導下進行的。毛澤東曾經說過，「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正睡在我們身邊。」劉鄧為了貫徹和落實毛主席的這個思想，劉少奇鄧小平組織了對朱德的批判會。劉鄧認為，朱德就是這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批判朱德，就落實了毛主席的指示了。在朱德批判會上，主要批鬥他想「黃袍加身」，實現其「狼子野心」。劉少奇鄧小平陳毅周恩來等人，一個個聲討和批判朱德，表現了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朱德被批得毫無招架之力，只能哀求說，他80多歲了，走路都走不動了，還想黃袍加身幹什麼？這樣的鬥爭，不是造反派開的，更不是林彪四人幫開的，是劉鄧主持的。後來的各種批鬥會，只是劉鄧批鬥朱德的鬥爭會的翻版而已。殘酷鬥爭的新模式，就是這樣編導出來的。後來經王光美在清華的蹲點，這種模式更趨成熟，終於流傳於全國。
順便說一下，粉碎四人幫後的「清查運動」，完全繼承了文革的余波，其模式也是文革式的，也是疾風暴雨式的，也是階級鬥爭式的。與文革的方式是類似的，也與反右運動的模式相類似。所不同的是，以前是這一撥人整另一撥人，現在是另一撥人整這一撥人。整人的殘酷性、非理性，如出一轍。因此，可以說，文革的破壞性，與從富田事變到紅軍中整反，從延安的搶救運動到建國以後的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等一波波的整人的運動，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情況的產生，有著十分深刻的基因式的原因。劉鄧在文革初期是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的。
第三，文革初期毛澤東的方針是清君側，剪羽翼，而這一計劃是由劉鄧來實施的。毛要去除彭羅陸楊，最後是由劉鄧主持的中央會議批判他們，並解除他們的職務。
劉鄧是文革初期的施害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劉少奇的結局很慘，妻離子散，家敗人亡；鄧小平一家也受了難，兒子殘廢，自己在江西的一個拖拉機廠勞動了幾年。他們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他們在短暫的文革初期的領導期間，創造了一種令人恐怖的文革模式。如果他們繼續領導文革，劉鄧的文革決不比毛式文革好多少。對於文革初期的罪惡，他們是有責任的。從更遠的歷史講，鄧小平領導的反右，劉鄧積極參與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之風，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四清時的形左實右、殘酷鬥爭之風，客觀上對導致文革的發生，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鋪墊。清除彭羅陸揚，改組北京市委，劉鄧出於自保或別的動機，一步一步地主動被動為毛澤東實施文革戰略目標掃清了道路，也為自己的失敗和滅亡準備了條件。
其他中央領導的責任
文革，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文革。文革是他發起的，但是，是許多中央領導積極輔佐的，還有些領導推波助瀾，他們也對文革的罪惡負有責任。
文革早期，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是有重大責任的。不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是毛澤東給的，他們是聽毛澤東的指示辦事。陳伯達雖然是組長，但是，江青實際上是他的領導。他的責任都是輕於江青。江青的責任大部份是毛澤東的責任。她直接落實著毛澤東的指示。而江青則自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他咬誰就咬誰。她也有自己的責任，主要的責任一是在文革初期的隨意點名，很輕率地打倒了許多老幹部，也在於批林批孔運動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需要安定的中國不得安寧。
林彪對於文革是有責任的。林彪很早就意識到毛有倒劉的動機，他介入文革是被動的。是毛澤東需要軍隊的支持，林彪的錯誤在於，他積極參與了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這個造神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力，最後，他造的神也吞沒了他。他對文革是有所抵制的。將文革髒水一古腦兒撥在他身上，與歷史事實是不符的。
周恩來對於文革有沒負責呢？我認為也是有責任的。第一，他一味地迎合毛的意思以求自保。他直接領導和參加了文革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例如，賀龍專案組是他負責，劉少奇專案組也是他負責。第二，當江青走紅的時候，他歌頌江青，當林彪走紅的時候，他大頌林彪，不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家，倒像是一個善於緊跟風向、善於自我保護的圓滑的官場人物。第三，他是文革路線勤勤懇懇的執行者。他有內心的衝突，文革路線其內心是不稱許的，文革中發生的種種事件與他的相對平和的性格是有衝突的。但是，他老老實實執行著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維持著文革的路線。第四，文革中的若干運動，例如北京開始的大抄家，大破四舊，鬥牛鬼蛇神，毆打教授，等等，他都沒有加以阻止。鬥爭國家主席劉少奇，他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在中國發生如此嚴重的違反憲法的社會運動，作為一個國家的總理，他是有責任的。可惜，直到他死，他只是表達了自己一直克制的不滿，卻從來沒有反思過自己的歷史責任。對於中國的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革命，周恩來都是負有著歷史責任的。一國之總理，怎麼能對一個國家餓死4000萬人不負責任？一國之總理，怎麼能對全國1億人受衝擊、數百萬人的被殺和自殺不負責任呢？
另外，中國的一些極左路線培養下的各級幹部和群眾，也有他們的責任。他們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部份的責任者。第一，文革中發生的大量的抄家、挖祖墳（例如挖包公墓，挖孫中山的丈母娘即宋慶齡父母的墓），並不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倡導的。是老百姓和基層幹部自主地進行的。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等地發生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後代的運動，也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大批大批地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孫子女的時候，老百姓還興匆匆地前去觀看助陣。愚民政策、新聞控制下的老百姓常常是錯誤路線肆虐的溫床。第二，對於文革的響應、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國的基層幹部和百姓中有溫暖的土壤。這千千萬萬人的迷信和落後，促成了民族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成了美國共產黨的主席，並且掌握了國家政權，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百姓是不會如此盲從的。美國的老百姓不會像文革中中國的老百姓那樣，去積極地參加和觀看別人的抄家、別人的批鬥會。當然，我說的中國基層幹部和百姓的責任，主要是道義的責任，不是法律意義的責任。我們民族確實存在著太多的劣根性。中華民族確實有著正視歷史、直面醜陋、認真反思、自我更新的歷史的責任。
最大的歷史責任者為什麼仍然光芒四射？
說到上面一大堆，問題卻來了。為什麼文革路線的執行者、參加者一個個坐牢批鬥，而親自策劃、親自發動、親自領導這一史無前例的運動的人，卻仍然享受著歷史的榮耀呢？為什麼胡錦濤在慶祝輝煌六十年的慶典時，還要特地安排一個毛澤東方陣呢？是不是要讓全國人民繼續緊跟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偉大統帥繼續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偉大革命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運動，使中國1億人受到衝擊，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使幾百萬人被打死、被逼自殺和坐牢。就是像陸定一這樣經歷過長征、當過中宣部長的高級幹部一家，加起來也坐了5、6年的大牢。文革中各種冤獄遍於中華。說來奇怪，儘管文革是被徹底否定的，但是，毛澤東仍然光芒四射。毛澤東思想仍然金光閃閃。胡錦濤慶祝輝煌60年的時候，把毛澤東領導的十年文革也當作了輝煌的一部份。60年是輝煌的，10年文革是60年的一部份，自然也算是輝煌的了。毛澤東方陣威武雄壯的陣容，似乎也在表示著這一歷史的輝煌。
這倒實在有點奇了。根據中央決議，文化革命是要徹底否定的，但是，發起、領導文革運動的毛澤東作為文革的主要責任者，又是絕對不能否定的。為什麼次要責任者一個個成了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而文革的主要責任者依舊是偉大領袖，依然酣然地躺在紀念館的水晶棺裡，讓全國人民頂禮膜拜呢？執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四人幫和執行過文革路線、也有過一些抵制文革路線的林彪倒成了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呢？難道真的是竊鉤者誅，竊國者王嗎？
首先，這是由於中國歷史文化中君權至上、皇上聖明的文化傳統使然。中國歷代皇朝，都是皇帝聖明，有什麼錯誤和責任，都是從大臣們身上找。明明是趙構殺了岳飛，歷史的替罪羊卻是秦檜，還株連了他的妻子。明明是唐玄宗治國有誤，導致了安史之亂，但是，歷史上卻由楊國忠和楊貴妃來負責。明明是武則天任用酷吏，但是，來俊臣被殺，武則天仍然聖明。同樣的道理，明明是毛澤東的嚴重過失，而將主要的責任委之於林彪，委之於四人幫，甚至委之於造反派。
其次，有些人對於文革的形成，其實也負有責任，他們想要逃避和洗刷自己的責任。將責任推在別人身上，是最好的辦法。文革的形成有一個長期的醞釀過程，例如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四清運動，等。這一系列的左的運動，是文革的預備階段。有些人是積極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即使是文革初期，他們當權的時候，他們也是殘酷的鬥爭者。很長時間裏，他們是毛澤東為首的極左路線的積極參與者，執行者和得益者。如果認真梳理起來，他們將難逃歷史的責任。因此，將文革的責任歸之於林彪、四人邦和造反派，他們可以裝扮成文革的受害者，自己將洗刷得乾乾淨淨，似乎是文革的清白者或歷史的清白者。將造反派妖魔化，將一切文革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身上，是有些人為了逃避自身責任的策略，是為了粉飾自己長期鼓吹階級鬥爭路線、積極鬥爭他人的醜陋歷史所採取的一種策略。
綜上所述，文革中的責任，毛澤東應該負責，劉少奇鄧小平應該負責，江青陳伯達的文革小組應該部份地負責，四人幫應該部份地負責。林彪也應部份地負責。一直「違心地」遵循著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周恩來，也有他的責任。他們各有各的責任。
文革有沒有合理性和積極性
在討論文革的歷史責任之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搞清，那就是文革有沒有一些積極意義，它難道全部都是錯誤嗎？我們討論文革，是否只有責任問題？它有沒有什麼需要肯定的東西？
我覺得，文革還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東西，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首先，文革在一段時間裏，有成立某種組織的自由，有運用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的自由。當年，如果某個領導有腐敗行為，群眾知道了，可以寫大字報。從某種角度講，當年的當權派，受群眾監督的水平要高於今天的水平。如果今天中國人仍然能運用大字報揭露腐敗和丑惡，我相信，倒下去的千千萬萬個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可能會少一些。今天的握著一定權力的人們，你能監督它嗎？不能。你能用大字報揭露它嗎？不能。四大這種毛澤東肯定的權利，被鄧小平宣佈為非法，即使是揭露真實的事實也是非法；你能通過寫信來揭露嗎？不能說絕對不能，但是，據許多群眾的經驗，絕大多數是不能的，是無用的。南方週末介紹，中國許多揭露腐敗的人，不少人成了「烈士」。（揭露腐敗者而被有權的腐敗者迫害至死，他們有動用專政力量的能耐，也有利用黑社會人士的能耐）70%的人受到打擊迫害。有人揭露河北省高官程維高的腐敗，結果是自己先進了班房。許多人揭露腐敗的信，轉到了腐敗者本人的手裡。靠反映求得問題解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過法律途徑求得公正解決也幾乎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你想通過上訪來求得問題的解決的可能性也很微小。許多被逼得無路可走、無家可歸的人，萬般無奈之下，千里迢迢到京上訪，但中央和地方組成了堅如長城的聯合防線，截訪大軍撒開了天羅地網，許多上訪者還沒有來到偉大祖國的首都，就已經被攔截。有的則以影響穩定、妨礙公務等罪名而關押、判刑、勞教。而在文革中，上訪的路是暢通的，寫大字報說話的權利是有所保障的。福建的李慶林寫信反映插隊落戶中的困難，居然還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和寄來的三百元錢。毛澤東批示說，「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在「改革開放（經濟）」年代，李慶林會怎樣呢？他蹲進了大牢，一蹲就是十幾年。兩相比較，文革至少是不能全盤否定的。
其次，文革中民眾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性。
文革中兩派或多派存在，領導的權威相對下降，使民眾有了一定程度參與政治的可能。一般地說，當時辦個紅衛兵小報、表達自己對某個問題的觀點，還是有一定的空間的。文革中，我家鄉的一些工人、教師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捉到監牢。有四個學生、兩個老師、兩個工人組成了上訪小組到北京反映，沒有遇到截訪大軍，中央接待小組的同志很認真地聽取情況，很誠懇地幫助上訪者解決各種困難。甚至幫助解決食宿問題。如果這事發生在今天，八個人的上訪，完全有可能被截訪大軍押回，也很可能加上一個無端滋事、破壞穩定的罪名的。但那時卻不用擔心這個。後來，為了要求公安局釋放無故關押的人，居然進行了靜坐、絕食，當局竟然沒有動用武力，還釋放了被關的人，並同意為他們平反。有研究者認為，文革存在著人民文革的某些方面。這是應該研究的。文革的研究，應該是批判它的專制性、殘暴性，而要肯定它的在特定情況下部份地存在著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文革已經是近半個世紀前的「城南舊事」了。今天，「白頭宮娥在，閒話說玄宗。」當年翻天覆地的革命，變成了淡淡的往事。文革，中國人是付了沉重的代價的。文革需要研究，需要分析，需要分清責任。簡單地全盤否定是不科學的，不利於真正認識文革的錯誤，反而有可能把文革中需要借鑒的東西全盤掩蓋。不讓人民研究文革、不讓後人瞭解文革是錯誤的話；對文革的責任來個李代桃姜，找個替罪羊，也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只有認真分清是非後，才能準確地區分責任，才能吸取有益的教訓。我的文革責任論只是一家之言，願意聽到不同的聲音。
長超、2010.1
2010.5
8月修改@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