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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 有關中共利用處決人犯器官獲取暴利的說法時有所聞，但真正直接參與從死囚身上割取器官，並公開在美國國會作證揭發此事的則以王國齊醫師為第一人。王國齊於一年前以旅遊方式來美即不歸，現正請求政治庇護，以下是他在國會作證的證詞全文：
我的名字叫王國齊，今年卅八歲，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師。一九八一年我高中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四年進入武警衛生學校學習，取得了外科和人體組織結構的高等文憑。後在天津武警總隊醫院燒傷科擔任醫師。我的工作要求我從死囚的身體摘取皮膚和眼角膜，我做過不下一百次，有些次是從為了採取他的器官而從被處死的犯人身上取下來的。今天我懷著十分懺悔的心情在這兒作證，指出在中國摘取並買賣死囚器官和皮膚的實況。
我介入採取死囚犯人的皮膚，開始於我在北京解放軍總後勤部直屬的解放軍三○四醫院進修「人體組織器官低溫貯存及臨床應用」的時期。在這兒醫生和軍人二者的身分是很難區分的。為了能取得死囚的屍體，我們總是給公安及法院等單位「紅包」。一具屍體在兩百到五百人民幣之間。犯人一經槍決後，屍體儘快被抬上解剖室，而不是送到火葬場。我們就取出他們的皮膚、腎臟、肝和骨頭、眼角膜等作為研究和實驗用。我在這裡學習了上述的燒傷專業。一般病人出一百元人民幣可買十平方厘米皮膚。
在北京學完後，我回到天津武警總隊醫院，協助科主任劉凌風和院長宋和平打報告，採購了相關的設備，建立了天津也是全國武裝警察的第一家皮庫。很快地我同天津市最高法院刑偵科的邢科長建立了聯繫。
國內每到逢年過節，或者是配合政府部門「嚴打」的時候，就會宣判槍決一批囚犯。事前，天津市最高人民法院刑偵科就會通知我們醫院。醫院會每具屍體送三百或六百元人民幣到天津市最高法院。此交易沒有任何收據、憑證。
當接到正式通知日期後，我們會準備好手術器具，提前一小時到達北倉殯儀館等候。根據刑偵科的要求，我們參加人員必須穿便裝，不能穿警服，使用車輛要用民間牌照。在取皮之前，我們先把囚犯雙手綁的繩子剪斷，衣服除去。每個囚犯衣服口袋裡有一張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上面寫著犯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工作單位、家庭住址、所犯罪行等，但是判決書上並沒有關於屍體捐獻的文字，犯人並不知道死後自己的屍體及組織器官會被別人取走。
在火葬場我們必須快速地工作，一般每具屍體取皮只需要十至二十分鐘，剩下來的就交給火葬場處理了。我院一年大約要派我們小組的人到刑場取皮五到八次。每次能取四具屍體，這不只是為我們，也為了其他跟我們有較好關係的醫院。我院在燒傷科方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聲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益。
由於獲得大量經濟利益，院方就逐漸地要求別的科室也從事這種工作，具體有泌尿科進行人體腎臟移植工作。一次腎臟移植手術所需費用是很昂貴的，大約需要十二至十五萬元。
這樣高的價格，只有有錢有地位的人能出得起價。有了錢，下一步是找一個合適的供體。一九九○年八月，在警察陪同下我和泌尿科的同事被派去高等法院和監獄，採取四名犯人的血型標本。警察對犯人說是進行健康檢查，因此犯人並不知道被抽血的原因，當然更不知道自己的器官將被摘走。取樣化驗結果，我們決定了一名合適的供體。
供體選定了，院裡就舉行泌尿科、燒傷科和手術室人員的手術前會議。我們商討了受體的術前準備工作，及部署運輸及人員。刑前兩天，高等法院通知來了。當天我們都穿著便衣來到刑場。刑前我們給死囚犯注射肝素，防止血液凝固，有助於器官的摘除。當所有軍警醫務人員到達後，就把我們要的犯人首先押下了車。
在刑場旁邊，邢同義和我兩人負責用擔架將屍體抬進救護車。戴著手銬腳鐐的犯人挨了一槍之後，警察就將他的腳鐐打開，我們兩人得在十五秒內將屍體抬入救護車內。我們的泌尿專家迅速取下了囚犯的二只腎臟後就立即回醫院了。這時車外同時處決了另外三名犯人，這三名犯人的屍體由火化場的工作人員拉到火葬場，我們在那兒的一個小房間內取了屍體的皮膚。我們院長同天津眼科醫院和北京304醫院關係好，他要求我們也同時為這兩院取他們需要的眼角膜。
我雖然參加過上百次的取皮工作，但下面的一次經驗使我良心一直受到譴責。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們到河北省唐山地區濼南縣取腎及取皮。我們提前一天到達當地。這名犯人是因為偷盜被人發現而殺人滅口，被判死刑。臨刑前我給他注射了肝素，防止血液的快速凝固。警衛跟他說是給他注射安定劑，那名囚犯直說謝謝政府。
刑場指揮一聲令下，隨著槍響，囚犯即時倒地。不知是槍手太緊張沒瞄準，還是為了不讓器官受損，打得偏了，死者一直在地上打滾。我們奉命把他抬到救護車裡，泌尿科的醫生王志富、趙慶林、劉啟友迅速準確地將囚犯的腎臟取了出來。取完腎臟後，他還有呼吸及心跳。刑場指揮問縣法院的同志，是否需要再補一槍。得到的回答是，兩側腎臟都取出來了，他絕對活不了，不要浪費子彈了。泌尿醫師們趕著回到醫院，縣裡的人，行刑人員和武警都接著離場，只留下我們燒傷科取皮膚的幾個人在車內取皮。我們聽得到外邊的圍觀群眾的聲音，很是驚慌，怕死囚的家屬也在人群中，會衝上車來。我們只取了一半，就將屍身裝入大塑膠袋內，丟進縣火化場的運屍車上。當我們的車離開臨時刑場時，老百姓就開始向我們的車後拋石塊。
自從這次事件後，我常作惡夢。我參與為中共政權的政治和經濟目的而服務的工作，而不是為了病人的健康。雖然我也為燒傷的病人和器官移植病人服務過，但這並不能開脫我曾經上百次地參與有傷醫德和不道德的摘取皮膚器官的做法。
我決定不再參加這種摘取器官的工作了，我的妻子也支持我。我寫了書面的報告要求調動工作。但院方不同意，說沒有其他合適我技能的工作，並要求我交出書面的保證永遠不將我們醫院及科室關於人體器官貯存及來源和高價出售等等情況曝光，要永遠保密，否則就要對我不客氣。同時又派另外一名醫生，去北京解放軍三○四醫院再次學習，接替我的工作。直到我一年前來美國，他們武警天津總隊醫院還在進行著人體的器官買賣。我要把這一切可怕的真相公開出來，希望這樣能促使他們停止這罪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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